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所有人的爱情都没有败给生活

◈ | 安德烈·高兹

很快你就八十二岁了。身高缩短了六厘米，体重只有四十五公斤。但是你一如既往的美丽、幽雅，令我心动。我们已经在一起度过了五十八个年头，而我对你的爱愈发浓烈。我的胸口又有了这恼人的空茫，只有你灼热的身体依偎在我怀里时，它才能被填满。

此刻我只需要告诉你这些简单的东西，已是足够，接下去我们再谈论不久以前开始折磨我的问题。为什么一直以来你很少出现在我的笔端，而我们的结合却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叛徒》中的你会是一个不真实的、走了形的你？现在这本书应该清楚地说明，我和你相约终生是决定性的转折点，它让我有了继续活下去的愿望。那么，我为什么不在这本书里讲述一个美妙的爱情故事呢？一个我们在《叛徒》写完的七年前开始共同拥有的爱情故事？为什么我不谈谈你身上那些令我着迷的地方？为什么以前我要把你描绘成一个可怜的小家伙，“谁也不认识，不会讲一个法文单词，如果没有我，你就完了”？而事实上，你有你的朋友圈子，你是洛桑一个戏剧小组的成员，甚至在英国，有个男人还眼巴巴地等你回去，想和你结婚。

在写《叛徒》的时候，我并没有能够实现原先所期待的深层次的自我探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我理解和澄清。我需要重建我们的爱情故事，这样才能够抓住真正的意义。正是我们的爱情故事让我们成为今天的这个模样，经彼此而生，为彼此而生。给你写这封信，我就是为了弄明白我所经历的一切，我们所经历的一切。

我们的故事有一个很美妙的开始，几乎称得上一见钟情。相遇的那天，你被三个男人包围着，借口说是要和你玩儿牌。你有一头浓密的棕发，珍珠色的肌肤，英国女人那种高而尖的声音。你刚从英国来到这里，三个男人都试图引起你的注意，操着生硬的英语向你献殷勤。你是那么高贵，俏皮——witty，几乎无法翻译成法文——美得如同一个梦。就在我们的目光彼此交错的时候，我在想：“我不会有机会的。”后来我知道，那天的主人早已和你打过预防针了，说我“是一个奥地利犹太小子，毫无意趣”。

一个月后，我在街头又遇见了你，看着你舞蹈般的步态，很是着迷。接着有一晚，偶然间，我远远地看见你离开办公室，来到大街上。我跑着想要赶上你。你走得很快。那是一个雪天。大雪过后的毛毛雨让你的头发愈发显得卷曲。我自已都不敢相信，我说我们去跳舞吧。你说行，why not，你说，很简单的回答。我记得日子：1947年10月23日。

我的英语不太流利，但勉强还行。这多亏我为马格拉特出版社译的两本美国小说。就是在这次，我知道你在战争期间以及战后读了很多书弗吉尼亚·伍尔夫，乔治·艾略特，托尔斯泰，柏拉图……

我们谈起了英国政治，工党内部的不同流派。你总是很快就能区分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任何复杂的问题，似乎在你看来都很好解决。你从来不怀疑自己判断的准确性。你的自信是哪里来的呢？你的父母也一样分开了，你很早就离开他们生活，先是离开了一个，然后再离开一个。战争后期，你和你的小猫泰比一起生活，一起分享你的食物配额。最后，你甚至离开了你的国家，想要探索另外的世界。一个一文不名的“奥地利犹太小子”究竟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呢？

我不明白。我不知道是什么将我们联系在一起。你不喜欢谈论自己的过去。我是在以后才渐渐明白，究竟是怎样的根本经验让我们能够在瞬间靠近。

我们再次相见。还是去跳舞。还一起看了热拉尔·菲利普主演的《魔鬼附身》。电影里有个镜头，女主人公要求餐厅主管换一瓶已经开启了的葡萄酒，因为，她说，她觉得酒有股子瓶塞味。于是我们在舞厅里重演了这一幕，但是餐厅主管在检查了之后，发现了我们的猫腻。在我们的坚持下，他还是换了一瓶，但他警告我们说“以后休想再踏进这里半步！”我非常欣赏你的冷静和自若。我自忖道：“我们天生就是一对好搭档。”

一起出去了三四次后，我终于得以拥你在怀。

我们不急。我小心翼翼地脱去你的衣服。现实与想象竟然会有如此完美的吻合，米洛斯岛的阿芙洛狄特鲜活地展现在我面前。你的颈部散发着珍珠色的光辉，照亮了你的脸庞。很久很久，我默不作声地欣赏着这充满生命力，同时却又充满柔情的奇迹。和你在一起我才明白，欢愉不是得到或是给予。只有在相互给予，并且能够唤起另一方赠与的愿望时，欢愉才能存在。那一天，我们彻底把自己交付给了对方。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见面。你和我一起分享那张我用来当床的、已经深深塌陷的旧沙发。沙发只有六十厘米宽，我们紧紧地贴在一起。除了沙发，我的房间里只有个用木板和砖头搭起来的书架，一张堆满纸头的桌子，一把椅子和一个电取暖器。对于我苦行僧式的生活，你没有表现出一丁点惊异之情。我也一样，我似乎很自然地认为你会接受。

在认识你之前，和其他女孩子待两个小时以上我就会厌烦，而且我也会让她们感觉到我的厌烦。但和你在一起，你却带我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这一点让我着迷。我自童年时代所树立的价值观在这个世界里不再发生效用，这个世界今我心醉神迷。进入它，我就能够逃离，没有所谓的义务，没有所谓的归属。和你在一起，我就到了别处，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甚至是一个与自己完全不相干的地方。你带我进入了一个完全异质的空间——我是一个摒弃所有固定身份的人，将一个又一个的身份叠加起来，其中却没有一个是我的。在和你说英语的时候，我把我的语言变成了你的语言。直到有一天，我用英语和你说话，而你用法语回应我。我主要是通过你和通过书来了解英语的，对于我来说，它就是一种私人的语言，让我们之间的私密得以保留，抵抗住周遭社会规范的腐蚀。我觉得，我仿佛是在和你一起搭建一个完整的、得到很好保护的世界。

如果你是那种有着强烈民族归属感的人，根植于英伦文化的土壤中，事情一定不可能是这样的。但不，你不是。对于所有属于英伦文化的东西，你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带着批评的目光退后一步，但这并不排除你对于自己熟悉的一切还是有一种默契。我一直说你“仅供出口”，也就是说是专门用来出口的产品，在英伦本土找寻不到。我们俩对英国大选的事情都很起劲，原因在于它事关社会主义的未来，但并不完全是英国的社会主义。对你最糟糕的攻击就是认为你的观点是出于爱国主义。后来，阿根延武装力量入侵马洛于内群岛时，我再次证明了这一点。有一个大人物到我们家来，说你的观点出于爱国主义，而你断然回答说，只有傻瓜看不出来，阿根廷之所以发动这场战争，无非是为了重整旗鼓，再次建立法西斯军事独裁政府，英国的胜利最终加速了独裁政府的崩溃。

但是我对此已经有所预见。在我们交往最初的几个星期里，令我感到极端兴奋的，一方面是你面对母语文化时所表现出的这份自由态度；另外一方面，却恰恰是从你小时候开始就加诸你身的英伦文化的内容。某种能对最严峻的考验报之一笑的方式，某种能够转化为幽默的羞怯，最特别的，是你那些一点也不朗朗上口却节奏分明的儿歌。比如这首：

三只瞎眼的小老鼠

看看它们如何奔跑

它们都跟在农夫妻子的身后

是谁用雕刻刀切断了它们的尾巴

在你的一生中

你还没有看到过

比这三只瞎眼小老鼠更好的事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