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6年，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被驱逐出境，流亡于英国。在异国他乡，他读到了约翰·洛克的著作，感到大为震撼，夸赞说：“从来没有一个人比洛克的头脑更明智、更有条理、在逻辑上更为谨严。”伏尔泰尤其赞赏洛克的经验主义，他在《哲学通信》中向法国人介绍了洛克的哲学。那时的法国还沉浸在笛卡尔、马勒伯朗士的天赋观念论中，他们断言人是永远在思想的，灵魂进入躯体时就已经拥有着一切形而上学的概念以及对神、空间、无限等美好的知识，可惜只要一出娘胎，人们就把会这些天赋的观念给遗忘了。

在这种背景下，海峡彼岸的洛克“像一个出色的解剖学家说明人体的各种机能一样”，第一次科学地分析了人类的理智。洛克用经验主义的方法来论证的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像清谈家那样进行毫无根据的断言。他观察一个儿童从初生到成长的每一步发展，证明我们的一切观念都来自于感官，并不存在天赋的知识。这种观点已令神学家们反感，而洛克进一步提出没有天赋的道德、也不存在天生的良知，更是引来乌合之众的谩骂。然而，谩骂终究摧毁不了任何理论，只有实践才能让谬误声名扫地。洛克以历史实践与经验为依据，实事求是地证明自己的观点，摧毁了关于天赋良知的谬误。

“怵惕恻隐之心”是不是天生的？

洛克不承认有先天的知识，自然也就不会承认有天生的良知——因为良知本身也是一种知识。

道德家们认为人天生就有一种分别善恶的能力、一种逼迫自己去遵守的原则，这便是良知或良心。为什么说良知是天生的呢？他们的证明方法很简单——因为它是人们普遍认可的。例如《孟子》说：“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

这里的“怵惕恻隐之心”就是一种良知，只要看到小孩即将掉入井中，大家都会感到恐惧、怜悯，进而自发地去援救，这是“人皆有之”的天生良知。从这个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良知的两个特征：

良知是一个天赋的原则，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刺激并指导一切人的行为；

良知是一切人心中所印入的一个真理，因此亦是他们所知道的、所同意的；

洛克在《人类理解论》对这两个特征都进行了反驳。他的论证方法不是经院哲学式的——也就是说不是单靠断言和说教，而是利用了有力的历史和逻辑证明。

恻隐之心是否是天生的？

良知并不是所有人都具有的。

一个原则要想符合“天赋”的特征，那么它必须适用于一切人。当我们说良知是天生俱来的时，也必须承认白痴、傻子和婴儿也具有它。

可是当白痴、傻子和婴儿看到“孺子将入于井”时，难道也会有“怵惕恻隐之心”吗？显然不会。他们或者是没意识到危险，“冷漠”注视之；或者误以为入井好玩，进而“幸灾乐祸”的大笑；或者毫无感觉，始终熟视无睹——他们符合没有良知的特征，良知不是一切人皆有的。

“怵惕恻隐之心”要基于“入井很危险”的认识，这个认识又要建立在对井的认识之上，需要事先知道入井会淹死人，才能产生恐惧与恻隐之心。这样，为了说明“怵惕恻隐之心”是天生的，我们又得假定对“入井很危险”的认识也是天生的，甚至对井的认识也得是天生的。然而，现实却证明，安全意识并非与生俱来。小孩子对井没有什么认识，他们不了解井深多少，也不知道跌入其中会是什么后果——如果我们不教育他们，不把安全意识灌输过去，他们就认识不到危险，甚至当自己或伙伴入井的时候还在嬉笑玩闹，不会产生“怵惕恻隐之心”。

因此，良知并不在认识之前而是在认识之后——无知会导致没有良知。而关于没有天赋的认识，这一点洛克已经事先证明了。在洛克看来，既然没有天赋的理性，自然也就不会有天赋的道德。道德感并不是天生的，当一个人不了解自己的行为，不知道后果时，良知对他并没有任何约束作用——良知不能够“刺激并指导一切人的行为”。

道德家把良知说成是与生俱来的，这实际上就是按自己的面目来描绘他人。在他们的眼里，白痴、傻子、婴儿、异教徒、蛮族和夷狄都不是人类。而为了解释无知者没有恻隐之心，他们又遁词说“良知被蒙蔽了”。

良知并不是绝对的有效。

道德家认为良知是印入人心的一个普遍真理，为所有人知道、认可并同意，他们把良知看得太过绝对。洛克认为，这简直是对历史和各民族风俗的无知。

杀戮是最违反良知的行为了，可是在战争年代，军队在劫掠城市与乡村时，屠杀、抢劫、殴打与奸淫都是极其自由的，而且这些士兵几乎受不到任何惩罚与非难，这不局限于蛮族，在文明国家中杀戮甚至更为恐怖。既然一切人都知道、认可并同意良知，为什么一有战争，还是会出现违反良知的杀戮呢？每遇到这种情况，道德家都是谴责杀戮者非人类，而不肯实事求是的承认良知并不是一个普遍、绝对的真理——它不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认可并同意的，它不具有普遍的约束力。

其次，良知的内容会随着风俗而转移。在现代人看来，伙婚是违法犯罪、伤风败俗的大耻辱；可是原始社会，一群女子共有一群丈夫却是最初的家庭形式，在他们看来这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古人强调“叔嫂不通问”，然而《后汉书》却记载了扶余人“兄死妻嫂”的传统。如果说“兄死妻嫂”违反了良知，那么难道良知的标准只是华夏人的风俗吗？

《列子·汤问》说辄沐之国有一种风俗，当第一个孩子出生时，父母就会把他吃掉，认为这样有利于生育更多的小孩；炎人之国则更为怪异，当长辈死后，子孙就聚集在一起，把他们的尸体吃光，认为这样做才是孝顺；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也说格来良人虽然是基督徒，却往往毫不踌躇的活埋自己的女儿；格律卑人经常把自己的儿童阉割，以便养肥后供自己食用等等。

道德家们宣称良知是一切人所知道、认可并同意的，可是一当遇到这些骇人的风俗时，就通通把当地人斥为非人类。结果人类的范围也就被弄得越来越窄，最后他们发现，只有本民族的人才最接近于“人类”的规定，于是良知居然也有了民族性！

道德与良知是不可怀疑的吗？

洛克否认道德与良知的先天性与普适性，这并不是为了提倡道德虚无主义，而是为了得到科学的认识。就像日心说和进化论没有贬低人类的尊严一样，良知的非先天性也丝毫无损于道德规范的价值，而是把道德从宗教中解救出来，动摇神父与道德家们的解释权。

过去，道德标准是由宗教与官方主导的，他们禁止任何怀疑。在他们看来，对道德原则进行怀疑，乃是一种罪恶。而洛克却说：“任何道德原则在提出来以后，人们都可以合理地请问一个所以然的理由。”

仁慈的撒玛利亚人，蛮族异教徒也有良知

人们都对契约精神、信义等原则深信不疑，认为它们是天经地义的。可是，当你问一个基督徒为什么要守约时，他会说是上帝的指示；如果是一个霍布斯主义者，他则回答是因为人们惧于国家的刑罚；一个异教的老哲学家则说是出于德性；而另一个资本家则认为好的信誉可以增加更多的订单——不同人给出不同的答案，为什么我们只能相信道德家给的那个呢？

从各方的回答中，我们发现道德并不是绝对的，人们之所以要遵守道德也不是因为什么德性、神性，而是为了维护集体利益。洛克明白地说：“人们所以普遍地来赞同道德，不是因为它是天赋的，乃是因为它是有利的。”

道德跟法律一样，都是一种规范，是避免纠纷、维护和平的手段，是社会得以运转的保障。为了号召人们遵守道德而将其拔高到圣神不可侵犯的高度，鼓吹天赋良知，这不是实事求是，而是自欺欺人——本身就违反了道德。法律是人制定的，道德也是人创造的，立法要经过讨论，道德也应允许怀疑。

洛克的哲学客观上挑战了宗教的权威

洛克认为，道德与良知的“血统”并不高贵，它们不是上天赋予我们的。相反，它们是“由乳母的迷信和老妇的权威”传承下来的。从原始社会的部落开始，一些有利于维护公益和群居的风俗得到了乡党的同意与世俗的认可，一代又一代口耳相传，之后才在宗教里被拔升到了原则的高度。

既然人刚出生时没有任何的观念，心灵就像一张白纸，那么最早从外界灌输入其脑海中的观念自然是影响最深远的了。儿童从小时候起，父母、社会就将传统的道德观念灌输给他们，这些观念成为了思考的原则。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发现人们都承认或默认这些道德观念，并且他们在生活中证实了这些观念的好处，也就逐渐的认为它们具有不可怀疑性，觉得是天赋的真理。

人们从小就接受这些灌输进来的道德观念，将其视为自己的原则，自觉服从于它们。随着年龄渐长，人们为生计而奔波，少有闲暇去反思它们。就算他们意识到这些原则的某些错误，也不肯承认，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念全部建立在这些原则之上——谁又愿意动摇自己的观念基础呢？

因此，天赋观念论拥有着广阔的市场，而良知也被吹捧得神圣不可侵犯。这样会产生很大的消极影响，因为道德是具有历史性的，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可是，人们已经习惯于服从传统，因此通过教育来修正道德的缺陷会变得困难重重。

洛克的哲学中隐含着这样的一层思想：既然道德是教育的结果，那么良好的教育会塑造出良好的道德，品德低劣的人也能通过教育来改变！这种思想被伏尔泰传到了法国，最终影响了启蒙思想家爱尔维修，形成了“教育万能”理论，这是洛克哲学在道德领域中的重要作用。

约翰·洛克（1632－1704）著《人类理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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