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布克奖得主、英国犹太裔作家霍华德·雅各布森（Howard Jacobson）的长篇小说《J》由世纪文景出版。该小说入围2014年布克奖的决选名单，英格兰诗人、艾略特诗歌奖及前瞻诗歌奖得主约翰·伯恩赛德（John Burnside）曾在《卫报》撰文，将其与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相提并论。

未来世界的隐忧

《J》故事设定的背景是未来一个海边小村庄鲁本港，在经历了一场大屠杀式的灾难后，官方抹去了书本记载，通过“以实玛利行动”迫使人们改名换姓，消除对个人、宗族和历史的清晰记忆，人们仅仅在口耳相传中，用含混不清、模棱两可的“出事假设出过事”来指代那场屠杀。

这是一个表面仁爱的社会：人们不停地道歉，却不知道自己为何道歉。官方从未明令禁止其不喜欢的官方从未明令禁止其不喜欢的书籍和音乐，它们仅仅是自动消失或不再演奏了。大众文化取代了严肃的审美趣味，人们阅读成功学、烹饪书和罗曼史，情歌代替爵士乐，风景画代替表现人物情感的肖像画。人们生活在大屠杀留下的恐惧感和虚无感里，丧失温情，彼此仇视。

凯文·柯恩一贯在村子中独来独往、格格不入。小时候父亲曾和他玩过一个游戏，只要讲出一个J开头的词语，就要用两根手指压住嘴唇——一种禁忌的象征。凯文心怀对历史的混乱和负疚感，对周遭一切神经质般地敏感，总是以为有人要窥视他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迁居此地的爱琳·所罗门斯。

一种莫名的惶恐感占据着凯文的身心：历史的谜团若隐若现、家族的经历模糊难辨、背后似乎总是有一双眼睛、他和爱琳的邂逅也像是人为促成……村里接连发生命案，令凯文的困境越来越深。在暗中监视他的艺术教授眼里、在持阴谋论的警长眼里、在一些更加隐蔽的力量眼里，凯文的危险系数越来越高。而历史的真相也慢慢在凯文和爱琳身后家族的线索中浮出水面。

“J”是书中从未明确提及的“犹太人（Jews）”首字母，具有强烈的指向性，但也不限于这一含义。当“爵士乐（Jazz）”成为禁忌之词，它象征在苦难和历史被遗忘的时代，大众文化取代了严肃的审美趣味，人们在虚无中靠流行、平庸的文化麻痹心灵；当男主角最后为摆脱被操纵的命运，不惜从悬崖上纵身一跃（Jump）,“J”也成为重塑个体权利和尊严的反抗途径。小说精准再现了现代生活种种诡异的陷阱和困境：被监视的恐惧、被人追逐的恐慌感、大众文化对心灵的麻痹、种族主义、不公平的国际政治现实等等，具有深刻的内涵。

历史悲观主义

小说人物典型的犹太人姓氏、对族群特征的描写、与史实暗合的重大事件无不暗示，如影随形的“出事”最直接的指涉是历史上对犹太人的迫害。同时，小说多处提及人类历史上重大的人道灾难事件，从神圣罗马帝国对新教徒的屠杀到索姆河战役，暴力无处不在，而暴力之后，人们只会一遍遍地在历史虚无主义中堕落：有人认为受害者罪有应得，有人从阴谋论出发认为灾难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有人认为不必纠缠于过去……在这些群像中，一方面，回避真相、回避严肃的讨论成为社会普遍的心理共识，另一方面，表面上的彬彬有礼无法遮盖人性深处被压抑的暴力倾向，最终历史只能一遍遍地重蹈覆辙。

小说并未简单地将灾难归咎于某种意识形态或现代技术，而在更普遍的意义上探索了暴力的形成机制，以及暴力和人性的复杂关系。

雅各布森认为，小说家有责任讲述对未来的悲观预期。他曾在接受《卫报》专访时谈到，“我从没见过乐观的知识分子，我总是觉得自己像是《旧约》或古希腊神话中的预言家，恨不得跑到大街上去警告人们即将到来的危险……有人总是劝我别那么悲观，或者说文化总是这样的，是的，诚然如此，但一个作家的工作就是将它指出来。”

英国犹太裔作家霍华德·雅各布森（Howard Jacobson）

“犹太裔的简·奥斯汀”

雅各布森1942年出生于英国曼彻斯特，曾在悉尼大学、剑桥大学等担任教职，2010年凭借《芬克勒问题》获得布克奖。

雅各布森的写作风格睿智幽默，自诩“犹太裔的简·奥斯汀”。他认为，戏剧文学和严肃小说的之间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笑话实际上是一种智性理解行为。他曾在接受BBC专访时表示，“世界上最棒的笑话是犹太人讲述或关于犹太人的，我们能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知道，生活本身是有趣的，犹太人的历史就是这样告诉你的，尽管在灾难之后我们会发现社会的病态，对未来抱有悲观的预期，但依然有笑话弥漫其中。所以，成为犹太人就注定要讲笑话，成为犹太作家就注定要书写带有笑声的故事。”

实际上，与简·奥斯汀在日常题材中呈现的风趣活泼不同，雅各布森的幽默映现在黑色荒凉的背景下，带有更强烈的智性游戏特征。正如布克奖评委会主席评论《芬克勒问题》“充满了睿智与幽默、忧伤与感性。它使人大笑，但却是在黑暗中大笑”。

《J》的主题庞大而沉重，雅各布森的幽默也更加冷峻而深邃，复杂隐晦的长句充满了思辨色彩，这些元素决定了，阅读《J》并非一件易事。正如在平庸的流行文化泛滥的未来世界，主角凯文·柯恩是一个“过于严肃的男人”，处处显得格格不入，《J》恐怕也是一部“过于严肃的作品”。这种严肃是稀缺的，正如伯恩赛德所说，“《J》巧妙折射出我们时代的生活方式特征：从无止尽的流行文化商品程式化生产到美化消费狂热，从回避严肃事物到系统性侵犯个人隐私。”正是这种严肃可以触及当下生活的某些痛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