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2月，北京外国语学院首届英语函授班进修生结业合影。一排左四为梅仁毅，左五为外教杰弗里，左六为陈琳，右五为杨宇光，右四为卞学恒。图/受访者提供）
广播函授英语往事
本刊记者/李红笛 鲍安琪
发于2021.7.26总第1005期《中国新闻周刊》
1988年10月15日，河南原阳县祝楼乡中学英语教师李长栓在郑州这座陌生的城市中冒雨奔波了一整天，既找不到旅馆，也买不到考试用的2B铅笔，更没有时间去找考场。而第二天上午八点，就要开考了。
最后，他只能买了一支1B铅笔和一支3B铅笔，想着用3B和1B分别涂一遍，也许可以充当2B。
这个考试，就是北京外国语学院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的首届广播函授英语课程的结业考试。
1985年，全国十多万人缴费报名参加了这个函授课程，约2万人坚持学完了三年，12317人参加了结业考试，7856人通过，98名优胜者参加了复试。最终，李长栓和另外26人被录取到进修班，在北外校园中度过了难忘的1989年。
“当时在社会上积存了一批因为各种原因没能读大学的英语爱好者和精华，之后我记得没有这种形式了，这是天逢其时。这个班此前没有，此后也没有。”北外教授梅仁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没有寒暑假的课程
首届广播函授英语课程是由时任北京外国语学院夜大学校长、函授部主任陈琳教授一手策划、主持的。
改革开放之初，教育资源相对于井喷的需求严重短缺。在邓小平“教育还是要两条腿走路”的指导思想下，广播、电视等远程教育获得了空前发展。
陈琳曾回忆，1978年9月，李先念邀请他和北外其他几位专家到家中做客，探讨国内英语教育的现状和出路。就是在这次交谈中，酝酿出了利用电视、广播等媒体在全国掀起英语学习高潮的思路。
很快，陈琳主讲的“广播电视英语课程”在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黄金时段同步推出，从1978年直至1983年。陈琳编著的《广播电视英语课程》教材仅在北京就发售了1500万套。一股全民学英语的热潮就此涌起。
大约在1983年，还在村里的“戴帽中学”（意即小学戴上顶中学的帽子）读初三时，李长栓就开始听广播学外语了。
他听英语广播，是伯父常义志引入门的。常义志在新中国成立前曾入“国防部无线电学校”学习，期间学习了英语，1957年被划为“右派”，平反后在当地中学教英语。常义志建议他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星期日广播英语”。
由国际关系学院申葆青教授主讲的这档节目水平很高，介绍的都是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这样的作品，远远超出了李长栓的能力，但他学外语的愿望强烈，还是坚持听。这个节目的英语原文会刊登在《广播之友》上，他就咬咬牙订了这份报纸。
1985年5月，李长栓在《广播之友》上看到了一则广播函授英语课程的招生简章。
课程由北京外国语学院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学制三年，面向全国招生。最让李长栓心动的是这条：修业期满、结业考试成绩特别优秀者，由北外提供奖学金1600元，到北外进修班学习一年。
报名需要缴纳第一学年学杂费80元。80元并不少，李长栓的父亲是邮递员，月工资才40元，且他家条件在村里已经算最好的之一了。但家里一贯支持他学习，这次也不例外。
注册后，李长栓收到了邮寄来的学员证及第一批课本和磁带。家里只有一个半导体收音机，他想买一个单放机但买不起，因此磁带放在家里几年都没拆包装。
1985年9月1日，广播英语函授课程正式开学了。
付费报名的在册人数超过10万，自由收听者就无从统计了。要跟上这个课程，需要极大的毅力。
与以往的讲座式广播英语节目多放在黄金学习时段不同，这个函授课程反其道而行，每周一三五晚上22时30分在中央电台一套首播，二四六清晨6时30分在中央电台二套重播，星期日休息。设计初衷很明显：不是为了让人在茶余饭后“开卷有益”地顺便听一听，而是要像在真正的课堂上一样专注学习。
但学校有寒暑假，这个课程没有。
在雷打不动的听课中，李长栓从河南省汲县中等师范学校毕业，成了乡里一名英语老师，一边教学一边继续听广播。
最困难的是麦收和秋收时期。那时学校要放假，老师、学生都要回家帮忙收割。这是最重最累的庄稼活，从早上5点多一直干到晚上七八点，吃完晚饭只要一沾床边人就会睡着。他只能硬撑着等，有时候实在支持不住就把闹钟上好先睡一会儿。
在他的老家，大年初一早上要走街串巷，给长辈磕头拜年。有一年他拜到一个长辈家时，正是早上6点半的时段。他看到这家人的收音机放在桌上，就赶紧拿过来听了一会儿，没听完就只能走了。三年中，他只有那一讲没有听全。
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阿荣旗二中公办代课教师崔钟民也在坚持收听这个课程。他高考落榜，以中学生资历教中学生，很怕误人子弟，因此坚持边教边自学。他每次都是听晚上22时30分的课，然后开夜车学到两点睡觉。
他有一台小型单放机，可以用来听磁带。这是他用当民工给国道修桥赚的300多块钱买的。但无论广播还是磁带都只能听到声音，看不到老师的口型，这是他学习中的困扰。
1989年，杨冰（右二）常带着外教白达仁（左一）及他的朋友们到处逛北京。图为他们骑车逛街后在魏公村一家小饭馆吃饭休息。图/受访者提供
不光要学好英语，还要学好汉语才行
函授英语第一年主要讲发音和基础语法，但进展较快，基本上三讲讲完一课。课后有练习题，每课要掌握100~150个单词。
到了第二年，课文的难度一下就上去了。教材异常鲜活，是后来的英语本科教育都未必具备的。
如第二学年下学期的第10课有两篇课文，是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签字仪式上的双方讲话的对照。课文A为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及其官方英译文，课文B为撒切尔夫人的讲话及其官方中译文。这一课的目的在于学习正式讲话的体例和一些用语。
撒切尔夫人讲话的开头为“Your Excellency Chairman Deng Xiaoping（邓小平主任阁下）, Your Excellency President Li Xiannian（李先念主席阁下）”等一系列称谓，课文介绍，Excellency可作为对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大使、总督和主教等的尊称。
崔钟民有个同事跟他一起报名学习，学到第二年觉得难度太大，就渐渐落下了。
这种情况并非少数。第二年缴费报名人数骤降到了38416人，到第三学年只有20284人了。
头两学年的教材是陈琳主编的，担任广播主讲并录制课文磁带的有陈琳、屠培、楼光庆、王若瑾、王毅、张耘和李宪生。第三学年讲翻译，由庄绎传主编和主讲。
庄绎传回忆，1986年的一天，陈琳找到他说，第三年的翻译课要由他来承担，他就开始做准备，编教材。
过去在大学教翻译课都是小班授课，学生交作业后，老师批改，上课讲评，重点讲几条翻译技巧，但函授显然无法用这样的教学模式，必须另辟蹊径。庄绎传赞同傅雷所说的，翻译重在实践，因此决定放弃以单句为基本教材的传统模式，改以整篇材料为主，引导初学者走上翻译之路。这一模式后来被广泛复制，函授教材经修订后成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英语专业翻译课程的指定教材。
1987年7月24日，录音开始。庄绎传请两位研究生轮流陪他，每周一次去中央电台录音。由于时间紧，教材随编、随录、随播。8月28日，节目开始播出。
开学几周后，庄绎传收到一位函授学员的来信，说英译汉已经摸着点门路，汉译英还没入门。这让他很欣慰，觉得这套新的教学模式是行之有效的。再上课时，他鼓励大家，汉译英要使用英语，难度较大，要假以时日才能有进步。
他常采用一些名家的文章。如第7课是吴祖光为《新凤霞回忆录》所写的后记，由翻译大家戴乃迭译成英语。庄绎传对这篇短短的文字做了详细的讲解，分析英汉结构的异同，以及译文的精妙之处。
如吴祖光的原文写道：“凤霞的一生过来不易，受过贫穷，受过冻饿，受过说不尽的欺侮折磨，但是她都能经受。”戴乃迭的译文是：Fengxia’ life has been hard. She has known poverty, gone cold and hungry, and been cruelly treated innumerable times.
庄绎传讲解说，我们看到“受”总先想到suffer和bear等词，其实know用在这里再恰当不过了。
学到翻译课的时候，崔钟民开始感到，不光要学好英语，还要学好汉语才行，因为汉语不好，翻出来的东西就难以准确优美。
翻译课到1988年7月28日结束，整个函授课程，也就此结束。庄绎传后来感叹，两三万学子花一年时间学翻译，这种盛况恐怕是空前绝后的。
结业考试在北京邮电学院函授分院的支持下进行，共设115个考点，考试程度相当于大专英语单科考试。通过结业考试的7856人中，98人收到了复试通知。
山东淄博周村区彭阳中学英语教师杨冰差点与这次复试擦肩而过。那是1989年2月22日，传达室老大爷悄悄告诉他，有一封北京来的信，校长拆看后说不能让他知道。他去找校长质问，校长见瞒不住，从抽屉里拿出信还给了他。他一看，复试日期正是当天。
他不甘心错过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还是于第二天中午赶到了北外。但函授部工作人员毫不通融。
那时正是中午打饭时间。他难过地往外走，马上就要走出函授部的小月亮门了，一抬头碰到一位长者，端着快餐杯，上面放了4个包子。他福至心灵，大胆地上前问：您是陈琳教授吗？对方说是。他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立刻将自己的情况和盘托出。陈琳听完，用英语问了他几句话，赞许地说，你基础很好呀。
在陈琳的安排下，当天下午，函授部用B卷为他重新组织了复试。
黑龙江阿城市松峰子弟学校代课教师王伟冰一直怀疑，自己是参加复试的98人中的最后一名。因为在大礼堂复试时，他的座位号是98号。他当时鼓起勇气问老师，自己是不是最后一名，老师说你现在不用管这些，好好考试就行了。被录取后，他觉得复试人选可能是从全国范围来整体平衡的，向班主任老师卞学恒求证，卞学恒说，既然来了就好好学习，不必关心这些事情。
进修班在1989年3月开学。开学第一堂课，老师介绍了广播函授的学习和考试情况，然后说：“我们这次复试的状元，不是河北的，不是山东的，而是河南的！”
李长栓看了看周围，见没有别的“河南的”同学站起来，于是迟疑地站了起来。
“西院”一年
进修班一共27人，职业为教师的最多，约十来位。李长栓年龄最小，只有21岁，年龄最大的是天津大港区一所职业技术学校的一位副校长，56岁，头发都白了。班长也选出了两位，各自负责一个年龄段。31岁的王伟冰当过教导主任，做“大班长”；22岁的杨冰口语最好，当“小班长”。
北外本科生在东院，进修生们上课和住宿都在西院。宿舍不够，以30岁为界，年龄较小的住宿舍，较大的住招待所。上课也在西院，借用一所小学的教室，夏天夕照时拉上窗帘，头顶的吊扇转动时发出嗡嗡的声音。
进修班上午上课，下午自修。课程有精读课、泛读课、口语课、口译课、写作课和听力课。
陈琳教口语课和写作课。他的课堂风格沉稳严肃，标准的英音，气场强大，十足的英国老绅士派头。
精读课主讲老师先是梅仁毅，后是王锡钧。本来安排的是大学英语三四册，学生们要求多上课，后来又讲了第五册的一部分。
梅仁毅是陈琳50年代的学生，1983年从美国访学回来，当时是北外英语系副教授兼美国学研究中心主任。他回忆，当时他在给二年级本科生上精读课，陈琳找到他，希望他同时给进修班上课，他同意了。讲课与本科生用的是同一套教材。
在王伟冰印象中，梅仁毅讲课平稳中有幽默，说话一个字不多，一个字不少，闪耀着英语智慧的光芒。学习上遇到问题，他一句话就能帮助解开。课间，他还会与年纪较大的学员分享香烟。班上同学极为尊重他，不等他去擦黑板，马上有人主动上去擦掉。“后来我办了自己的培训学校，我觉得自己强烈地受到梅教授风格的影响，可以叫‘教学民主’吧。”王伟冰说。
教口译的老师邹薇才23岁，刚从北外研究生毕业分配到函授部。杨冰记得，邹薇青春靓丽，高挑身材，还会打网球，讲课流畅节奏快，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女神一样的存在。
邹薇回忆，80年代整个中国在文化上都非常活跃，大家刚从禁锢中解放出来，很多年轻人都强烈想学好英语。尤其这些进修生，他们的学习热情和劲头跟在校生很不一样，自学能力也特别强，但就是开不了口。她的工作，就是把他们的嘴一点一点打开。她很依赖杨冰，常靠他来带动全班，“否则大家都不开口，这课就难讲了”。
教口语的前后有两位外教：杰弗里（Geoffrey Roche）和白达仁（Darren Paproski）。伦敦人杰弗里严谨，甚至有点拘谨，加拿大人白达仁则开朗、热情。他们通常做一个半小时的专题讲座，本科生有时也过来听。课时费为人民币80元，现金结算，每次都是王伟冰或杨冰先去领出来，在上课前交给他们。
杨冰和白达仁很快成了朋友，周末常会带着他和他的朋友们骑单车逛北京胡同，到处游览，撸串，吃小摊。
来北外之后，看到“东院”“西院”处处待遇不同，很多人还是感到了心理落差。
东院的300人小礼堂晚上常放映英文原版录像片。门口有专人把守，进修班同学没有学生证，是不让进的，但等看门的离开了，也能混进去。开始图书馆等场所都不对他们开放，后来向学校反映之后，得到了解决。
陈琳还为他们班教室协调来了一个小彩电，杨冰常去找助教老师杨宇光帮忙借原版电影录像带。杨宇光年轻前卫，长得有些像何炅，总是尽量满足同学们的要求。
午饭后搬来录像机，调好电视，大家就在教室里看原版电影。几乎每周都放片，持续了近半年。
为了听《美国之音》、BBC等节目学英语，杨冰买了一个索尼最新款高级短波收音机。收音机三百多元，是他用攒了几个月的工资买的，是当时同学中最好的设备了。他记得，那时候《美国之音》的有些节目做得非常好，比如会从一个词去讲美国的历史，后来就不行了。
来学校之前，李长栓根本不知道还有外台。到这后，他花了几十块钱买了一台短波收音机，每天坚持不断，有空就听。没过多久，他的听力终于赶上了其他同学。“这个环境和在家乡的田间地头太不一样了。你看到更多的事情，跟更多的人交流，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他说。
在宿舍，大家尽可能不说汉语，模拟英语环境。来自山东烟台人民银行的戴新升能把有四万多词汇的一整本词典背下来，震惊了其他同学。
紫竹院公园有一个英语角，是陈琳发起的，吸引了很多英语爱好者。附近很多著名高校的学生都爱去那里，一些老外也会去。杨冰是那里的活跃分子。英语角话题广泛，人们思维活跃，常讨论一些社会话题，如怎么样才能发挥出人民的创造力、让人民生活得更幸福等。谁的口语好，大家就会围着他交流对话。杨冰在这里接触到了很多新的信息和观念。
那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多少影响了进修班的课程。李长栓记得，上学期很早就停了课，暑假提前到来。有一天，大家来到教室，没有看到人，却看到黑板上有几行大字，是陈琳用英文写的：“大家放心，我们会把被耽误的一切全都补上。我和你们同在。”为了补足课程，进修班学生提前返校，8月中旬就开学了。
1990年1月，为期近一年的进修结束。
虽然来之前就知道这个进修班是没有文凭的，但大家还是希望学校能发给一张毕业证书，因为这涉及转成公办教师、评职称等很多现实问题。为协调此事，陈琳来回奔波。王伟冰曾在路上碰到他带着资料而行，说是再去跑一趟，跟院党委协商看看。最终，他们领到的依然是一张进修证书。
“广播英语函授课程”从1988年开始举办了第二期，也是为期三年，但没有再办进修班。第二期结业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与大连外国语学院联合主办了“广播函授美国英语听说课程”，学制为一年。
从进修班结业后，李长栓回到了乡中学，开始了新一轮的自我奋斗。1993年，他考取了北外高级翻译学院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高翻学院副院长。
王伟冰原本只是一名代课教师，转成公办教师需要国家承认的大专文凭，他明知读这个函授班拿不到文凭，但出于对英语的爱好和追求还是报了。他相信，只要自己有本事，不愁找不着饭吃。进修回校后，他获得了破格提拔。
今年66岁的他，教了42年的书，没有任何一张大学文凭，只有一张北外的结业证书和进修证书，陪他走遍了全世界。
杨冰一心想赴美留学，1990年考了托福、GMAT，被斯坦福大学的MBA录取，但被上级认为暂时不适合出国而未能如愿。他辞职下海，与当年的外教白达仁合作，在淄博参与建立了一家英文名叫New Vision的合资公司，后退出。此后他创建了自己的公司，现在已是一名企业家。他一直在寻找失联的白达仁，目前还没有找到。
崔钟民1992年离开内蒙古呼盟老家，开始了新的生活。他曾在LG、索尼爱立信等多家外企工作，现在在上海开了一家自己的贸易公司。他的每一份工作，都跟英语有关。
他一直保存着当年的部分教材和磁带，舍不得扔掉。缺失的教材，他陆续从旧书店淘齐了，还把磁带转换成了可用于电脑播放的音频格式。
最近，他在喜马拉雅电台上开设了一个节目，叫“重温上世纪80年代广播函授英语课程”。他说，这个课程顺应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对外语人才需求急剧增加的时代要求，同时极大满足了中国广大农村地区有志英语学习者的强烈愿望，堪称成就了一个传奇，这一段历史不应该被忘记。
在节目中，他像老师那样朗读了课文。不过，毕竟陈琳、屠培、张耘等人的声音是无法模仿、难以复制的。他们每个人的英语发音都有着独特的辨识度，那是当年那些没有机会进入正规院校的英语爱好者耳中仙乐般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