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中习惯将英国称为“英伦三岛”，在文学作品中所见尤多，虽然使用广泛，却不免让较真的人感到困惑：“要说是三岛，那么是哪三岛？”——众所周知英国只有两大岛。对此有种种解释，如认为“三岛”还可加上马恩岛，又或是由英王的三个领地（根西岛、泽西岛、马恩岛）泛指英国，其中最流行的一种观点则认为：“英伦三岛”并非指三个岛，而是指不列颠岛的三个部分。百度百科的“英伦三岛”词条就断然认为：“‘三岛’无疑是指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的结合。就连英国国旗，也采用三地的旗帜交叠而成。看来过去是由于不懂欧洲地理，想当然误为‘三岛’，到后来习非成是，甚至东、西洋‘三岛’相提并论。这里的所谓岛，已经不再是岛屿的意思了。”
这个说法的麻烦之处在于：它完全不符合汉语的习惯，没有证据表明“三岛”可以理解为同一个岛的三个部分。其余几种解释也都不免失之穿凿，与此同时，它们却又都断然宣称这个“错误”是因古人对海外地理的无知造成的。其实这些说法本身才是有问题的，是现代人在强解古人。维基百科的“英伦三岛”词条认为，“它很可能是早年清代对于英国仍欠缺正确了解时，所形成之词汇，并沿用至今。在英文中，事实上并没有与‘英伦三岛’相对应之概念或语词。”这至少点明了一个事实：所谓“英伦三岛”完全是一个中国式的说法，也只能从中国文化入手才能理解它的生成。
为什么是“三岛”？
中国人对英国的了解，始于明末西方传教士东来。1623年，耶稣会士艾儒略在杭州刊印了《职方外纪》，描绘世界五大洲地理，其中就明确记载欧洲西北海有“谙厄利亚”（英格兰）和“意而兰大”（爱尔兰）两大岛和许多小岛。把英国称为“三岛”的说法，最早见于雍正八年（1730）陈伦炯著《海国闻见录》，其中称“英机黎一国，悬三岛于吝因、黄祁、荷兰、佛兰西四国之西北海”。值得注意的是，该书附图中对英国却只画了两岛。1820年，曾在海外漂泊十四年之久的广东梅州人谢清高整理出版《海录》一书，成为中国人讲述西方世界的第一部著作，其中谈到英国时也引用《职方外纪》称之为“乃海中二方屿也”。
《海录》影印版
为什么明知是两岛却说是“三岛”？简单地说，“三”在此是虚指而非实指，不必限于三。此类事例极多，汪中《释三九》一文旁征博引，将“三”的实指和泛称用法分为实数与虚数，实数指称具体的数量，虚数则代表“多”或“极多”。岑仲勉也举出“三月不知肉味”等语，表明古汉语中“各种事物，往往说作‘三’数，实际上都不一定真是‘三’数”。佛经每举五百之数，泛言其多，也出于同理。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数字对古人而言，并不仅仅是计算符号，还常蕴含着深刻的隐喻意义，具有神秘的原型意义。这是人类社会的通则，不独以中国文化为然，只不过不同文化中的“圣数”不同。例如两河、希腊、西方文化则特别推崇“七”和“十二”，《旧约圣经》的字里行间满是圣数“七”：上帝创世用了七天、挪亚方舟上的动物均要带七公七母，或“若杀该隐，遭报七倍；若杀拉麦，遭报七十七倍”，其例不胜枚举。十世纪的阿拉伯学者马苏第在《黄金草原》中举出希波克拉底的话宣称：“本世界的所有事物都必定要以7这个数字为基础。有7颗行星、7个气候带、一周7日。人生被分为7个阶段。”他被公认为当时最杰出的地理学家，对欧洲各国都有详细、准确的记述，是第一个确认巴黎为“法兰克人”首都的穆斯林作者，且清晰地列举出了法国国王的系谱，但他却又说“大不列颠”（Britanya）是由十二个岛屿构成的。这个乍看不可思议的“低级错误”，是因为“十二”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很长时间里，中东和欧洲都盛行十二进位（英语中至今保留这一痕迹），“十二”被视为一个循环的极数，是宇宙规律的象征数，因为一年的时间循环正是十二个月。
德国学者恩斯特·卡西尔在《神话思维》中阐释了这种世界观：“在神话思维中同在其他领域中一样，数充当一种首要的、根本的形式。”这意味着，宇宙中的一切形式都是以这些数字为基础的，古希腊、古印度之所以有“四大元素”说，就是因为“凡是把北、南、东、西看作世界基本方位的地区，这种特定的划分通常也充当世界及世界过程全部构造的模式和原型。于是四成了无与伦比的圣数，因为四准确地表达了每一特定实在与宇宙根本形式之间的这种关系”。
《神话思维》
在中国文化中，也有一系列神秘数字规范着人们的思维与想象，但将哪些数字视为圣数，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甚大——“四大元素”在中国则是“五行”，因为在中国文化中，“五”被视为“阴阳交午”之数。作为气化宇宙的范型，“五湖四海”、“三山五岳”是至今仍在流布的习语，“三”与“五”之数及其周期被视为宇宙不变的构成元素与规律，代表着一种理想化的模式，所谓“天有三辰，地有五行”（《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汉书·律历志上》说得更明白：“太极运三辰五星于上，而元气转三统五行于下。其于人，皇极统三德五事。”其中“三”又是道教中特别重视的神秘数字。在这样一个构造中，海外的“三神山”是一个固定的原型。至迟在西汉初年，这一海外仙山传说就已深入人心，《史记》载汉武帝为求仙而造建章宫，宫中有太液池，“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以象海中神山”。这一神话发展到东汉魏晋时期，已成为固定的洲、岛空间模式，具备乐园仙境性质，并增衍出更丰富的意涵，成为中国文化中的经典符号。所谓“海上有蓬莱三岛，则帝王所都，仙圣所宅”（宋徽宗《艮岳记》），乃是人所共知的说法。
深受这种文化熏陶的古人，很自然地会设想海外有“三岛”的存在，因为这就是他看待世界的基本模式。《西游记》的第一回开篇就说：“海外有一国土，名曰傲来国。国近大海，海中有一座名山，唤为花果山。此山乃十洲之祖脉，三岛之来龙，自开清浊而立，鸿蒙判后而成。”这里所谓“十洲之祖脉，三岛之来龙”，都是蓬莱神话中的习语，后文又有“远观一似三岛天堂，近看有如蓬莱胜境”（第二十八回），也是同理。《警世通言》中则以道教的口吻，明白无误地说到“超凡入圣，谢绝尘世，以归三岛，故曰神仙”。连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越南禅宗，都有“西天三岛”的说法。
在这里，“三岛”是一个固定搭配，身在这一传统中的人都理解其隐喻意味。宋杨万里《芗林五十咏·百花洲》有“更兼芗林中，三洲是三岛”；元人许桢《渔家傲》词则有“水中三屿如三岛”一句，如果不了解三神山的典故，仅从字面含义看，这就成了令人费解的同义反复，犹言“三岛是三岛”了。也是在这样的文化心理下，但凡谈及“海外仙山”，中国人的自然反应都是“三岛”。
从很早的时代起，中国人就开始将这“三岛”的想象投射到海外地理上，而最经常成为投射对象的，则是东邻日本。李白在《哭晁衡卿》中，就已将日本隐喻为蓬莱仙岛：“日本晁衡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自此，这一直是惯用的想象，故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校补记第七条里说：“昔友人言，日本有杨贵妃墓，曾见其照片。日本受中国文化甚深，白乐天诗尤具重大影响。《长恨歌》既有：‘忽闻海上有仙山’之句，日本以蓬莱三岛之仙山自命，此与彼国熊野有徐福墓者，正复相似，自可不必深究也。”
称日本为“三岛”，自此便成为一种固定的隐喻，虽然晚清时已明知日本全国由四大岛构成，但在文学性的语言中，“三岛”仍是对日本的雅称。如秋瑾《日人石井君索和》诗：“诗思一帆海空阔，梦魂三岛月玲珑。”1908年段献增著《三岛雪鸿》，记述的也是其日本游历。1909年汤寿潜上奏《存亡大计标本治法》，倡议联美排日：“日本蕞尔三岛，无日不谋展足大陆，常欲结我以自固。日本不甚富强，常汲汲于依靠中国以自存。”梁启超《爱国歌四章》也有“英日区区三岛尚崛起，况乃堂矞吾中华”一句。从汤寿潜、梁启超行文语气也可看出，“三岛”在此甚至已不算是美称，只不过是普通代称，甚至成了蔑称。
另一种常见于明清文献的说法，则是将琉球群岛称作“三十六岛”，如清初徐葆光《奉使琉球诗》卷二《舶中集·琉球三十六岛图歌》：“琉球弹丸缀闽海，得此可补东南荒。”相传琉球还有三十六姓原是福建移民。晚明著名海盗王直，寓居平户，号称“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筹海图编》）。琉球群岛现有60多个有人居住的岛屿及400多个无名小岛，平户一带的岛屿也不止三十六个，为何刚好要说成是三十六之数？原因很简单：这在中国文化中也是一个常用的神秘数字。宋代以后的道教经典（如张君房的《云笈七签》卷二十七）有所谓“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的说法；《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将，则由“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组成；在明清小说中，所谓“三十六家花酒店，七十二座管弦楼”也是形容街市繁华的常用语。《西游记》第七十五回，孙悟空在狮驼山被吸入一个二尺四寸的缾内，须三十六个小妖来抬，“怎么用得三十六个人抬？那缾乃阴阳二气之宝，内有七宝八卦、二十四气，要三十六人，按天罡之数，才抬得动。”
值得注意的是，汉语文献中最早将英国称为“三岛”的《海国闻见录》一书中，前文还有这样一句：“自对马岛而南，寅甲卯东方一带七十二岛，皆日本倭奴之地。”不难理解，对作者陈伦炯来说，“七十二岛”除了文化象征意义之外，仅是泛称其多，犹如现在说“千岛湖”，不必然刚刚好是一千个小岛。当然，如果是现实中的岛屿，中国诗文中也会用实数，如康熙帝题写郑成功的著名对联：“四镇多贰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此处“两岛”乃实指郑成功当时驻军的厦门、金门二岛，但每当人们要表达“海外仙岛”这一隐喻义时，则通常都只说“三岛”而不可能说“两岛”。
对这样浸淫在传统文化中的人来说，其内在意味原本人所共知。直至晚清，林则徐在《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诗种提到“风涛回首空三岛，尘壤从头数九垓”，其中的“三岛”仍是“海外仙山”这一本意，颇堪玩味的是，现在这却常被误以为是指“英伦三岛”。对时代更早的陈伦炯来说，“三神山”是再自然不过的文化符号，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何他明明在地图上将英国画成两个主岛，却要称它是“三岛”——因为在中国文化中，海外仙山通常都是“三山”，偶尔是五个，但绝不能是两岛或四岛。
神话思维的逻辑
在解释“英伦三岛”一词的由来时，常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前人对英国地理知识的欠缺造成的。这乍看不无道理，其实却大谬不然。因为我们认为英国只有两大岛是一个经验性的事实，但对深受神话思维影响的人们来说，“三岛”却是先验性的存在——也就是说，不是先看到三个岛，再照此统称，而是反过来，先归纳出一个宇宙的基本范型和元素，现实中的岛屿必须符合这个理想模式。到了后世较为理性化的时代，于是就会出现困惑，或竭力去解释是哪三个岛，为此聚讼纷纭。
这样的思维模式，在不同文化中均可见到，而在中国，一个关键的时期是从战国中晚期到西汉初年的转折。研究中国思想史的美国汉学家艾兰认为，中国轴心时代哲学冲动的一个重大特征，就是将相关体系的结构化（systematization of correlative system），例如归纳出阴阳二元系统、五行。杨照认为，这是一种通过罗列整理的方式来掌握复杂现实的倾向，以此统摄纷繁的现象，建构为系统——“五行”由此出现，这“是一个庞大且可以无限扩张的系统，实质上就是将世界上的万物万象，都用‘五’来分项统纳”。
由于数字被视为宇宙的基本规律，因而不是数字对应现实，而是反过来，现实要来适应数字。《圣经》中耶稣有十二门徒，因为“十二”是圣数，所以不会是十一或十三，即便在犹大叛变后，也还是要补选马提亚，凑足十二之数。在缅甸，由于人们笃信占星卜卦和圣数八，但每周只有七天，于是人们硬生生将星期三分为两个半天，以便一一对应八大行星。在中国，为了满足“五行”之数，甚至可以凭空多出一个“长夏”来凑齐“五季”。王莽摄政时发现天下已有东海、南海、北海郡，却没有西海郡，为了凑齐“四海”之数，他在青海湖周围增设西海郡，“徙天下犯禁者处之”，为增加人口，竟人为扩大犯禁的范围，以便流放更多人。在代汉之后，为应符命，王莽更重“五”数，分全国为一百二十五郡，置州牧、部监二十五人，各辖五郡。
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北方建立政权的非汉族各族被统称为“五胡”，但正如英国汉学家魏根深所言，当时建立王朝的至少有九个民族，而非五个，那么为何要称“五胡”？正如陈寅恪引苻坚所言“五胡次序，无汝羌名”，这原指当时流传的谶纬，是一种神秘性的预言，原本就并不涵括当时所有胡族。王树民认为“五胡”原只是“五部胡”之意，因为当时活跃的异族只有匈奴、鲜卑、氐、羌四种，只是后人为了对应“五胡”之数，从匈奴中又分出“羯族”来凑足“五胡”之数。对此有人质疑，既然如此，那“后人选择这些族群的总称，何以不是名实相符的‘四胡’，而是令人费解的‘五胡’呢？”进而主张“五胡”只是指五个胡人。吴洪琳正确地指出，“五胡”其实只是一种泛称，不必拘泥于“五”之数，只是“在当时社会上流传的‘胡人的五德历运次序’或‘五德历运中的胡人次序’”，这与所谓匈奴“五部胡”没有任何关系，也不可能是五族或五人的确指。
《真腊风土记》
这样的神秘思维注重的不是实际计数，而是象征意义。元代周达观著《真腊风土记》被誉为对古代吴哥文明最珍贵、准确的记述，然而他却两次将当地七头的那伽神（Naga）记为“九头”：“桥之阑，皆石为之，凿为蛇形，蛇皆九头；五十四神皆以手拔蛇，有不容其走逸之势。……土人皆谓塔之中有九头蛇精，乃一国之土地主也，系女身。”这恐怕是因为，在中国古代的文化观念中，数字“九”充满神秘性，《楚辞章句·九辩章句》：“九者，阳之数，道之纲纪也。故天有九星，以正机衡；地有九州，以成万邦；人有九窍，以通精明。”我们习惯说的“七窍”，这里也说成是“九窍”。
正因为在这种思维之下，注重的是一个不可变更的理想化原型而非具体细节，因而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在解释时彼此歧异是常有的事。例如中国自古说“三皇五帝”，但到底是哪“三皇”、哪“五帝”，早在先秦就有不同说法；甚至就连“春秋五霸”这类历史人物，具体对应哪五人，也是众说纷纭。作为农业民族，中国人对粮食本该再熟悉不过，但“五谷”究竟是哪五种谷物，也有几种不同说法，篠田统在《中国食物史研究》中正确地指出：“五谷的提法是由于附会阴阳五行思想而来的。开始并不明确五谷都是指的哪些谷物，根据人、时间、地点其品种也有所不同。”中国自来就有“九州”之称，但这是指哪九州，据杨宽《战国史》的归纳也至少有三种不同说法，刨除重叠，实际上共有十一州，但却都塞入“九州”的模型之中：
日本的九州岛，最初于701年划分为筑前、筑后、丰前、丰后、肥前、肥后、日向七国，但受中国传入的“九州”观念影响，后增设萨摩国，713年再分出大隅，遂称九州。中国虽从海外三神山的观念出发，称日本为“三岛”，但在日本文化中的圣数却是八，因而在日本神话中说天照大神让皇孙推开八重云，降临到“大八洲”，降临处高千穗峰以高御座再现，其八角形即隐喻大八洲。“八”既为圣数，也可虚指“大”或“多”，故作为日本别称“大八洲”（おおやしま）或“八岛”（やしま）也可解释为“多岛之国”（多くの島からなる国），本非实指；但到了《古事记》中，已经将之解释为本州、九州、四国、淡路、伊岐（壹岐岛）、对马、隐岐、佐渡等八岛，而《日本书纪》卷一则认为是秋津洲（本州）、伊予二名洲（四国）、筑紫洲（九州）、隐岐洲、佐度洲（佐渡岛）、越洲（北陆道）、大洲（山口县屋代岛）、吉备子洲（冈山县儿岛半岛）。《古事记》成书于712年，《日本书纪》仅晚八年，但所载八岛却有三岛都不一样，其中越洲、吉备子洲甚至不能算是岛，如果说这是由于地理知识缺乏引起的，那就很难解释为何日本人连本国的八岛都搞不清楚，这似乎说不过去。
北宋雍熙元年（984），日本僧人奝然入宋，称日本全国分为五畿、七道、三岛，以后直至晚清，中国典籍中凡记述日本地理情况，一律照抄不误，明代几乎所有研究日本的书刊均承袭此说。所谓“三岛”很可能是奝然受中国文化影响或迎合中国人之说，但因为和“五畿七道”并列，遂又被认为是在此之外另辖的行政单位，嘉靖年间出版的《筹海图编》乃认为“三岛”是指壹岐、对马、多褹（今种子岛），各辖二郡。此说亦为《明史》所本，载入正史。
像“琉球三十六岛”这样的说法，人们还能分辨此是虚指，但“三岛”却很容易被视为实指，到了近代，更被后人嗤为古人地理无知所致。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古代史卷中方报告中，毫不客气地指出：“清代前期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几乎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状态，以至直到鸦片战争后，徐继畲、魏源的世界地理名著《瀛寰志略》与《海国图志》在谈及日本地理时，竟然都会犯日本是由长崎、萨摩、对马三岛组成这样的错误。”国人对日本长期了解不足固是事实，但这里所说的“错误”却恰恰是已有一定了解之后，试图用理性解释“三岛是哪三岛”所造成的。
到1877年，何如璋出任首任驻日大使，此前明治政府已于1869年将北海道正式纳入管辖，何氏遂将以前中国文献上的“日本三岛”修正为“四岛”。这被沈国威赞许为“一个进步”，似乎标志着中国对日本地理有了更清楚的了解，但这倒不如说是对传统的决裂：从以往神话思维中的海外三神山，转向了现代理性思维下的地理数字编码。当然，作为日本别称的“三岛”在文学性语言中并未就此消失，但随着对传统的疏离，后人正对此感到越来越困惑不解。在百度上就有这样的问答——有人问：“谁知道张自忠将军为什么称日本为‘三岛倭奴’，日本不是四个岛吗？这种基本常识不应该会漏掉的。”答者倒也知道“日本三岛是清末民初时常用的对日本的别称”，但却又解释说：“后来随着北海道的开发，日本就不再是三岛而是四岛了。张自忠将军说这话的时候，北海道还是荒地呢。”
顺着这样的逻辑下来，也就不难理解围绕着“英伦三岛”的疑团了：这原本是中国人对海外仙岛的模式化想象，与其真实的数量无关，衍为一种文学性的美称，但到后来，却渐渐地会有人试图去理性化地解释“是哪三岛”。到了此时，由于现实中的英国只有两大主岛，这就让人普遍感到费解，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于是各种说法纷起，试图弥合这两种不同思维之间的矛盾。
从现存的文献看，在鸦片战争后不久，中国人对英国的信息刚开始大增之际，这样的困惑就已经出现了。1844年，梁廷枏所著《海国四说》出版，其中所收录的《兰仑偶说》专论英国，但看来他已经不理解前人为何将英国称为“英伦三岛”了，《兰仑偶说》卷二提到“国曰英吉利……亦曰英伦……三岛并悬……凡五十三部皆英伦旧地也……此外复有续据两地，其与兰仑同岛而界以港者曰斯葛兰，别出一岛者曰爱伦，皆近国旧壤，分部置官一如本国……按新嘉坡人撰《英国论略》云伦墩、苏各兰两岛共名英吉利，延长二十六万一千方里，耳兰岛九万六千方里”。在《兰仑偶说·卷四》中再次解释：“英吉利国在欧罗巴洲，三岛孤悬大西洋中，迤东两岛相连，南为英伦，北曰斯葛兰……西别一岛为以耳兰。”这里所说的“五十三部”是指英格兰39郡、威尔士13郡及马恩岛，但他连这样具体的行政区划都知道，却又将苏格兰和英格兰强分为两岛，以凑足“三岛”之数——这与古人硬分出一个“长夏”补齐“五季”之数以应五行，正是出自同样的文化心理。
在传统时代，这原是事理之常，因而这个说法一出，即为人所承袭。1848年，徐继畲在《瀛寰志略》中称“英吉利，欧罗巴强大之国也，地本三岛孤悬大西洋海中，迤东两岛相连，南曰英伦，北曰苏格兰，两岛南北约二千余里……西别一岛曰阿尔兰”。甚至第一位出使欧洲的外交官斌椿，1866年已经踏足英国，但回国后所著《乘槎笔记》中却仍然称“英地本三岛，孤悬大西洋海中，迤东两岛相连，长约二千余里，广约五百里。南曰英伦，北曰苏格兰。迤西别一岛，名爱尔兰，长七八百里，广半之”。到1890年，薛福成出使欧洲四国，在《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和《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续》中，多次提到“英国三岛”和“英伦三岛”等词，并明确三岛是指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
“英伦三岛”之说，在晚清民初广为人知，而最为人所接受的说法，是将之分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三部分。晚至1924年，孙中山所著《民族主义·第四讲》中，仍持此说：“现在世界上的民族，占地球上领土最多的，是撒克逊民族。这个民族最初发源的地方是欧洲，但是在欧洲所占的领土，不过是大不列颠三岛，像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但到后来，渐渐有人觉察到这其中有点不对劲：苏格兰不能算是一“岛”，因而又出现了一个修正版的“合理解释”，主张“英伦三岛”之说源于不列颠岛上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三部分，相当于中国古代“三道”，后世以讹传讹，遂以道为岛。
凡此等等，乍看言之成理，但其实多是揣测之辞，倒是活生生印证了陈寅恪的名言：“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吊诡的是：这种种歧说，正是由于后人试图对前人之说予以合理化解释引起的。神话学上有所谓“语言的疾病”之说，即当一个词的起源不为人知之后，人们为了试图解释它而兴起一种通俗词源法（Folk Etymology），试图以此解释某些现象、事件或名称的缘起，由此产生了一种推源论的神话——例如将古越语地名“无锡”强解为“没有锡”。“英伦三岛”一词的种种解释，也可作此观：很多人自信古人是无知才犯下常识性错误，殊不知自己言之凿凿的合理化推断，也仅相当于那种民间的解释性传说。不过，“英伦三岛”这个充满中国式神话思维的雅称居然能经历现代理性的洗礼，一直留存至今，也堪称奇迹，也再一次证明，传统尽管有时被人遗忘，但却自有其顽强的生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