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一代奇女杨绛昨日去世，引发朋友圈刷屏。有人感慨：满屏悼杨绛，读书有几人？

就在今天，《成都商报》以两个整版报道纪念杨绛。其中包括，钱钟书、杨绛夫妇几十年的老友李国强独家发来文章悼念杨绛，成都商报雪藏五年多的首席记者潘媛探访生前杨绛见闻。

今天，《诗歌集结号》特别选发李国强悼念文章《我与杨绛、钱钟书一家几十年的来往，以及向以鲜最新原创诗作《玉骨何须洗》。同时特别选登了《诗歌集结号》一群诗友的《悼杨绛先生》。

我们倡导：悼念杨绛最佳方式，读她的书，多读好书。

玉骨何须洗

作者/向以鲜

天生玉骨何须洗

洗，就是另一种玷污

先生洗了105年

现在，终于可以不洗了

烈火烧炼的黄金

杂质都已练净

105年，不是为了证明

生命有多么漫长

只是为了看一看

这世界，到底有多肮脏

著名诗人向以鲜作于2016年5月25日成都至长沙客机，以此诗悼念杨绛先生。

注：“烈火烧炼的黄金/杂质都已练净”引自杨绛名著《洗澡》。

《诗歌集结号》一群来稿选登：

悼杨绛先生

文/鸿影

惊闻先生驾鹤杳，

心如春江起波涛。

百年无怨进围城，

一生不嗔观洗澡。

火萎人去留遗憾，

云散玻碎望坚牢。

今朝回家团圆去，

来年遥祭再问好。

在2013年，北京的一场关于钱锺书书信手稿专场的拍卖会引起了不小的震动。钱锺书书信、手稿，杨绛的书信和《干校六记》手稿、女儿钱瑗的书信集中拍卖。但书信被公开就让钱家三口当时唯一在世的杨绛女士非常愤怒，给书稿的持有人、曾任《广角镜》的总编李国强打去电话表示，“我当初给你书稿，只是留作纪念；通信往来是私人之间的事，你为什么要把它们公开？” 后来，李国强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的时候，也明确表示自己看到杨绛的指责，特别难受，写信去解释 不希望罪上加罪：“我确实错在先，杨绛先生说得好，几十年的感情，是用金钱可以买卖的吗？个人隐私、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多年的感情，都可以成为商品去交易吗？她说她想不通，这是她的心里话。”

在拍卖事件前，李国强先生与钱锺书一家的来往还算密切，也经常帮他们购书商议出版一事，李国强先生曾告诉成都商报记者，钱锺书先生去世前几天，还给他写信，他也保存着这些信，有一封是钱锺书生前写过的最后一封信了。当时钱锺书得知李国强的父亲去世，专门写来了悼念词。李国强先生在钱锺书去世后，还是去探望杨绛，李国强在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每年到北京开会他都会上杨绛家中坐坐，但是又怕影响杨绛的时间，所以很快就离开了。

如今，杨绛先生的去世，李国强专门撰文悼念。

我与杨绛、钱锺书一家几十年的来往

文/李国强

惊悉杨绛女士5月25日凌晨逝世，想起几十年来与钱锺书先生、杨绦女士及其女儿钱援女士往来的岁月，禁不住涌起阵阵伤感。

我和钱锺书先生相识于1979年，与杨绛女士第一次见面，是在1980年的7月。当年夏天，我到北京三里河拜访钱锺书先生，受到钱氏夫妇热情接待。钱先生问我在香港出书情况，一本几万字的书最快多少天可印成面世？我当时根据自己公司情况回应，表示最快七天就可以出版并发行到各地。他和夫杨绛感到很惊奇，认为效率很快，那时内地出书慢，各种手续也很多，一本书的出版往往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

1981年2月中旬，我收到了杨绛女士2月5日在北京写来的信，她说自己有一本小书，定名《干校六记》，约有三万字，是写干校二年的生活的，并有钱锺书先生本人所写的“小引”，表示很想在你的刊物《广角镜》发表，并希望成为一本册子出版，听说你的出版社出书很快，又有自己书局和发行渠道，不知你要不要看？如能出版，我就尽快想办法寄给你。我当即回信，你们是大名家，不用再看了，请尽快寄给我，即可争取尽快在一两周内出版面世。不久，她来信告知《干校六记》手稿将在2月底托北京朋友交到香港来给我，关于版面、纸张、字体方面，她自谦完全外行，由于只有三万多字，建议字体大些，使书不致太薄太小，她说没有任何特别要求，听任我的安排和处理。她又表示稿上写的是繁体字横写，照这样排就可以了。封面希望素一些，用钱锺书题写的横签。钱锺书先生随后亲笔连续写了几个横签给我。她表示如果有稿酬，暂时放在你那里，以便日后钱锺书托你购买书籍。1981年3月5日，杨绛又写给我一封信，再一次建议有关著作安排，书内不要刊登她的照片，也不要插图，封面设计要素淨些，不必给她过目。至于开本、纸张等完全由我作主。当时她完全没估算到，该书出版后发行之广，影响之大，并有多国译本跟著面世。

我收到稿件后立即赶紧编校，七天后《干校六记》即在1981年《广角镜》四月号刊出，杂志出版几日后就再印製成书籍，发行到香港和世界各地。这书在香港出版后，各地读者迅即给予热烈评价。《干校六记》在香港先后三次再版，并获香港电台评为当年“十大好书”。香港《信报》的戴天专栏连续多日写文评论，作出高度评价；新加坡的潘受、林肇刚给我来信赞扬；马尼拉《世界日报》从1981年创刊日开始，便连续多日转载《六记》给予推介；各地的媒体都给作品给予破例的赞赏。

北京三联书店也非常想出版《六记》，北京三联书店总编范用跟我是好朋友，他索取此稿准备也在内地印单行本。杨绛问我意见和条件，我一口答应，认为可无条件给予刊出，也不需他付版权费。但杨绛随即又担心《六记》在内地出版会酿成到处盗印。她当时问我：“我这儿压根儿没有什么版权，在我一点无用。如归你社，就可不许转载。但三联书店出版后，不论版权属谁都一般无用了，因为谁都可以盗印。并问我“是不是？”我回答不用担心。

我当时跟中文大学高层比较熟悉，往来也多，那时香港中文大学的《大一国文教材》，就是由我负责的书局出版，中大大学一年级学生都必修。《干校六记》出版后一个月，当时中大比较文学与翻译中心主任宋泣找我，说很想把《干校六记》中英文对照成书出版，英译本请美国人葛浩文教授翻译，他说葛浩文中英文都很好，曾翻译过萧红的《呼兰河传》。我表示同意，征求杨绛意见，她也表示赞同。

1981年7月14日，杨绛写信告诉我，日本学者中岛碧也想把《干校六记》译为日文，在东京发行，她的丈夫中岛长文就是日文版《围城》的翻译者。该书译后会送我，并会清楚注明此书最先系我在香港所出版。其后，该书分别被译成为多国版本，流传中外，成为了不朽的名著，相信一定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页。

我感觉在性格上，相比钱锺书、钱媛父女，杨绛为人显得处事更为周到细腻，观人于微，这在她的著作中都会看到她的刻划入微的细緻功力。

我到她家中，她留我在家吃饭，亲自下厨做菜，我当时不知道家宴的可贵，还说不要麻烦啦，不如大家一起到外面饭馆吃饭吧！现在想起来实感内疚。

图说：钱钟书、杨绛生前几十年好友，香港收藏家李国强，和杨绛吃饭照片。

另外，香港每有风灾或出门有交通阻滞，她和锺书先生都写信表达牵挂。1998年7月3日，我父亲以83岁高龄去世，锺书先生当时已经重病卧院一段时间。他和杨绛女士还亲笔来信吊唁，杨绛女士后来告诉我，这封写于1998年7月11日的信，是钱锺书先生在世时最后的一封用墨笔所写的墨宝。钱锺书和女儿钱援卧病时，杨绛天天跑医院，内外兼顾。丈夫去世后，她坚忍不懈，继续埋头整理著锺书先生生前的所有遗著，2003年，《钱锺书手稿集》出版面世，杨绛完成了一生最大的心愿，极其难得。与此同时，她争分夺秒抢时间，写下了《我们仨》的感人诗篇，与世人分享著她的人生哲学的独到探索。在与杨绛女士多年的相处中，觉得她有一种动荡世代中的人生坚持与执著，洞明世事，淡泊名位，与及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与家国情怀的坚持。

钱锺书公开王映霞信函

文/李国强

这是一段30多年前尘封往事。

1982年1月初，我到北京拜访钱锺书先生。钱先生慷慨向我提供23封有关王映霞与郁达夫信函，建议在香港《广角镜》杂志公开发表。我当时是《广角镜》总编，回港后就在《广角镜》第112期（1982年1月号）刊出。文章发表后，读者们对这批信件很感兴趣，一些学者还拿到台湾进行研讨。郁达夫是「五四」时代著名作家，与郭沫若一起同为创造社重要台柱，其作品《沉沦》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白话短篇小说作品集，另外其作品《春风沉醉的晚上》、《迟桂花》也都脍炙人口。郁达夫是一位烈士， 1945年9月被日军杀害于印尼，其生平手稿大批散佚，尸骨全无。郁氏家族人才辈出，黄苗子夫人郁风是郁达夫侄女，而王映霞则被称为「杭州美人」，1929年嫁与郁达夫，郁、王共同做了夫妻12年，1940年不幸最终分手。郁达夫去后，王映霞的行踪许多人不知道，原来她在五十年代后仍居上海。王映霞也写得一手好文章，1982年，王映霞看到钱先生提供给《广角镜》的信件后，于1982年2月19日给我写来一信，信件用毛笔亲自书写，写得端庄工整，她在信中提出澄清，认为当中第一、四、五、六、八、九、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封信是真实的，其馀的信都不是由她所写。这「王映霞女士来信」发表于《广角镜》第114期1982年3月号。随后又引发出各方连串迴响，包括郁达夫前妻儿子来稿反驳王映霞，于是王映霞再写来多篇文章回应。其后几年间，她给我的来信总数竟多达一百多封。

我发表了由钱锺书提供的「郁达夫与王映霞23封信件」后，曾复信感谢钱锺书，信中认同钱锺书先生观点，认为郁达夫作为当代知名作家，广大读者对他的事迹和家庭生活感兴趣是理所当然的，发表郁达夫与王映霞一批往来信件，有助补充当代文学史一段资料，对研究郁达夫生平和郁、王之间一段感情往事很有帮助。1982年1月17日，钱锺书再次致函李国强，谈及有关郁达夫、王映霞信件事，信中表示这是「借花献佛」不必酬谢；1982年3月8日，钱锺书在给李国强信中重申看法要公开，谈及有关王映霞回信，钱先生特别提出：「郁君故剑来信殊耐寻味。所发表各信，皆具主名，一清二楚，何须其申明非己手？关键在第二信，欲混于其他别具主名书信中，一哄过关；故渠不请贵刊将第二信影印出来，以对『笔迹』。」钱锺书所谓「郁君故剑」即指王映霞女士。

杨绦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出版的《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1册撰写序言末段感谢商务印书馆将钱锺书的全部手稿扫描印行，亦曾表示：「我相信公之于众是最妥善的保存。但愿我这办法，『死者如生，生者无愧』」。

亡友马力兄生前对郁、王事迹很感兴趣，一直希望跟进。郁、王信件发表后，郁达夫最后一位夫人何丽有和儿子来找我，十分热情，并出席我们公司一个纪念酒会，其后多年每年都有给我寄来贺年卡。当我知悉他们母子已移居在香港时，就把消息告诉马力兄，马兄当即自动请缨，要为《广角镜》访问何丽有及其儿子郁大亚。其后他以笔名马彦达编写了《郁达夫婚变前后》一书，把访问郁达夫第四任夫人何丽有，连同其他有关文稿于1983年4月辑成一书面世，内容包括王映霞的〈郁达夫与我婚变经过〉、〈忍抛白首盟山约──王映霞五十年心声的倾吐〉、〈赘秦原不为身媒──访问郁达夫在香港的遗孀何丽有〉，与及郁达夫儿子郁大亚所写〈怀念我的父亲郁达夫〉、〈郁达夫不为人知的几件事〉等，并附录了王映霞的〈致郁达夫书简〉与及郁达夫的〈致王映霞书简〉。

作者简介：

李国强，1946年11月出生于香港，第八、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1996年起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委员会委员至今，香港各界文化促进会理事长，获香港特区政府颁授铜紫荆勋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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