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之野自然学校

芥末堆 知风 11月12日报道

从杭州师范大学仓前校区搭乘大巴出发，沿着高速一路向西，再向北绕上盘山公路。约一个半小时车程，便来到了天目山自然保护区。在800米左右海拔的原始森林之间，座落着一所以森林为教室、以自然为课本的自然学校——大地之野。

同行人员中有自然教育研究学者、机构负责人、实践者、老师，在参加完10月20日举办的自然共同体论坛开幕式后，他们一起前往作为联合主办方的大地之野自然学校交流学习。这所2016年成立的自然学校是自然教育的践行者，他们的故事，或许能为中国自然教育现在和未来的发展带来启发。

自然学校的起步

在中国，自然教育是一个相对新的概念。近年来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社会层面，自然教育越来越受到瞩目。中国知网数据显示，2014至2015年间有关自然教育的论文数量翻了一倍多。

横轴为年份，纵轴为论文发表数量。制图：芥末堆

通俗来说，自然教育就是让孩子走进自然，利用自然元素和自然环境进行游戏、观察、记录、创作等一系列体验式的活动，从中建立起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的联系。但在官方层面，自然教育还缺乏明确定义。

2014年起，自然教育从业者群体迅速增加。许多行业机构、教育机构、自然保护区开始了自然教育的学习与公众普及，推出自然体验、生态保育、科普探险等教育活动，并试水市场化运营，探索自然教育的盈利模式。

大地之野自然学校的建立也与这波浪潮有关。2015年，大地之野团队前身成立了一个手作坊。但他们很快便意识到，简单的手工课无法吸引孩子留在天目山。于是团队先后去了北欧、日本、台湾等国家及地区考察，希望学习先行者的经验，在天目山打造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自然学校。

2016年正式建校时，大地之野团队只有三四人。彼时人们对自然教育的概念还比较陌生，“大家不清楚我们想要做什么。”创始人徐剑敏回忆说。

大地之野自然学校创始人徐剑敏。

最难的是招募。不仅普通人不理解何为自然教育，一些植物、动物、生态专业等专业对口者，也不清楚来大地之野当一名老师，会有什么出路。

而且，天目山离杭州市区有七十多公里之遥。在初期团队即便采用免费公益活动的方式，学生都不愿意来。徐剑敏笑道：“第一期夏令营只招了16个小朋友，我印象非常深刻。”

徐剑敏忘不了刚建校时的艰难，不过深山里的大地之野还是慢慢地凝聚起团队，逐渐有了粉丝群。

大地之野的露天剧场。天晴朗的夜晚，学生可在躺在其中看星星。供图：大地之野

教育部在2016年12月发布的研学旅行政策，让研学等体验类教育机构走向繁荣。去年10月《中小学生综合实践课程指导纲要》出台，在教育部推荐的42个考察探究类课程中，约有1/3与自然教育密切相关。

这对徐剑敏和大地之野来说，无疑是幸运的事。

以整座天目山为课堂

在大地之野，自然元素随处可见。学生宿舍的床头灯，被设计成鹿角的样式；走廊的墙上，粘连着企鹅、鱼、瓢虫等卵石彩绘；楼外的一排垃圾桶，清楚地表示出金属、塑料、布料等类别的垃圾应该放在哪。

宿舍走廊墙上的卵石装饰。

据徐剑敏介绍，大地之野的课程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为自然科学课程，包括动植物观察、博物知识学习等科学类内容。比如在蝴蝶连连看课上，学生从认识蝴蝶开始，逐步了解蝴蝶外形特征及生活繁殖习性，再到思考蝴蝶五颜六色的翅膀有何作用，最后延伸至蝴蝶效应等拓展知识的学习。

从上至下，从左至右：曲纹蜘蛱蝶、尺蛾、柞蚕、黑脉蛱蝶。图片来源：大地之野微信号

第二类是自然艺术课程，结合了团队早期尝试的手工课内容。学生利用枯枝、树叶等原始材料，在老师指导下设计制作昆虫与动物的模型。

学生作品展示。

“我觉得最美的东西存在于大自然当中，一个树桩在孩子的眼中可能就是一个宇宙，年轮、裂纹，会有很多想象的空间。”徐剑敏说。

图片来源：大地之野。

第三类课程为野外探索课程，包括徒步、登山、探洞、露营等项目。由于面临的情境真实发生，学生在体验类课堂的学习体悟，往往在无意之间。

徐剑敏还记得，自己的儿子二年级第一次攀岩时非常害怕，爬到第三步就再也上不去了。“他的体育细胞非常的糟糕，随我。”徐剑敏笑道。

于是她亲自示范，爬到岩顶为他加油。几次鼓励后儿子也顺利登顶。他向徐剑敏说：“妈妈，我以前到三步就下来的时候，整个世界都是灰蒙蒙的，今天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是多姿多彩的。”这番话让徐剑敏印象深刻，她认为，这种经历能够让儿子未来碰到困难时，都有勇气去克服。

从大地之野到中国自然教育

大地之野的综合楼叫做萤火之森。如果说自然教育是一只萤火虫，它闪亮了之后，需要别的萤火虫相呼应才能点亮森林。

大地之野综合楼。

作为国内自然教育先行者之一，徐剑敏需要依靠团队自身打磨课程并试水商业模式。目前大地之野有22名全职老师，可瞬时接待300-500名学生。下一步的工作除了扩大团队与用户规模外，重心还是在于打造课程体系。

在C端学生基础上，大地之野计划逐步扩大B端用户量，成为自然教育的课程体系输出方。浙江、上海、深圳等地的一些中小学及幼儿园，已与大地之野开展了合作。

大地之野的学生宿舍。

能否对课程、教学进行标准化复制，将考验未来的大地之野。徐剑敏对合作方有几点要求，除了有开展自然教育的场域这个基本条件外，她非常在意合作团队是怎样的一群人。“领头人应该执行力强，并且整个团队内心是接受这个事情的。”

此外，当地政策是否支持也被她所看重。“沿海地区经济比较发达，接受度广，政府也会更加推动自然教育。”

研学旅行政策发布后，徐剑敏与团队讨论了很多次，结论是“要做不一样的研学。”徐剑敏希望摒弃掉传统的模式，而校本课的出现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只游不学的问题，将研学与自然教育结合在了一起。

自然学校大堂。

北欧营地教育协会主席王彬表示，“中国并不缺少自然教育，只是缺少完整的体系，缺少理论框架和总结归纳。”为此，包括大地之野在内的许多自然教育从业者，都在埋头研发课程。

由于研学涉及与公立校的合作，课程效果评价成为课程设计中的重要一环。上海虹桥中学张南南老师在日常自然教育教学中，常对此感到为难。观察、体验、艺术类的课程如果量化为分数，则主观性太强，但若无细则，又无法提供有效的反馈。

大地之野的户外课程。供图：大地之野

王彬告诉芥末堆，自然教育并非无法评估，常见的评价方式包括表格打分、调查问卷自评互评、家长评价等。“我们能想到的都能做量化，只是有些我们不想量化。”王彬说，“教委反而不希望我们用分数评价，因为素质教育不能唯分数论；但真正考试时又离不开分数，所以现在也是一个博弈。”

借鉴他国，自下而上

从世界范围来看，自然教育起源于欧洲，而后传到美国；日本学习借鉴美国模式后，又将自然教育理念传到了台湾地区。虽然各有不同，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自然教育模式都相对完善。

以德国为例，加帕是德国巴伐利亚最南部的城市，位于阿尔卑斯山脉以北，每年吸引着无数自然运动爱好者。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加帕面临着环境污染与森林灭绝的危机。从政府到民间的无数方案，都难以提供有效的保护。后来他们意识到，只有人们真正的爱大自然，和大自然亲身接触，才会催生主动保护意识。

为此，巴伐利亚启动了从早教就开始接近自然的方案。加帕地区的三所幼儿园建在森林深处，即便是在风雨天和零下的温度，也都在野外托管。

在此基础上，德国在自然教育中还引入了情景教育，比如对问题少年针对性提出方案：一段相对长时间远离媒体、没有电器，没有热水，只有教育导师陪伴，在森林木屋里生活。“一些人会重新思考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态度。”加帕地区青少局局长梅尔特表示。

来自德国的梅尔特、米莉安·洛特在分享自然教育经验。供图：大地之野

中国无法直接复制德国的模式。“如果我们完全照抄别人的方式会崩溃。”徐剑敏说。但德国乃至其他自然教育成熟的国家及地区的经验，都是很好的学习范例。大地之野课程的许多内容，都来自于这些他山之石。

日本黑松内町山毛榉森林自然学校校长高木晴光此前来过中国，在他看来，“中国的自然教育在五六年间，做成了日本用二三十年才做成的事。”

左一：高木晴光。

也为此，许多自然教育从业者对中国自然教育的前景感到乐观。据王彬介绍，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自然教育，主要以自上而下推行的形式为主；而中国目前的自然教育，大部分是自下而上的力量，并促使上下齐头并进一起做。

台湾专家张永州表示，“政策的决定需要科学研究成果来做基础，但做出科学研究成果是缓慢的过程，社会的变迁又很快，常常导致衔接不上。”现阶段，无论是大地之野这类自然学校，还是自然教育相关研究人员、志愿者，都在以先行者的身份，承担着信息连接的桥梁。

“志愿者工作的意义其中之一就是提供案例，帮助政府不再缓慢的探索，我们现有的案例可以直接纳入到教育体制中去。”同济大学副教授郭光普说。在他看来，教育部门当前所做的改革，比如研学、小学减负和增加课外活动、中学增加创新科学实验等，都是基于对教学体制的反思而做出的修正，对自然教育工作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自然教育作为不断成熟和发展新的领域，需要跨界、共创，需要不同视角的人一起探讨思考。郭光普进一步表示，“仅仅自己努力是不够的，还要像其他萤火虫一样把光发出来，让其他人看到并且形成一个呼声，并且是有力量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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