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我担任香港舞蹈团第一任艺术总监，江青舞蹈团在纽约，我家在瑞典，整天当空中飞人。比雷尔生怕我旅途劳顿，1983年就接受了日本著名科学家岩永真昭（Sadaaki Iwanaga）教授的邀请，在日本九州大学生化研究所做了三个月的访问教授，满以为离香港近，至少周末我们可以团聚。结果事与愿违，九州地区没有直接到香港的班机，单程要花大半天时间，香港舞团演出时间往往也安排在周末。有时他人来了，我也因为团务繁忙，没有时间陪伴他，结果反而是我的朋友们轮流照护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学会到附近三阳食品店买酒酿、鸭舌、素鸡等零食吃，记得郑佩佩还请过他去澳门参观寺庙。

1984年春天我怀孕了，比雷尔得悉喜讯时，眼中泛起了泪花。在纽约时比雷尔要我去做超音波孕妇检验，结果要六周以后才能揭晓，记得那是我们一起最受煎熬的时段，每天提心吊胆，生怕有不好的结果。检验结果出来，胎儿一切正常，也知道了性别：男。正感欣慰时，我们突然收到一张医院寄来的一万多美金帐单，是做超音波孕妇检验的费用。跟比雷尔结婚后我就没有再买美国医保，瑞典医疗免费，比雷尔有纽约血液中心给他的医保，满以为我随他就有了医保，最后和行政部门核对，才知道比雷尔粗心大意，根本没有跟血液中心人事部申报过他结婚并办理家属医保手续。我好心疼付出的冤枉钱，比雷尔安慰我：“破财买平安嘛！”很快事过境迁，我们想：期盼一个健康生命的诞生，让喜悦排山倒海地来到，比什么都重要。

夏末比雷尔去土耳其伊斯坦堡开会，一百个不放心，说什么也要我同往。会后我们去了土耳其西北面，在爱琴海畔的古城特洛伊看木马屠城记遗迹。为的是怀孕前我正在学一支独舞Cassandra（卡桑德拉），编舞者是赫赫有名的前辈Pauline Koner，这支舞就是以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战争故事为基础，卡桑德拉成为史诗传统和悲剧的象征，在现代用法中，她的名字被用作修辞手段，表示某人的准确预言不被周围的人相信。我对专业认真，想趁此次机会多了解些。比雷尔对古希腊历史一直兴趣很浓，也兴致勃勃。一路上我们都在为给儿子起名字绞尽脑汁，比雷尔带了本瑞典日历，因为瑞典有传统，每日都用不同的人名命名，我们想找个瑞典文、中文发音相同，字面也行得通的好名字。我一直不喜欢或者说不习惯中国人用洋名字，初到美国时也曾经用过Patricia，结果感到不是“滋味”，很快就放弃了。我们开始翻日历，从元旦翻到除夕又从除夕翻到元旦，好不容易找到两全其美的名字——中文名：汉宁；瑞典名：Henning。按照瑞典传统，5月22日那天是Henning名字的命名日。

我跟英国北方芭蕾舞团（Northern Ballet Theater）早就签好合约排舞剧《负、复、缚》，舞团在曼彻斯特，首演是1984年10月初在伦敦塞特拉斯·威尔斯剧场（Sadler’s Wells），正好也是生汉宁的预产期，排舞剧前后要五至六周的时间，比雷尔知道我不会放弃工作机会，根本没有阻拦，9月中旬就静悄悄地到曼彻斯特来陪伴我，看我顶着个大球在排练厅跳上跳下，跳得他心惊肉跳。在伦敦首演前一天，彩排圆满结束后，我就被他押上飞机打道回府！

我母亲提前来瑞典帮我坐月子，看到外孙汉宁，宝贝、宝贝叫个不停；比雷尔学了这个中文昵称，就也叫儿子宝贝，一直叫到汉宁不好意思，他也不改口。

母亲最不能忘的经验，是出席1984年诺贝尔颁奖典礼，汉宁10月4日出世，12月13日是典礼，我们没有打算参加，以前参加过多次典礼和晚宴，繁文缛节挺折腾的，我还在喂奶期，出门太久也不方便。心细的比雷尔问丈母娘可有兴趣？母亲表示有机会见识一下诺贝尔颁奖礼也不错。当天上午比雷尔取来在皇家音乐厅举行的颁奖典礼观礼票，座位在第一排，下午他就开车送丈母娘前往，免得走失。晚上母亲回来后告诉我们，她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第一排，周围毫无动静，心里直打鼓，等到乐队奏乐、皇家人员鱼贯入场在第一排坐下，她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是“贵宾”。国王妹妹、公主Christina Magnuson一直搞不清楚，为什么会有一位中国老太太跟她相邻而坐，那个位置本来是她临时因病缺席的丈夫的。其实我们在家看电视转播时早就看到了，只要镜头带到公主，就可以看到我母亲和亮晶晶响当当的人物坐在一起，那天她穿了一套泰丝象牙色的长裙和同色外套，素雅得很，凸显与众不同。后来比雷尔同事Birgit Hassle 给我们看一本诺贝尔颁奖典礼画册，母亲赫然在上，与公主比邻而坐。

过了些时日，我参加瑞典皇家舞蹈博物馆举办的一次酒会，公主Christina酷爱舞蹈，在与舞蹈相关的机构中担任名誉主席。大家在那里寒暄时，大概她看我是个东方人，忽然说：“去年诺贝尔颁奖典礼上，我旁边坐了位东方老太太，我到现在还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那明明是我丈夫的座位。”我笑着告诉她：“那位老太太是我母亲。”然后将来龙去脉跟她详述。

我们认真地考虑、反复地讨论，关于汉宁将要面对的语言和教育问题，首先确定在哪里安“家”。汉宁是瑞华的组合，虽然我是美籍华人，比雷尔也在美国工作，拥有永久居留权，但文化、价值观、生活本质上，似乎我们俩都离美国很遥远，美国是“异乡”。大环境上又不允许我们考虑在中国“居家过日子”，所以唯一可选择的居住地便是瑞典。

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太重要了，我们确认母语第一，比雷尔第一时间就去登记了汉宁有母语教师的需要。瑞典政府有非常好的规定：义务母语教育，在正常的学校上学之外，另外安排课程，汉宁一周有一次四十五分钟的课，第一位中文老师徐盈盈女士认真热情，她得悉我的愿望是教汉宁繁体字，就找来繁体字课本。至今，我们仍然像自家人一样来往。另外，我们还送汉宁去中国华侨自己主办的周六中文补习班，尽管比雷尔因此损失去岛上的时间，也坚持周六汉宁上中文课后再出发。记得汉宁小时候嘟着嘴问：“为什么别人不需要，而我要学中文？”没有等我答话，比雷尔就说：“宝贝，谁要你是一半一半呢？！”简单明确，实话实说。似乎此时我又听到了比雷尔在“肉麻”地叫着“宝贝！” 也许他在叫孙女礼雅宝贝罢？

每个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选择。我在汉宁出生之后，也意识到舞团存在不切实际，因为带着汉宁旅行，不同地方不同保姆，我们三个人又用三种语言，汉宁跟爸爸讲瑞典语，跟我讲国语，我跟比雷尔讲英语。所以到了会说话的年龄，汉宁结结巴巴。问小儿心理医师，医师判断语言问题是因为小孩没有安全感的关系，我们必须要安定下来，有了固定而稳定的环境，汉宁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如此一来，我和比雷尔商定，一个人在瑞典守家，另外一个人出门在外，我们轮流转。半年下来，汉宁说话结结巴巴的问题彻底解决了。我也决心放弃舞团当“单干户”——独立编导、舞者，自由创作。

比雷尔很快就给我创造了单干的条件，在瑞典扩充城中公寓时，他将一间带壁炉的客厅改装成我的练功房，磨平木地板外，一整面墙上安装了大镜。Birgit Akesson女士是瑞典现代舞先驱者，德高望重，因为她和Al年轻时曾经是情人，所以比雷尔和她早就相识。1981年我与舞伴董亚麟受瑞典皇家芭蕾舞团邀请在美心剧场（Maxin）演出时，比雷尔就邀请Birgit来看。

产后在家，因为要喂奶无法演出，平时就在家里练功。Birgit来家看新生的孩子，我们就一起聊家常吃便饭。那时她刚刚出了本图文并茂瑞典文的书《泉源面具——舞蹈是非洲文化的根源》（Mask of the Spring Water——Dance As a Source of Culture in Africa)，是她六七十年代深入非洲做舞蹈田野调查的成果，由舞蹈涉及文化的深广层面，而且用诗歌般的语言，比雷尔十分欣赏。Birgit年轻时看过梅兰芳演出，对中国传统戏曲和太极拳兴趣很浓，因此我们也有很多共同话题。

Birgit年轻时一直是位独舞演员，她知道我虽然有舞团但也以跳独舞为主，那时她刚刚动手术换了胯骨，行动不便，大概是一时技痒罢，她拉我到练功房对着大镜，要我试着做这样感觉或那样感觉的动作，有了第一次实验，接下去她在我家出入就愈发频繁。她并无任何具体计划，但我感到她有奇思妙想，想在我身上体现出来，然而身体是舞蹈语言，她自己无法实现，我等于是她的替身，结果在我完全没有计划要请她给我编舞的情况下，居然左试右试半年后有了些眉目。她请早些年给她做过自传体电视纪录片的制作人Birgita Ohman来练功房看我们排出的片段，得到了赞赏。瑞典国家电视台决定拍摄Birgit给我新编的舞，她在瑞典舞蹈界是大师级人物，在业内是出了名的眼睛长在头顶、性情孤僻到古怪的艺术家，已经许多年没有创作舞蹈。跟Birgit学舞的机会极为难得，又是在一个完全没有计划可以说是即兴情况下的产物，我有受宠若惊之感。她慢工出细活，先编了《秋叶》（Höstlöv），好像欲罢不能，后又编了《雏菊》（Dagrar），这两支独舞都没用音乐，前后居然花了八个月时间才得以完成。电视台于1986年摄制，后者纯为电视镜头而编排，无法在台上演出。1987年《秋叶》在纽约作舞台首演得到好评。这两支舞也成了Birgit舞蹈艺术创作生涯的绝响。

1987年在我牵线下，广东现代舞实验班秋季开学，然而美国舞蹈节应允要派去的教师要年底才能成行，实验班向我求援时，我马上想到了Birgit，因为这是中国第一个现代舞班，必须请一位资深舞蹈家任首位导师，对物质条件Birgit绝不在乎，她欣然接受她心目中的文化古国的邀请。秋天实验班开办时Birgit准时报到，我完全不知道她带了《秋叶》和《雏菊》的舞蹈录像当课堂教材，所以在那里学习的第一期学生对这两支舞都相当熟悉。Birgit回瑞典时还请了位会气功的中医来斯德哥尔摩。这位性情孤僻的艺术家于2001年在医院里寂寞地走了，走之前她要见比雷尔，却拒绝见我，至今我都不知道原委。也许我心直口快，伤了人还不自知。在她眼中，比雷尔是绝无仅有的“完人”，跟他有说不完的话，每次见到Birgit讲得特别兴奋眼睛发光时，我就知道她在讲“有情人未成眷属”的老情人Al，而且完全用瑞典文，还好，我也常常跟中国朋友完全用中文交谈，我和比雷尔早就习惯这点了，也可以算是一种默契罢。

1987年汉宁与爸爸、妈妈

外界有很长一段时间，视我们为“不健全”家庭。在瑞典时，汉宁常常在托儿所最后一个离开，平时因为家中语言复杂的关系，也没有教他唱儿歌。结果他听到最多的是比雷尔和朋友们在喝酒时爱唱的瑞典传统喝酒歌，记得汉宁初上托儿所，老师要小朋友表演熟悉的儿歌，他表演的竟是喝酒歌，为此老师特上门来做家庭访问，害得我和比雷尔尴尬不已啼笑皆非。纽约血液中心会一年一度组织“亲和聚会”，找个风景优美的度假圣地犒赏研究所人员和家属轻松几天，我只参加过一次就从速消失了，主要感到自己格格不入，他们口中的家庭主妇和称职妈妈的标准，我统统“不及格”。因为我太多年不露面，大家揣测大概比雷尔和我已经“分道扬镳”，但又不好意思直接问，所以旁敲侧击地向比雷尔打听我们的婚姻状况。比雷尔不得不转弯抹角地恳求我忍耐一下临时性的不适应，希望我次年出席，免得他再次面对尴尬，但我对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主妇感兴趣的话题：房子、汽车、股票、孩子、食谱那一套全然外行，也没有兴趣，所以还是鼓不起勇气去搞“亲和”，感激的是比雷尔一向尊重我的独立，没有再“劝”我一定要出席。

1994年汉宁十岁时，我们想到了最佳生日礼物——第一次带他去中国，而且主要是去敦煌旅游，目的是让汉宁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历史灿烂悠久、文化博大精深的文明古国，是由文化、历史和土地，以及生长在上面的人构成的，从而激起他学习中文的兴趣。他在瑞典用的中文课本就这样写：我是中国人，我是海外的中国人，我爱我的当地的国家……其实1980年我和比雷尔去过中国，缘起有二。其一，1979年由于我的“牵线搭桥”，实现了中国舞蹈教育考察团第一次访问美国的计划，八个人的代表团在美国访问了将近一个月，在最关键的时刻，我跟比雷尔协商，取消我们一年一度的夏天度假计划，好省下钱来赞助部分经费。其二，比雷尔1978年在上海生化研究所讲学以及后来做的大量工作，得到良好积极回应。因此文化部邀请我于1980年先回国讲学、演出，然后招待我和比雷尔到各地旅游。文化部安排得非常周到，演出结束后，我们在文化部外联局俞惠钧女士的陪同下，由北京出发，先去西安，再由重庆出发看三峡游长江，在上海下船后又去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苏杭游玩，最后还去了“桂林山水甲天下”的桂林。为了游山玩水，比雷尔做足了“功课”，他对历史、人文、文化有兴趣，也认为光看风景就“亏”大了，拼命翻看有关的书籍，结果每到一地，他都玩得津津有味，讲得头头是道，有些重要历史遗迹还了若指掌，给俞惠钧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临别依依时，俞惠钧忍不住用上海话跟我说：“侬真好福气！”

1980年江青、比雷尔在长城

1994年，我们是一组九人一起去的中国，我们家三口子之外，有比雷尔弟弟Lars、弟媳Iila，前妻哥哥Bertil、嫂子Barbara，我们的好朋友Patrizia和Stuart伉俪。这组人先到北京，入住和平饭店，Lars夫妇不会英文，要跟饭店前台打交道兑换人民币、借熨斗等等，都拉着汉宁去当小翻译。一下子有两个惊奇：饭店前台看长得像外国人的小男孩彬彬有礼又说得一口好中文；汉宁一下子发现他说的中文服务员全都懂，自己能当帮手了，兴奋得小脸通红。

我们旅行三周，先去甘肃参观敦煌石窟，因为事先托人安排妥当，我们参观了一般不对外开放的窟，还有专人讲解。敦煌石窟是中国也是世界上壁画最多的石窟群，是古建筑、雕塑、壁画三者相结合的艺术殿堂。美得让人惊叹！ 比雷尔为了敦煌之旅，买了无数相关书籍和画册，对壁画的源起、历史和宗教背景都有基本了解，敦煌壁画中佛像、飞天、伎乐、仙女等和舞蹈有密切关系，我很早就通过学中国古代舞蹈史有了基础知识。我们在鸣沙山月牙泉中骑骆驼，还在旅途中发现了沙漠中的“绿洲”——一望无际的戈壁中突然出现一捧青翠，我们兴奋地嚷起来，让司机朝那团浓郁的翠绿奔去，原来沙漠中的一汪地下甜水，养活了幸运、幸福的一大家人，瓜果蔬菜油亮茂盛、五色缤纷，我们一哄而上，买了不少各色水果，我则钻到地里去采毛豆，采了一大篮后还要菜农给加工，盐水毛豆可是最佳佐酒菜，我们每天都轮流做“庄”，欢度“快乐时光”——喝餐前酒。这一路上西安的兵马俑、羊肉串、百饺宴，北京的故宫、长城、仿膳、天坛、琉璃厂、颐和园，让汉宁目不暇接，尤其在大伙儿采购时，他更是忙坏了，我一个人顾不过来这么多人，他就必须担任讨价还价的工作，跟瑞典购物“说一不二”的习惯背道而驰。这次旅行后，汉宁学会上中国餐馆用中文点菜，再也不问为什么要学中文。

2005年我们又组队去中国旅游，主要一站仍然是敦煌。我母亲没有去过敦煌，一直记挂着；她自觉年事已高，也希望回老家镇江给父母和祖辈扫最后一次墓。三个弟弟和他们的家属马上雀跃不已，比雷尔的朋友们也纷纷央求我们带上他们同去旅游中国，比雷尔比我还要差，一辈子不会讲“不”，“不好意思”和“心软”的特质，他皆具备。傅聪就跟我说过：“你是好人，但比雷尔是‘滥’好人。”因为他弟弟傅敏在伦敦住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练钢琴永远是傅聪的首要任务，所以伦敦的名胜古迹弟弟一个都没有去过，一直在哥哥家干等。比雷尔一听我埋怨傅聪对弟弟“不近人情”，马上不假思索地对傅敏说：“我正好要给青在伦敦当向导，你就跟我们一起玩罢。” 就这样，傅敏跟我们一起当了几天“伦敦游客”。

旅游团队像雪球般越滚越大，最后共达二十三人，我只好找上海锦江饭店旅行社帮忙安排全程。第一站先去新疆乌鲁木齐、天山，然后，除了美不胜收、越看越爱的敦煌，楼兰古城遗址、罗布泊雅丹魔鬼城、阳关、吐鲁番盆地中的火焰山……都是围绕着敦煌值得去观赏的景点。我们还记得十一年前戈壁沙漠中那团浓郁的翠绿——沙漠中的“绿洲”，结果遍寻不见，很感失落。好比此刻的我，遍寻不见比雷尔，我多么希望沙漠中一汪地下甜水永远在那里浇灌滋润着我，生命中的绿洲或许是短暂的，但情感的钮链地久天长。

我们这个团队在中国几个地方一路玩下来，三周后在上海结束行程。妈妈在上海出生、长大，虽然目前住在纽约超过三十年了，仍然想在队伍解散前尽地主之谊，请大家试试上海地道“本帮菜”。另外有位我们由衷感激的人——吴燕珍，我们也要和她以及她的家人见面，致谢问好。

缘起是1986年，吴燕珍经王浩、幼石推荐，由上海来瑞典，前后三年帮我们照顾不到两岁的汉宁。在一个屋檐下同住同吃同劳动，跟我们就像家人，很贴心。由于瑞典移民法有规定，她不得继续留下来，临回上海前，我们为她举办了一个欢送会，欢送会中的食品是比雷尔“冒险”从纽约带回来的八只烤鸭与一整只金华火腿。用“冒险”这个词是有道理的，外来食品在瑞典不可以入境，尤其是肉类。从不犯法的比雷尔，打我在瑞典定居后，就禁不住我央求，常常冒险犯法，来满足我这张好吃的馋嘴。他常常跟朋友笑说：“我真希望哪次在瑞典机场，海关逮我个正着，那我就不必继续干这种心中打鼓的苦差事。”当然，我妈妈在纽约早就把吃的东西准备得妥妥当当，比雷尔乖乖地提箱上机，竟没有一次失手。我和比雷尔喜欢采蘑菇，有的蘑菇干透了好，有的蘑菇煮了缩水后急冻保存味更佳。岛上的大冰柜基本上给比雷尔捕获的鱼填满了，无计可施时，我就将一瓶瓶的急冻蘑菇和其他纽约运来的食品，储存在他实验室零下六十度的“西伯利亚冷库房”中，渐渐地也堆积成相当可观的体积，研究所的人知道比雷尔宠我，不便发难，况且他们也喜欢来我们家聚餐，所以我出入“西伯利亚冷库房”存货取货时，大家都充眼未见。

那天欢送会上吴燕珍发言，挪威籍汉学家史美德女士替她翻译，她说：“这过去的三年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主人‘看得起‘自己，让自己有尊严，从未感到自己是在帮佣……”最后她表示：“最要感激的是比雷尔先生，每看见我拿重东西都会抢着帮忙提。”讲到这里，比雷尔上前拥抱了吴燕珍，她便抽咽起来。这些温馨的回忆历历在目，永远不会褪色！

1978年在上海家中，江青、比雷尔見到外公（右）、外婆（中）、外婆姐姐姨婆（左）

散队后的第二天，比雷尔陪着我们去扫墓，1978年我们在上海时，他跟我外公、外婆、姨婆、三姨夫等亲人都见过，如今这些亲人一个个相继而逝，静静地长眠在镇江丹徒老家祖产深山中。他看到我母亲跪拜时泪如雨下，也不能自已地掏出手帕来。我们静默伫立良久，山风在耳边呼啸而过，眼前一片苍茫，不知何时能再“归”！？

似乎与生俱来的对“人”的同情心和对“人”的尊重，对任何人永远一视同仁的爱心，同时对生活又充满了热爱，是比雷尔最让我敬重的“人”格。

我常拿自己和他相比，扪心自问不如。人生的阅历和经验让我懂得仔细“看人”，我不是要看他对我怎么样，那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看他对“别人”怎么样，“别人”包括亲人、朋友、同事，和周围相关的所有人。

我父亲九十年代初要去香港养和医院做良性脑瘤切除手术，父亲不放心，非要比雷尔当面跟主治医师详谈后才肯入院开刀，比雷尔马上放下手边工作，风尘仆仆地由纽约赶去香港。给我父亲开刀的是香港脑科名医邬显庭大夫，开刀前后，比雷尔对我父亲由心理到身体全盘照顾，邬医生对比雷尔的无微不至很受感动，跟母亲说：“你怎么会找到一个那么孝顺的外国女婿？！”还请我们去香港马会晚餐，护士告诉我：“这位大牌医生请病人家属吃饭还是头一遭呢！”1994年父亲和母亲决定由悉尼搬来纽约定居，不料他又提出要比雷尔去悉尼接他，我再三跟父亲说他的要求“过分”。纽约的房子，父亲买好也装修完毕，机票也已买了头等舱，他可以一路睡着来纽约。我向他解释：“路这么远，比雷尔这么忙，我不好意思开这个口……”但他如任性的小孩一般耍脾气：“没有比雷尔陪同，那我就不去了。”比雷尔反而怪我不懂事，二话不说，只身飞到悉尼。

拉开五斗柜上面的抽屉，里面有不少小纪念品：派克钢笔、小皮夹、纪念奖牌之类，都是比雷尔在飞机上当临时医生得到的礼物。他飞得多，碰到飞机上急诊病人的机率相对就高。因为美国医生被病人告的情况常有所闻，所以一般的情况下自告奋勇的医生极少，然而比雷尔一听到机上广播有病情，就会一马当先。我劝过他，等没有其他医生接应时他再去也不迟，然而比雷尔说：“救人第一！”我还能说什么呢？

纽约血液中心的门房Ron跟比雷尔是哥们。原来他们有一回聊上了天，比雷尔发现Ron的专业是影评人，但写影评养活不了自己，所以找了份门房工作。Ron是美国南方黑人，自己就有很多精彩故事，有机会时我们请他去血液中心附近的爱尔兰酒吧聊天喝酒，吃南方人喜欢的烤鸡翅，Ron就会“津津乐评”眼下上演的电影。他跟我们看电影的趣味相投，成了我们的“导影”。后来他知道我曾有从事电影的经验，就更加滔滔不绝了，有时侯还送我们预演的电影票。不幸的是九十年代末期Ron因癌早逝，虽然我们并没有见过Ron的家人，但葬礼上比雷尔送了现金支票给他太太，好贴补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