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7年的6月，考古队员们在山东青岛的土山屯村发现了一个墓葬群，为了配合当地的铁道建设，考古队员们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抢救性发掘工作。这一片土地下，一共掩埋着十五座墓葬，其中一座已经被毁坏，而考古队员们这次发掘的，正是七号封土下的墓葬。这座墓葬是一个带墓道的“甲”字形岩坑竖穴木椁墓，上封一层青膏泥，膏泥中还杂有大量的陶片。在封土下的椁室中，还有“人”字形的木质椁顶，椁室整体呈“堂寝”结构，这些特征都是汉墓的典型式样，又因汉代时这一片区域都归琅琊郡管理，所以这种陵墓也被称为“琅琊封土墓”。
在清理完墓中的杂物后，考古队员们终于准备打开棺椁，而这棺椁结构也是十分奇特，在正常的棺盖之下竟还存在一层隔绝空气的木板。一掀开这块木板，众人都是大吃一惊，这口棺木中竟盛着满满一棺的清水，借着阳光能够清晰地看见棺木底部陈列的各类珍贵陪葬品。除去在阳光下闪烁的金器，最为吸引考古队员们注意的却是数块均匀散落的木板，在其旁边，还有许多已经成为黑色的块状物品。
将其打捞出来后，考古队员们才发现，这些木板正好能够拼凑成一个方匣子，散落在其旁的琉璃块则能完美地嵌进匣子四周的凹陷，而在这匣子的顶端，还嵌着一只金光灿灿的金乌龟。将其大概复原之后，考古队员们才惊讶地意识到，这个黑漆漆的匣子似乎是一件“玉温明”。玉温明本身就是一件十分珍贵的丧葬礼具，甚至能与“玉衣”，“梓宫”，“黄肠题凑”等相提并论，一般来说没有个王公贵族身份，几乎不可能有资格使用。
汉代墓本就流行厚葬，而玉温明的存在也坐实了这是一座贵族墓。同为汉代贵族墓中的海昏侯墓就出土了一百多公斤的黄金，这还是被盗墓贼光顾过的结果。相比之下这座墓中的金银陪葬显然是不会有如此震撼的数量的。而震惊考古队员的也并非是金银器皿，而是一块木牍，一块极难保存的木牍。木牍上密密麻麻的文字让考古队员们瞬间兴奋了起来，很显然，通过各种墓葬风格，陪葬器物来对墓主人身份做出的推测都远没有直接读取文字记载来的容易，这块木牍的出现，也许就代表着墓主的身份即将被挑明。完成清理工作后，木牍上首先映入众人眼帘的便是“元寿二年”四字，换算成公元历就应该是公元前一年。随后的记载中则点明了墓主姓刘，是堂邑县的县令，其余的内容则是有关司法，税收以及兵器库清点的内容。
这一记录却让众人疑惑了起来，一个小小的县令，又如何会用得上玉温明这等珍贵的礼器的呢？木牍之上对比并没有更多的记载，但考古队员们随后寻找到的一些陪葬品却能从侧面解答这个疑问。那是一个梳子和三个篦子，以及一面铜镜。与现在随处可见的玻璃镜不同，汉代的铜镜是一种十分珍贵的物品，只有王公贵族才能拥有，从这也能看出，这位刘县令确实是有着不低的地位。
对墓主尸身的清理仍在继续，考古队员们在墓主头部的位置清理出了一大把长度约有二十厘米的大胡子，由此可见，刘县令生前说不定还是一位长髯飘飘的美男子。在头顶的位置，考古队员们发现了一把环首刀，在秦汉时期，刀剑属于男子不离身的配饰。而这把环首刀很显然便是墓主生前的佩刀了。
考古队员定睛一看，在靠近棺木顶端的地方竟然有个球，用手一摸，触感冰凉滑腻，甚至还有一种柔软的感觉。考古队员大着胆子抓住了这颗球状物，将其带了起来，这才发现，这竟然是一颗金球。随后，考古队员们又在同样的位置，也就是墓主人的头部下方发现了一个外裹金箔的兽头头枕，这枕头外形粗犷，兽头雕刻孔武有力，嘴也大张着。想必，这颗金球原本就应该在这兽头枕的口中才对。
一件又一件陪葬品被取出，棺中的积水也被逐渐抽出，显露出了棺底的丝丝红色。很快，考古队员们就小心翼翼地从墓主的左侧取出了一柄剑。这口剑却并非是金铁所铸，而是一柄玉具剑。在剑旁的则是一顶乌纱帽，尽管由于漫长的时间已经腐朽成了一团漆黑的织物，但依然能从其中掺杂的金丝辨认出其上的花纹。此时，墓主漆黑的骨骼也引起了考古队员们的关注，原本只是以为墓主骨骼被腐朽物覆盖才发黑，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难道说，墓主是被人下毒谋害的吗？
经过专家的检测，众人才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墓主去世时约在四十岁左右，放在如今算是正当壮年，但在汉朝这个年纪就已经不太年轻了。虽然并未发现毒药的痕迹，但专家却检测出墓主生前就患有某种增生性的背部疾病，这也很可能是墓主去世的原因。至于漆黑的骨头，多半是由于棺木内特殊的环境所导致的。
之后，出土的三枚印章终于揭示出了墓主的真实身份，这三枚印章上分别刻有“刘赐”，“堂邑令印”，“萧令之印”。汉代的墓葬讲究事死如事生，看来，这位曾担任过两县县令的刘赐希望能以这两枚印章作为自己资历的凭证，在另一个世界过上更好的日子。就在清理工作即将结束时，考古队员们又意外发现了一件十分珍贵的文物，那竟是一张金龙玉席。由于漫长时间导致的金箔脱落，再加上污物掩盖，这张玉席已经变成黑色，几乎与棺木底部融为一体，考古队员们差一点就忽略了它。在看见它时，考古队员们都连连感慨，如果玉席上金箔尚在，会是多么地雍容华贵。考虑到刘赐宗室子弟的身份，倒也算是配得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