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第一》，[美]傅高义，丹柳、张柯、谷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228页，39.00元

《日本还是第一吗》，[美]傅高义，沙青青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170页，45.00元

一、“日本第一”的诞生

2003年，日本国民偶像团体SMAP发行了单曲《世界上唯一的花》（世界に一つだけの花），该曲以其简洁明快的曲风和朗朗上口的歌词成为平成时代传唱度最高的流行歌曲。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之后，该曲发布了中文版，歌词大意与日文版差异不大。为便于读者理解，摘录中文版几句歌词如下：“回想起我们从儿语牙牙，就怕输掉明天，付出代价。所有的人都想要第一个到达，你不会落后不要害怕。用清脆步伐，你是这世界上最特别的花，每个人都是种子在发芽。”

关于这首歌所要表达的主题，虽然有各种解读（有人认为这是一首反战歌曲，因为歌词里面有诸如“无须争论谁是第一名”等表述），但我想对于个体的尊重、多元共生的理解恐怕不容否定。特别是最脍炙人口的那句“不需要成为第一（Number One），只需要成为具有特色的唯一（Only One）”。当然，也有批评的声音，其中有一点就是“为何不去追求第一？”如果上升到国家层面，这也跟印象中那个事无巨细、精益求精、重视集团主义的日本多少有些不搭调。

1979年，哈佛大学日本问题研究专家傅高义出版了《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一书。该书的精装本在美国卖出了四万册，平装本卖出了十万册，而日文版则以七十万册的销量冠绝群雄，可谓“墙里开花墙外香”。该书出版后舆论界反响不一，日本国内倒是普遍乐见有美国学者为其经济的成功背书，因此也给傅高义带来了超高的学术知名度。1980年代是日本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是企业还是民众都四处“爆买”，恰如其分地演绎了“日本第一”的繁荣景象。不幸的是，在进入1990年代以后，因为泡沫经济的崩溃以及政治社会多重危机导致日本经济进入萧条期。舆论界对傅高义的赞美开始变成质疑，虽然作者本人对其做了相当多的解释工作。

《日本还是第一吗》——傅高义以这个疑问为题目的著作于2000年出版，算是对各方质疑的一种正式回应。这本书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也没有非常缜密的叙事逻辑。该书的主线是回应“日本是否仍然第一”的疑问，但也穿插了傅高义作为日本研究学者的学术生命史，对于我们理解其学术轨迹也有重要的参考作用。傅高义在书中交代，这一年他将从哈佛退休，结束了繁重的行政工作，开始有时间潜心于中日问题的研究，这些都是后话。我在这里也并非基于该书的研究框架和内容进行评价，而是借此机会思考“日本第一”在历史与当下的存在意义和价值。

以上就是傅高义1979年《日本第一》和2000年《日本还是第一吗》两本书诞生的前因后果。从2000年到现在，日本在政治上经历了政权更迭、经济上经历了长期衰退，同时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以及核泄漏所带来的创伤到现在尚未抚平。如今又是二十年过去，本书的中文版姗姗来迟，但傅高义的疑问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可谓恰逢其时。

傅高义

二、日本成为“第一”

日本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其经济总量于1968年超越联邦德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国，这个国家的成功引来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究竟其成功的背后是哪些因素在起作用？社会学家出身的傅高义此前对日本家庭和社会结构有着深厚的研究积累，在此基础上他写就了《日本第一》一书。

尽管傅高义本人多次澄清，所谓的“日本第一”是一种抽象意义，作者并不认为从数量的角度日本能够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巨无霸。但日本经济制度的诸多模式是值得美国学习的，所以该书副标题是“美国应该从中学到什么（lessons for America）”。在《日本第一》一书中，傅高义主要介绍了日本经济成功背后的社会以及制度基础。就具体内容而言主要涉及知识精英、官僚阶层、政治分配、企业治理、基础教育、社会福利、公共安全等领域。例如日本独特的官僚（公务员）选拔机制如何确保精英阶层治国，确保行政部门的高效率。而在公共安全领域的低犯罪率则有利于塑造良好的社区共同体，赋予日本民众较高的安全感，这也是美国所难以匹敌的。作者希望日本能够成为美国的镜子，希望美国能够从日本的经济发展中获得启示。

傅高义对日本近乎崇拜的赞美，导致美国学界对他的批评超出了学术讨论的范畴。其中不乏情绪化的攻击，例如“傅高义戴着玫瑰色的眼镜打量日本”“傅高义在日本的时间太长了，他失去了自己的客观性”等等不一而足。然而，正如作者反复强调的那样，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者。在《日本第一》一书中，他如此说道：“我是发自内心对自己的祖国美国的不可抑制的爱国心而写的。”而在二十年后出版的《日本还是第一吗》一书中，傅高义仍然不忘澄清自己“是真正意义上的爱国者，一个世界主义的爱国者。我希望美国做得更好，对来自日本的挑战能做出建设性的回应”。

针对日本经济取得的奇迹，美国不是没有回应，但是否是作者所期望的那种“建设性的回应”，则要打下大大的问号。

傅高义的作品给美国带去的不是“lesson”而是“threat”，当然我们也不可以把帽子都往傅高义一个人身上扣。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A. Johnson）的著作《通产省与日本的奇迹》（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大约与傅高义的著作同期出版。美国商务部则在更早一些时候就注意到了日本对美国的威胁，并于1970年代初期发表了有关日本政企关系的重要研究报告（Japan: the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该报告不仅为美国政府在接下来同日本的贸易摩擦（1970年代美日之间围绕纺织品以及钢铁等领域的贸易摩擦十分尖锐）谈判提供重要的参考，作为严肃的学术作品也具有相当高的影响力。例如日本著名政治学者大岳秀夫在评价这一时期的日本政治学研究时，亦将这一报告作为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代表作品（大岳秀夫：《经济高速增长期的日本政治学》）。

《通产省与日本的奇迹》（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进入1980年代后，日本确实向着“第一”的方向迈进。根据1983年美国商务部发表的报告，在当时公认的五个高新技术领域（飞机制造、航空航天、半导体、光纤、智能机器人）中，美国只在飞机制造和航空航天领域占据优势。日本在这两个领域主要受到和平宪法和武器出口限制，并无意愿向着两个领域涉猎过多。美国盖勒普调查公司受日本外务省委托开展的舆论调查显示，每四名美国人中就有一人认为日本在高技术领域是美国的威胁。“日本第一”给美国带来的冲击是实实在在的，但美国政府并没有按照傅高义的路线图来设计美国的道路，而是通过发起对日本的贸易战、科技战等相对极端的方式来打压日本。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相继将日本大型企业排除了美国国内光纤通讯技术建设项目之外。计算机企业巨头IBM更是直接将三菱、日立等企业以窃取商业机密为由诉诸公堂。

当然，如果美国一点没有学习日本，也未免让作者感到失望。傅高义尽可能地寻找更多美国学习日本的案例，在我看来相较于“学习”，毋宁说是“合作”更加贴切。例如汽车生产链的分包制度，日本的关联企业在汽车组装过程中显示出优越性，对此美国的汽车企业开始寻求改善与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的关系的方法，这是从日本关联企业制度中获得的启示。汽车产业是日本的强项，美国在该领域的很多环节都不及日本。哪怕是汽车产业，美国之于日本更多的还是打压，而不是学习或者合作。美日汽车（包括零部件）领域的贸易摩擦在1990年代进入高潮，相关细节不再赘述。

三、向日本学习？

美国不学习日本，但总有国家愿意向日本学习。

在《日本还是第一吗》这本书中，傅高义多次提到日本的经验给东亚各国经济发展带来的促进作用。《日本第一》出版之后，让傅高义成为东亚各国的座上宾，后来傅高义本人也将其研究的触角伸向了所谓的“东亚四小龙”（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和新加坡）。傅高义在该书中回忆了新加坡“建国之父”李光耀与其座谈的细节。李光耀想要学习的日本的警察制度和劳资关系模式，而这两点都是傅高义在《日本第一》一书中专门论述的问题。新加坡的邻居——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则是期望能够获得日本的投资，因此想了解日本的企业管理模式。

在《日本第一》成书之前，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已经从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轨迹中受益，将其发展定位于出口导向型经济。比较特殊的是，由于同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存在的矛盾，韩国不太情愿接受“日本第一”这样的说法，当然更不太有韩国人会公开赞美日本，但根据傅高义的回忆，《日本第一》的韩文译本在韩国政府内部传阅，虽然没有面世，但可以见得已经影响到韩国政府高层了。所以，傅高义的书已经成为“不同国家发起、一个更大型的学习日本的运动中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日本也积极向国际社会推广其取得成功的经验。广为人知的“雁行发展模式”堪称日本经验的典范。1993年世界银行发布《东亚的奇迹》（EAST ASIA MIRACLE: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研究报告，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日本成为正面树立并积极推广的典型。虽然在此后的十年中，因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而进入“失去的十年”，但对于部分起步阶段的亚洲国家而言，仍然具有学习的价值。因为对于相对落后的国家而言，其经济发展水平甚至不及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之前的日本，也就是说这些国家与日本的差距至少在三十年以上。无论从管理、技术再到资金、人才等各个领域，日本仍然是东亚国家学习的榜样。尤其是在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仍然保持世界经济第二的位置三十多年，足以见得其经济的强韧性。

日本自1990年代所经历的一切是否意味着日本不再是第一了呢？日本是否仍然有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呢？对于前者傅高义的答案一如既往，日本从来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第一，作者也从未试图证明日本就是毫无争议的第一名，所谓的“第一”无非是本着警醒的目的，加上出版商本着销售的目的而刻意追求的效果。对于后者，答案则是肯定的。诚如他在《日本还是第一吗》中所言：“我相信二十年前我所描述的是正确，而且时至今日那些描述中的大部分仍旧正确。”

傅高义写作《日本第一》时只是把经济高速增长作为一个结果呈现给读者，就过程而言他并没有做更多的追溯，而是基于社会学家的本能从家庭、社会结构的视角进行了剖析。日本在经济领域遭遇了瓶颈，但并不意味着要否定其在社会治理、官僚体系、组织模式等领域保持的领先优势。向日本学习也并非等同于一刀切地追求GDP，但是批判傅高义的人们并不这么认为。在《日本还是第一吗》的回应中，傅高义对这二十多年（1980-2000年）日本面临的困境进行了通盘回顾，并反思了此前在《日本第一》一书中他尤其赞赏的一些的制度，例如教育制度、领导力不足等问题，但这些都不足以妨碍日本继续领跑。在傅高义看来，日本面临的挑战中最根本的还不是制度，而是少子老龄化的问题，日本能否有效地应对少子老龄化是影响国家未来发展的关键。二十年后的今天再看日本，毫无疑问他的判断是正确的。

日本社会的少子老龄化

看过日本之后再来看中国。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了三十多年。目前GDP大约百分之六的增速虽然有减缓，但在世界中仍然属于高速。中国的发展在利用了日本的资本技术的同时，也参照了其经济发展的经验。如今，中国的经济跃居世界第二，并且大幅甩开同第三名日本的距离（中国GDP的总量约为日本的2.5倍），大致相当于美国GDP总量的三分之二。这一幕与1980年代的日本何曾相似？

如今，美国发起的对华贸易战硝烟不啻于三十年前美国对日本的打压。1980年代以傅高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著书立说，盛赞日本取得的非凡成就。三十多年过去，也有西方学者积极评价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平心而论，无论是对日本还是中国，西方学界出现赞誉的声音是好事情，但因此自我满足似乎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傅高义在《日本还是第一吗》一书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当被成功冲昏头脑后，他们会变得傲慢，很多日本人通过阅读这本书再次确认他们做得有多好，满足外国人看待他们的好奇心。”在《日本第一》面世时，曾经担任过美国驻日大使的著名日本问题专家埃德温·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曾有过一个很有趣的评论：“这本书应该在美国成为必读书，在日本则该被禁止出版。”

如何客观正确地认识日本是摆在中国民众面前的一大课题。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地理相近、文化亲缘，但我们却鲜有学者能够像傅高义那般观察的透彻。近些年中日之间面临着复杂的政治问题，在认识日本的问题也呈现两极化的极端。其中，“热捧日本”和“唱衰日本”是其中两类代表性认知。“唱衰日本”的论调会选择性过滤掉日本的优势，而“热捧日本”的论调则对日本面临的危机视而不见。

不可否认，经历了长期经济萧条的日本，其企业仍然保持了顽强的生命力，其民众一如既往地保持着高素质，其社会仍然以高标准快节奏运转，其科教领域仍然保持着年均一位诺贝尔获奖者的高效率。当日本着手处理问题时，时机将再次到来，所有国内外的民众都再次认识到日本的长处。于此同时，少子老龄化的加剧、贫富差距的拉大、教育科研预算投入的减少也在威胁着日本作为发达国家的地位。

对于中国而言，无论第一与否，日本都是一面镜子，理性地认知其教训，客观地吸收其经验，或许这才是傅高义不断强调“日本第一”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