今年的高考结束了，我虽再无参考资格，家中也无考生，但每年这个时候还是很关注，甚至有些小激动，说不好是一种什么情结。
英语，依然并同于语文数学，是高考的重点科目，凑个热闹，说说我一路走来的英语学习。
如果把家里的书做一个认真分类，我估计最多的，应该是英语书。有我的一部分，来自各个学习阶段的课本以及心血来潮的冲动购买，还有一部分是儿子的，他曾在新东方教授SAT和托福。
别看英语书最多，要说最学无成效的就是英语了。
学英语，始于1969年11月。这一年冬天，1966、1967、1968三届（不记得是否还有1969届）小学毕业生在停课三年后，一同就近入学，进入初中学习。
说是复课，但并未真正进入学习状态，社会上的动荡仍然影响着学校的一切，不论什么课，教室里总是乱哄哄的。最有意思的就是英语课，都已经老大不小了才从字母ABC学起，内容以政治口号和军事用语为主。
有一堂课，老师叫一个男同学用英语念一句祝福的口号，他吭哧了半天憋红了脸，终于鼓起勇气用地道的太原话念道：“郎来夫策而蒙毛”，一下子全班就炸开了锅，包括老师在内，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喧闹过后老师郑重地告诉大家，说英语不能带地方口音，之后又叫一个女同学起来念字母，女同学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当她用标准的普通话对着字母W，字正腔圆语速极慢地念出“大——补——瘤”时，又把教室热烈的气氛推到了高潮。一堂课，就在这种嬉闹中结束了。
这就是初中的英语学习。
进入高中，没赶上学音标，稀里糊涂地跟着学课文。我们是复课后的第一批高中生，各门课程都没有统一教材，老师自选教材教我们。
英语老师叫景新汉，他高高的个子，黑黑的面庞，清瘦健硕，言辞谨慎，时常穿一身牛仔服，运动鞋，当时我们没有见识，以为他故做简朴，穿的是劳动布工作衣。他天天更换衬衣，领口露出些许，清爽干净，这在当时颇为少见。我们知道他是留学美国回来的，工作后偶然读《李敖回忆录》，才看到他是李敖的同窗且关系极为密切。
景老师台大毕业后到美国留学新闻专业，学成后因向往祖国，与爱人一起取道瑞士、香港辗转回到大陆，六十年代中期，这种身份，自是不用多说，几经周折，才有向好转机，到中学做了英语教师，我们成了他的第一批学生。现在回想起来，景老师其实是不大适合做老师的，他话不多，课下十分客气但交流很少。有一堂课，他讲英语的否定式，要我们把“农业学大寨”改为否定式，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虽然比他小很多，但政治敏感性比他高，及时提醒他换了另外的句子来讲。
高中两年，英语的关键知识并没有掌握多少，记了一些单词，学了几种时态而已。
大学的英语教材是大连海运学院的《基础英语》，厚厚的上下两册。虽不能说英语是零基础，但面对几乎全是物理、化学、生物等专业内容，别说英语了，汉语都读不懂，大量的生词，长篇的课文，原来那点零碎，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幸考试内容都在书里，死记硬背是唯一的办法，每到考试，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英语上。最惨的一次是，因备考英语熬了个通宵，第二天一早到盥洗室洗漱，发现自己嘴歪眼斜——面神经麻痹了，后到校医院针灸治疗，一针下去就因晕针不省人事了……万幸的是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嘴眼完全复位，但这次英语复习的代价还真让人后怕。
在单位里，除了应付职称考试，英语用得很少，和在学校一样，都是临阵磨枪，特别是在晋升教高时，因怕英语考试不过关一度想放弃申报，好在最终还是顺利过关。
这么多年，就这样断断续续有过英语的学习，但从来未开过口，听力更差。但我想我是喜欢语言这门学问的，从2017年7月开始，我在一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开始英语口语学习，每天打卡，把一段语音练习发到学习群里。群里原来68人，现在还剩20来人，目前只有群主和我，还有一个叫Dream的一直在坚持打卡，估计学习英语也是她的Dream（梦想）吧。
这几年的坚持，英语口语有了一些进步，体会到了学习另一种语言的乐趣，并通过坚持做这样一件事也锻炼了毅力。
今年两会期间，有代表提出“取消英语中小学主课地位，不再将英语（外语）设为高考必考科目”的建议，提议一出，就引发了热烈讨论，一部分人认同代表的建议，认为英语只对不到 10% 的大学毕业生有用，成果应用率低，不如让学生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别处。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语言学习不能局限于语言本身的应用。
那么，关于语言“另外的用途”是什么呢？一篇《语言如何塑造思维》告诉了我们通过实验得出的结论：
语言影响我们思考空间和时间的方式；语言会给我们的思维打开一个新世界；语言中的词性影响着人们的表达；语言影响我们对事件的认知；语言多样性的美妙在于它向我们揭示了人类的大脑是多么巧妙和灵活；语言是有生命的，它可以通过打磨和改变以满足我们的需求，如果我们改变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思维和行为也会随之改变......
我的学习尚处于低级阶段，无法体会《语言如何塑造思维》所做的结论，但我能体会学习另一种语言，不同于母语学习的乐趣，同时，由其内容更开阔更宽泛的视野，还是要坚持打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