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文姬是中华遗嘱库北京一中心的登记专员，她还记得，在2013年中华遗嘱库刚成立时，大多数人都不太能接受“遗嘱”这样的字眼，也不愿意在公开场合谈论立遗嘱的事情，来登记中心咨询的市民们“总是偷偷摸摸地”。在设立登记中心选址的时候，有的房东一听是办遗嘱的，就觉得不太吉利，“不太愿意跟我们交涉”。

几乎成为一种默契，当有遗嘱人来咨询时，崔文姬和同事们都会尽量避开谈“死”这件事。但她越来越频繁地发现，即便自己不谈，遗嘱人也会主动提起。

透过遗嘱咨询的窗口，崔文姬感受到一些变化正在悄然发生。人们不再谈遗嘱色变，反而将其视为一件值得纪念的事情，她曾见过有遗嘱人特意在生日当天来登记，也有夫妻选择在结婚纪念日订立遗嘱。

3月21日，中华遗嘱库发布《2021中华遗嘱库白皮书》（下称《白皮书》），立遗嘱人群趋向年轻化，80后、90后群体订立遗嘱的需求持续增长，今年也是首次公布“00后”的遗嘱数据。

数据显示，2020—2021年期间，有223位立遗嘱人为“00后”，较上一年度增长14.42%。“00后”立遗嘱的人群，普遍年龄在18—20周岁期间，他们基本上都是大学在读学生，有的是刚刚踏入社会工作不久。

立遗嘱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国家心理咨询专家张纯认为，随着年轻一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思想观念的进步，如今人们不再忌讳谈论死亡这一话题，这种对生死态度的转变，是一种更加理性的态度。订立遗嘱本质上是一种生命教育的形式，“盘点自己的生命旅程，了解在生命中哪些是自己需要珍惜的，哪些是需要改变的，哪些是需要感恩的”。

2017年7月，时年23岁的崔文姬登记了人生中的第一份遗嘱。她把自己为数不多的财产都留给了父母，“那段时间我的工作压力很大，身体也不太舒服，所以先买了保险，又立了遗嘱”。

作为登记专员，崔文姬的任务之一是为立遗嘱人录制视频，这项工作做得久了，她很少会有情绪波动，只是遵照着标准流程一步步推进。直到自己作为立遗嘱人，坐到了摄像机的另一端，她一下子变得有些恍惚，想起了许多和父母相处的片段，“就跟过电影似的”。

中华遗嘱库 央视网记者 孙晓媛 摄

清明节前夕，崔文姬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在她看来，立遗嘱并不意味着人们对于死亡没有了焦虑和恐惧，但是在订立遗嘱的过程中，他们得以重新审视过往和未来的人生。

以下是她的自述：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立遗嘱？

我是2017年3月来到中华遗嘱库实习的，当时我大四，学的是法学专业。因为中华遗嘱库是为老年人提供财产继承方面的法律服务，和我的职业规划也比较相符，所以7月份拿到毕业证后我就入职了，成为了一名正式员工。

在《民法典》颁布以前，我们还没有打印形式的遗嘱，必须要手写自述遗嘱，再加上有的遗嘱人年纪很大，写字都很困难，办理一份遗嘱花费的时间比较长，市民们要排很久的队。后来有了打印遗嘱，工作效率提升了很多，但排队的人还是很多，因为办理遗嘱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从我近两年工作的接待量上，可以明显感受到立遗嘱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很多年轻人尤其是80后、90后甚至是00后，他们都有立遗嘱的需求，并且还在不断增长。

3月30日，一位00后大学生正在登记遗嘱 央视网记者 孙晓媛 摄

我觉得一些社会事件，会促使年轻人提高提前规划财产、预防意外的意识，比如给自己买一份保险，或者提前做一份遗嘱。尤其是新冠疫情发生之后，对于“无法确定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这句话，前往咨询的每个人都比往常有着更深的体会。

订立遗嘱的人群跟职业是有关系的，比如医护人员在日常工作中会接触到某些意外情况的发生，他们也都见惯了生离死别，这些经历会促进他立遗嘱的意愿。还有一些年轻人的工作压力比较大，像程序员经常加班，他们也是咨询、订立遗嘱的主要人群之一。

其实年轻人立遗嘱，一开始都是由好奇引起的，这跟老年人经历了很多事情，把最终的想法都“落听”了再来立遗嘱，这两种心态是不一样的。

在选择继承人方面，年轻人和老年人的也有不同。老一辈的人一辈子都是围着子女转，所以他们的财产也是从上往下一代代地传承，从自己的子女，再到孙子女、外孙子女。相比之下，年轻人财产虽然不多，但是想“雨露均沾”，涉及到的继承人各种各样，父母也想留一点，朋友也想留一点，甚至还要给自己的宠物留一点。

之前我们还遇到过有人把遗产留给前任，他觉得虽然我们俩没有感情在了，但是对方依然陪伴他走过青春中很重要的一段路。像这类想法在老年人看来都是不能理解的，不过我觉得这种观念是有进步的，新一代的年轻人不再局限于必须有血缘关系，有亲情作为纽带才能去传递自己的财产。

崔文姬在工作中 央视网记者 王静远 摄

“一下子比别人多过了好几年”

这份工作就像是一个社会窗口，能从中看到很多人生百态，连我父母都觉得我比同龄人更成熟、老练了。

其实如果从一个正常的人生轨迹来看，我并不会接触到这些形形色色的事情。以前我看电视剧的时候会觉得电视里演的那些“狗血”剧情都是不真实的，但在我们这种工作场景下，你会看到千家万户里各种各样的事情，好的、不好的，和谐的、不和谐的，这让我对人性、对家庭都有了新的想法和认知，就感觉自己好像一下子比别人多过了好几年。

过去五年80后立遗嘱人数增长近13倍，作为社会的中流砥柱，80后肩负着家庭、社会的巨大压力，而且面临着年迈的父母、年轻的配偶和年幼的孩子，背后的家庭关系和利益格局更加多元，这就使得他们不得不思考及早订立遗嘱。

另一方面，80后立遗嘱还跟离婚率增高有一定关系，我们业内都说离婚人群是订立遗嘱的“刚需人群”、再婚人群是订立遗嘱的“刚刚需人群”。

去年10月份有一位来咨询遗嘱的女士，在我们中心偶遇了自己正处在“离婚冷静期”的丈夫。根据《民法典》的有关规定，两个人需要经过30天的冷静期才能正式办理离婚，这位女士咨询了律师意见后，发现在离婚还没办理完成的情况下，万一自己有什么意外，丈夫能合法继承到自己的遗产，所以她第一时间就来我们这里询问如何立遗嘱。结果没想到，她的丈夫也有同样的担心，于是就出现了很戏剧性的一幕。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刚工作不久，有一位阿姨来立遗嘱，她曾经有一段婚姻，还有一个小孩，但她跟男方感情不深，很早就离婚了，法院把孩子判给了男方。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阿姨，男方家庭也不让她去见孩子，所以她只能等孩子放学时，偷偷地在小学附近看儿子。

这位阿姨来立遗嘱的时候已经七十多岁了，儿子也三十多岁了，这么多年来他们的关系一直很淡薄。阿姨决定把仅有的一套房子留给儿子，但当时她连孩子住哪儿、改没改名字都不知道，她唯一拥有的是一张儿子出生不久后母子二人的合照。当我看到她拿出这张照片，立马就绷不住了，可怜天下父母心，无论怎样，孩子永远都是母亲最重要的人。

中华遗嘱库的“幸福留言”册 许多市民在订立遗嘱时会给亲人写下留言央视网记者 王静远 摄

你会发现中国人的亲情羁绊是最深的。这几年越来越多的继承人取走了遗嘱，这也就意味着早期办理的很多遗嘱人都已经走了。子女在看到父母留给自己的录像时，都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哪怕父母没有把财产留给他。

23岁，立下人生中第一份遗嘱

中华遗嘱库刚成立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不太能接受“遗嘱”这样的字眼，也不愿意在公开场合谈论立遗嘱的事情，很多市民进来我们登记中心时都偷偷摸摸。其他城市在为登记中心选址的时候，有的房东一看到是做遗嘱的，就觉得不是很吉利，不愿意跟我们交涉，这也是之前社会上没有对遗嘱形成正确认识时遇到的一些障碍。

如今人们已经不再谈遗嘱色变，相反会觉得这是一件有纪念意义的事情，有的遗嘱人会特意在生日当天来登记，也有夫妻两口子选择在结婚纪念日一起来立遗嘱。

我自己也把我的遗嘱提前做好了，当时是2017年7月，有好几家媒体报道，还上了热搜，我还记得话题是“90后在生日前提前订立遗嘱”。

那段时间我的工作压力有点大，身体也不太舒服，所以在那个月里我买了保险，也立了遗嘱。我跟家人说的时候，我爸妈很担心也很惊讶，他们都以为我发生什么事情了。

作为登记专员，我的任务之一就是为立遗嘱人录制视频，记录遗嘱内容并存档入库。其实日常去服务其他人，做多了、做惯了以后，会觉得这就是一个标准的工作流程，不会有太多的情绪波动。

但是当我作为立遗嘱人，自己真正坐在摄像机前面时，当时就觉得气氛一下子变得非常严肃，真的是在经历自己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感触还是很深的，以至于我那天做完遗嘱之后还有一点恍惚。因为我的财产都是留给父母的，以前小时候跟父母相处的一些片段，就像电影画面一样在脑子里闪现。

我觉得现在社会上这种对生死态度的转变，其实是更加理性了，就像我同事说的那样，以前人们是避而不谈，或者是隐晦地表示，现在是更加直观地并且积极地表达。立遗嘱不是终点，而是新起点，或许它不意味着人们对于死亡没有了焦虑和恐惧，而是在订立遗嘱的这个过程中，我们重新审视了过往和未来的人生。

记者：王静远、孙晓媛

来源： 央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