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与军事冲突中，我们常常把注意力放在战士身上，放在他们的战斗、他们的胜败上，却没有给予那些自愿或不自愿卷入战争的平民以足够关注。
事实上，平民会成为战争的支持者，会敦促他们的政府或社区发动战争。牛津大学国际历史系的名誉教授玛格丽特·麦克米伦就在《战争：人性、社会与被塑造的历史》这本书中写道，就同参战者在他们的著作中经常提到的那样，平民往往比身在前线的人更仇恨敌人。战争并非总对平民不利，无论是分享因胜利得来的战利品，还是寻找更好的赚钱机会、取得成功或打破禁忌，他们都可以从战争中获益。
然而，平民同样是战争的无辜受害者，他们因战败而付出沉重的代价，遭受了饥饿、杀戮、强奸、奴役、强迫劳动或被大规模地驱逐出境。被卷入战争的平民可以做些什么呢？
下文经出版社授权，节选自《战争：人性、社会与被塑造的历史》，本文插图均来自本书。
《战争：人性、社会与被塑造的历史》，作者: [加]玛格丽特·麦克米伦，博集天卷｜岳麓书社2023年1月。
蓄意攻击平民：
长期以来的战争策略
战争不会彬彬有礼地到来，也不会让平民选择是否参与其中。将领们会在自己及其军队撤退之时下令实施焦土政策。在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德国最高指挥部对自己的百姓漠不关心，下令保卫“每一栋公寓、每一幢房子、每一丛篱笆、每一个弹坑，直到耗尽最后一个人和最后一颗子弹”。1945年3月，德国距离最终的溃败显然只剩下几星期的时间了。《柏林的女人》一书的作者看着德国军队行军经过她所在的街区。“发生什么了？”她问道，“你们要去哪里？”一个人喃喃自语，他们在誓死追随元首。 “他们显然不太在意我们。” 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在战争中，所有军队行军都会经过宁静的乡村——即使那些友好的军队也一样，边走边搜罗可获得的食物。农舍着火，牛被赶走。海军击沉商船或封锁港口；轰炸机向可能有军事用途的对象投掷炸弹，但其中通常也包括住宅、学校和医院。平民们必须尽其所能地生存下去，但疾病和饥饿也可能成为针对他们的杀手之一。16世纪前25年，在意大利帕维亚的街道上，文艺复兴时期的宏伟建筑巍峨耸立，街上的孩子们却因饥饿而哭泣。该城的人口从1500年的1.6万人下降到1529年的7000人以下。一个世纪后的三十年战争中，德国各州人口减少了25%至40%。其中的一些死亡事件是事出有因，但其中许多都是携带疾病的大部队转移的副产品，那些本就因食物短缺而变得虚弱的人又遭到了疾病的袭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致命的流感疫情便袭击了全世界，造成多达5000万人死亡，它很可能就是部队在大规模向前线转移时迅速蔓延到全世界的。
无论是从平民身上榨取资源，还是迫使敌人迎战，抑或削弱其继续作战的意志，长期以来，蓄意将平民作为攻击目标一直是战争中的一种策略。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围困敌方的军队都会向被围方索要财宝，以此让城镇和修道院免遭破坏，居民免遭杀戮。无政府状态的战争常常为私营企业掠夺平民开辟道路。14世纪，在英法百年战争期间，自称“砸杆”（Smashing Bar）和“铁臂”（Arm of Iron）的私人帮派在法国各地游荡，他们敲诈勒索，实施残忍的行为并进行杀戮，就像黎巴嫩内战中的武装帮派，以及如今利比亚或刚果部分地区的武装帮派一样。1356年至1364年间，法国有450多个地方被迫支付赎金。有时，军队和私人帮派就像黑手党或科萨·诺斯特拉一样，要求人们定期缴纳保护费。在16世纪的德国和荷兰，户主们可以得到一张他们已经付清了费用的证明（德语是“Brandschatzung”，或者说是火灾税），军事当局甚至备有预先打印好的表格，上面留有空白栏，等待被填写上金额和日期。人们如果未能按时缴纳经常性税款，则会遭到“处决”——通常是烧毁村庄，甚至是处决当地人。即使入侵军队会遵守他们自己的规则，平民仍会被视为剥削的对象，日用物资和积蓄会被拿走使用，房子会被侵占，作为士兵的住处。有时军队会尝试为此付款，但他们提供的期票和凭证往往一文不值。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一名女工在填装炮弹。当男性赶赴战场时，女性承担起从前被视为“男人们的工作”。军火厂使用的很多化学物质使许多女性的皮肤变黄（她们因此被称为“金丝雀女孩”），这些“金丝雀女孩”生下的孩子往往也是同样的肤色。女性对战争的贡献，有效减少了女性在外务工的社会和法律层面的阻碍。本文插图均来自《战争：人性、社会与被塑造的历史》。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修昔底德描述了斯巴达人在战争第一年对阿提卡城邦的破坏是怎样诱使雅典人从他们的城墙后面出来、为保卫自己的农场而战的。15世纪初，波兰王国及其盟友立陶宛大公国与条顿骑士团之间的领土争端，导致了战争的发生，双方都使用焦土政策，迫使对方因饥饿而屈服。在中世纪的欧洲，骑士团（他们的“骑士准则”在当时备受推崇）使用了“骑行”（chevauchée）这个无辜的词来形容残酷的战术。诚然他们骑马，就如名字所示，但“骑行”的目的却是夺取、烧毁或是夷平他们途经的一切——动物、农作物、建筑物、人。这就是为什么在法国的一些地方，你仍然可以看到加固的农舍和教堂，穷人会在那里避难。并不是说它们总能拯救这些人，而是因为建筑物可能会被冲毁或点燃。“没有炮火的战争，”历史上的亨利五世说，“就像没有芥末的香肠一样毫无价值。” 在百年战争期间的1360年，英国人闯入奥利教堂，100名农民遭到屠杀。高贵的战士们利用破坏行动——包括对被他们认为低自己一等的农民和农奴进行攻击，迫使对手离开堡垒，以保卫他们的财产。（而趁火打劫的确是令普通士兵开心的方式。）在百年战争即将开始的时候，英国人开展了一次著名的“骑行”，行动范围达到27英里，所到之处，村庄一片荒芜。一位在战争开始25年后回家的意大利诗人说，他“不得不强迫我自己相信，这是我以前见过的那同一个乡村”。
在《亨利五世》中，法国勃艮第公爵的讲话与莎士比亚剧中的其他人物谈到的战争之荣耀形成了鲜明对比。勃艮第敦促法国和英国两国的国王结束战斗：
假使当着莅会的君主与皇上，我这样问一问：为什么那可怜的和平女神，这个保佑人丁兴旺、丰衣足食和艺术的亲爱的保姆，要一丝不挂，任人宰割，为什么她不该在这世界上最美好的花园里——我们的肥沃的法兰西——抬起她可爱的脸蛋来？
他试图告诉他们人类付出的代价：
就这样，我们所有这许多葡萄园、休耕地、牧场、树篱，不再对人类有任何贡献，全变成了荒草、苦艾的地盘。跟这个一样，家家户户——我们自己和自己的亲子女，只因为再没有那一份悠闲的时光，眼看着荒废了学艺、失去了教养——也就是我们国家丧失了文化、她体面的装潢——人类长得像蛮子一样！人们就跟当兵的那样，除了喝血，什么都不想……
第 588 夜间轰炸机团的苏联女飞行员，被德国人称作“暗夜女巫”。纵观历史，虽然绝大多数战争中的战斗人员都是男性，但从阿玛宗女战士的时代到今日，历史中仍有许多女战士的身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女性还担当了狙击手、枪手和游击队战士。
对平民的残暴行为也是为了让他们变得顺从，从而教会他们抵抗是没用的。16世纪90年代，蒂龙叛乱开始了，那时的英国都铎王朝征服了爱尔兰，激起了爱尔兰人民的奋起反抗，英国人对此进行了严厉反制。亚瑟·奇切斯特爵士，这位卡里克弗格斯小镇的无情镇长在给他上级的一封信中吹嘘说，他在贝尔法斯特以西的内伊湖（如今，平静的内伊湖以其中的鳗鱼而闻名，也是观鸟的好去处）附近发动了一次突袭。“我们在邓甘嫩4英里范围内杀人放火，毁灭一切。”他说，他数了数，至少有100人死了，他还放火烧了同样多甚至更多的人。“不论什么阶层和性别的人，我们一概不放过，这在人群中引发了恐慌……”人类从未放弃这样的做法：在1942年的侵华战争中，日本采取了与之相似的“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如今，叙利亚政府军也会毁坏反叛的城镇和村庄。
在美国南北战争中，谢尔曼将军对平民实施了大规模报复行动，以阻止他们的攻击。例如，他们会在河上乘坐北方军的军舰开展行动，但就像后来在越南的美国人一样，他开始相信胜利的关键在于切断南部平民在其本土可以提供给南方军队的支持——从情报到食物。正如他在给财政部部长的一封信中说的那样：“现在美国政府可以安全地实行适当的规则，即南方所有人都是北方所有人的敌人；他们不仅不友好，而且现在所有能够获得武器的人都把自己当作有组织的兵团或游击队。”谢尔曼把南方的每一个平民都视作敌人，无论男女老少。为了追求胜利，他挑出密西西比、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州等南部邦联关键州的平民，对他们实施特殊待遇，驱逐选定城镇的居民，放火焚烧建筑物，霸占马匹和牛群，并毁坏庄稼。1864年，他们通过佐治亚州向大海进军，留下了贯穿全州、宽约60英里的废墟。次年，南卡罗来纳州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
欧洲人是怀着一定的怜悯之心看待美国内战的，他们认为这是美国尚未在文明史上取得明显进步的一个证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十年里，欧洲越来越认为战争仅是世界上那些不发达和不文明的地区会做的事情。在1870年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后，欧洲唯一的冲突发生在巴尔干半岛，这可以解释为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希腊等国刚刚摆脱奥斯曼帝国的流毒，因而必须做点什么事情。新成立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撰写了一份关于1912年和1913年第一次和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的报告，并评论了参战各方对平民犯下的暴行。“在更加古老的文明中，”报告在提到欧洲其他地方时宽慰地说，“道德和社会的综合力量在法律和制度中得到体现，使法律和制度拥有稳定性，凝聚了公众情绪并有利于安全。”该报告于1914年初夏发表，就在欧洲正准备发动一场战争之际，这场战争显示了它对平民施暴的能力。
叙利亚伊德利卜，妇女们在被空袭破坏的街区中行走。该照片摄于 2020 年 3 月，叙利亚内战的第十年，这张照片证明了战争给平民带来的代价。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两伊战争以来，各个国家之间没有发生过大型战争，但在世界各地长期进行的内战仍继续造成数十万平民的死亡，也导致更多的人沦为难民。
平民的抵抗运动
在之前的几个世纪中，战士和非战士各自建立了适当的角色，而全面战争则使他们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拥有制服、等级制度、纪律和规则是为了区分军队和平民。前者有使用武力的权力，而后者没有。但是，当平民拿起武器或抵抗武装侵略者时会发生什么？战争的规则是否适用于他们？这样的平民是否应该受到惩罚——像谢尔曼将军在美国南部所做的那样？控制和管理需要持续付出更大的努力，这些问题正是这些努力中的一部分，但它们也同样指出了平民在战争中日益重要的地位。
在现代之前，平民对战争的支持并不是统治者特别关注的事，但随着民族主义的出现和战争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要求，平民——他们的认可和劳动——在战争所需的付出中所占据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诸如拿破仑战争时期的普鲁士爱国妇女协会或成立于19世纪中叶的国际红十字会，这些民间志愿机构都可以照顾军队或战争中的受害者，为士兵家属筹款，为伤员提供医院并配备人员，或是购买债券以资助战争。不管是年轻还是年老的妇女都可以参加工作，从而使男性得以解放并奔赴前线，他们还可以通过自愿监测灯火管制或注意火灾来帮助当局。相反地，当公众或他们中足够多的人不再支持战争时，政府将很难继续战斗下去，就像1917年的俄国、1918年的德国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越战期间的美国。即使战争仍在继续，平民也能用各种方式破坏和削弱他们国家为战争付出的努力。一种极端的做法是直接抵抗，无论是横躺在铁轨上或封锁征兵中心的和平主义者，还是拿起武器反对本国政府或占领军的抵抗者，都是如此。另一种极端做法是表达出对合作的不情愿，比如拒绝购买战争债券或者拒绝加班。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当苏联和德国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时，莫斯科下令让世界各地的共产党彻底改变立场，从敌视纳粹德国到攻击民主国家（正是这一点启发乔治·奥威尔写出了《1984》）。在法国，一夜之间，强大的共产党从敦促对德开战转向倡导和平。当政府下令动员时，共产党人在火车站大喊“别走！”“和平！和平！”，还有报道称共产党工人破坏了军需品的生产，但这一说法很难证实。
1945 年7月，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原子弹首次爆炸成功。曼哈顿计划使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等物理学家的估算变成了现实，为美国提供了一种新的毁灭性武器。将它投放在日本城市广岛和长崎，这一做法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太平洋地区的终结，但从那以后，围绕着这个问题的争议一直存在。截至 2020 年，世界上有 9 个国家拥有核武器，但作用仅限于威慑。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拥有数百万平民的广袤领土遭到了敌人的侵占。在欧洲，1.8亿人被轴心国意大利、德国及其较弱小的伙伴所统治，而在亚洲，日本统治着超过4.6亿人。一些平民会与征服者合作，他们往往还十分热情。在中国，领头的民族主义者汪精卫同意为日本领导一个傀儡政权，部分原因是他认为，他的国家通过与日本合作可以驱逐西方帝国主义并建立一个“新亚洲”。比利时知识分子亨利·德曼认为，纳粹统治使人们从自由民主中“解脱”出来。在傀儡国家维希法国，统治精英及其支持者看到了一个契机，可以让他们所相信的法国永恒的天主教和保守价值观重新恢复。当德国人要求将法国的犹太人运送到灭绝集中营时，维希政权心甘情愿地配合了。
欧洲和亚洲的轴心国被自己的种族理论蒙蔽了双眼，又被不断增长的战争需求所驱使，于是竭尽所能地从其占领的领土上榨取一切，这种做法引起了平民的强烈反对。强迫劳动、惩罚性税收、滥杀滥伤和蓄意的种族灭绝，促使人们不得不做出明确的选择——要么反抗，要么便可能死亡。随着从亚洲（从菲律宾到中国）到整个欧洲范围内的武装反抗的发展，轴心国采取的镇压措施也变得越来越严厉。日本在中国实行“三光”政策，纳粹对任何存在抵抗活动的地方都进行集体惩罚。在被占领的希腊，一位德国外交官在德国军队屠杀希腊村民后说：“这一英勇的行为有着美妙的结果——婴儿死了，但游击队仍然活着。”曾经有些乌克兰人用传统礼物——盐和面包迎接纳粹军队，将他们视作把自己从苏联统治之下拯救出来的救世主，但在纳粹开始杀戮并将奴隶劳工驱逐到西方后，这些乌克兰人也组建了游击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抵抗行为可以是拿起枪支或是炸毁铁路，但也同样可以是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晚间新闻简报，就像欧洲各地成千上万的人所做的一样——虽然这是足以被判处死刑的罪名。抵抗行为还可以是印刷和分发有关占领和战争情况的信息。在比利时，大约1.2万人参与到分发地下报纸的活动中，他们一共发出了大约300份。在被占领的法国，当新闻短片中出现英国士兵的身影时，观众们都会为之鼓掌；而如果有一个德国人坐在他们身边，他们则会移开。在波兰，一位德国军官抱怨说波兰的孩子们对他总是粗鲁无礼。在被占领的丹麦，大批市民聚集在露天场地中，高唱丹麦民歌。荷兰人种出的花圃是他们国家的代表色。《慕尼黑协定》摧毁了捷克斯洛伐克，而每逢协定的签约纪念日，布拉格的街道上总是空无一人。以上这些做法看似徒劳无功，却有助于维持鲜活的希望。
很多个体尽其所能地将本国人民的记忆保存下来并记录当时的恐怖。在萨拉热窝，一位穆斯林图书管理员冒着生命危险，从波黑国家博物馆偷偷带出一本珍贵的、带彩色插图的14世纪犹太手稿，以便它们能从纳粹手中幸免于难。在维尔纳，纳粹逼迫犹太学者将大量被掠夺的犹太文件编入目录，学者尽可能地将这些文件运出去，藏到地板下面和墙壁中。摄影师们无视纳粹的规定，拍摄并保存了犹太人居住区和集中营的照片。1933年，当纳粹在德国掌权时，德累斯顿的一位罗曼语文学教授维克多·克莱普勒决定继续将他的日记写下去。他经常在日记中提到自己的健康状况，反复预言自己将要不久于人世。（他于1960年去世，享年79岁。）克莱普勒自言自语，说自己不是英雄，但如他这般，记录下纳粹对德国社会日益增长的控制与该政权犯下的诸如二战和大屠杀等诸多罪行，这种行为也需要巨大的勇气。“我将继续写作，”他在1942年记录道，“这就是我的英雄主义。我会成为目击者，绝对的目击者！”虽然他的家人皈依了基督教，但纳粹仍将他算作犹太人，不过他还是逃过一劫，因为他娶了一个雅利安人老婆。虽然他周围的管制越来越严，其妻子却仍然获得了可以自由旅行的许可，并勇敢地将一页页日记偷偷带出他们被迫居住的异族婚姻特别住所。还有一位同样勇敢的女性医生朋友，她把这些材料藏起来，一直到战争结束。
弗朗西斯科·戈雅创作的《她们像野兽》，是“战争的灾难”版画系列的第 5 幅。这位西班牙画家在 1810 年至 1820 年间创作了一系列版画，展现了西班牙在对抗波旁王朝的大革命、1808 年法国入侵以及后来的半岛战争中遭受的恐怖和残酷折磨。面对侵略者，平民也做出了反抗，图中的西班牙妇女在攻击法国士兵，其中一个妇女将婴儿抱在腰间。
在可能的情况下，同盟国会尽力给予武装抵抗运动以鼓励和支持。英国特别行动委员会（British 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成立于1940年，目的是鼓励欧洲大陆的抵抗者“点燃欧洲”。德国侵略苏联后，欧洲的共产党再次发生逆转，进行了抵抗。虽然纳粹对共产主义进行了镇压，但党的许多工作只是转到了地下，而最后的事实证明，有着稳固的等级制度与自给自足细胞的共产主义组织，在抵抗活动中有着很强的适应性。不论是共产主义的还是非共产主义的抵抗活动，其组织都在逐渐壮大，他们不仅帮助同盟国的飞行员与士兵脱困，还提供了宝贵的情报——包括德军为了阻止同盟国军队登陆而建造的部分“大西洋墙”（Atlantic Wall）的计划，以及轴心国部队的力量、组织和行动的详细信息，这些抵抗组织还对工厂、铁路沿线、电报和电话线开展了破坏活动。不过，那些被占领者抓住的人付出了可怕的代价，无辜的旁观者也常常如此。
战争中的女性
令我们这些生活在和平社会中的人震惊的是，对于奇怪而可怕的战争世界，平民和民间社会往往表现出超凡的恢复能力和适应力。人们忍受着在战争之前看似无法忍受的贫困。他们在废墟中生活，根据可以安全外出的时间调整作息并睡在挤满陌生人的庇护所里。他们学会了在没有电和水的情况下生活，学会去接纳平时瞧不上的食物——零碎的肉片、油腻的鱼罐头、无味的土豆、橡子煮的咖啡。内拉·拉斯特在巴罗因弗内斯（Barrow-in-Furness）熬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那里是利物浦以北大约40英里处的一片造船区，也是德国人经常轰炸的目标。她心爱的房子被毁了，但她依然继续生活，整日为妇女志愿服务机构工作，然后用额外的短短几小时安排自己的家庭生活。她养鸡、种蔬菜，尽可能地扩大口粮的配给量，并以此为荣。她经常在日记里吐露自己的沮丧，但为了家人和周围的人，她总是尽量保持愉悦。她提醒自己记住一个荷兰小男孩，他把手指伸进堤坝的洞里，挡住了水。“我必须保证我的堤坝是足够坚固的，否则有时我会沉下去。”
女人变成了伟大的即兴创作者，她们用窗帘做衣服，就像《飘》里的郝思嘉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解决丝袜和尼龙袜短缺的问题，英国的妇女们在自己的腿后画上缝合线，使自己看起来就像穿了丝袜一样。她们还做了许多此前从未想过自己有能力做的事情。《柏林的女人》一书的作者认为，女人们将注意力放在诸如排队领取食物等日常生活的细节上，由此获得了力量。她谈到她的邻居时说：“对这些妇女来说，眼前的任务就是做香肠，将思绪放在香肠上，可以改变她们对那些可能更重要却更遥远的事情的看法。”她自己也喜欢在苏联人搬出去后洗床单，正如她讽刺地说出的那番话：“在穿靴子的客人走后急需做出的一个改变。”
阿尔宾·艾格-利恩茨创作的《无名》。这幅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奥地利的战争艺术作品，描绘了现代的工业化战争，其中几乎不存在前现代战争的任何荣耀。阿尔宾·艾格-利恩茨不是一个官方战争艺术家，但他努力在前线进行创作。本画作中，他将战士视作丧失人性的无名人物，他们向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如同闯入了风暴。
利布萨·弗里茨克罗科来自德国东部一个拥有大量土地的古老家庭，她在1944年与一名军官结下了一段美满的姻缘，后来这位军官上了战场——她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把她、她的母亲和他们的小家庭（包括她未出生的孩子）交由继父照顾。像他们这样的家庭拥有强大的传统，他们珍视的主要价值观与男子气概和军事作风有关。在她身处的世界里，男人们相信秩序、纪律和服从，这在战斗中很有用，但当苏联军队进军、德国战线崩溃，面对他们将要陷入的混乱，这些价值观却无能为力。弗里茨克罗科在她的回忆录《女人的时刻》中描述了她和母亲以及女佣是如何从继父和其他出身高贵的男子手中接手工作的。“当你为了不挨饿而低下头，匍匐着去摘你需要的菠菜时——其中没有任何与荣誉和责任有关的东西，因为他们失败了。这是他们留给我们的任务。”她设法把一小队妇女和她的孩子们安全带到西部的同盟国军区，然后回去寻找她的继父，当时他身在苏区的临时监狱里。她找到他，通过铁丝网告诉他，她有钢丝钳和去西部的火车票。起初他拒绝离开，理由是他作为一个绅士已经和军官承诺自己不会逃跑。只有当她声称不知如何独自一人旅行时，他才同意。不出意外，当他们在西部安全地重新安顿下来时，她发现她无法再接受过去那种依赖、顺从家中男人的关系了。一位在柏林的匿名女子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如今她视男人为更软弱的性别，认为他们可怜而无力：“在内心深处，我们女人正在经历一种集体的失望。由男人统治、颂扬强壮的男人的纳粹世界，随着‘男人’的神话开始崩溃。”她将战争中的失败视为男性的失败。
战争在颠覆传统的角色与期待上有自己的一套。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在被围攻的城市中，人们期待其中的女性也能加入防御大军。1552年至1553年，在意大利城市锡耶纳被围攻的18个月中，从12岁到50岁的女性，不论贫富，都得到了篮子、铁锹或镐。当命令传遍大街小巷时，这些女性要离开她们自己的家去城墙上干活。战争越全面，对女性的劳力与技术的要求越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在英国、加拿大、丹麦、德国、波兰和美国等许多国家，妇女对战争的贡献都成了具有说服力的理由，足以让她们拥有投票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大多数参战国，女性外出参加工作的比例显著上升。战争开始时，女性在英国的工业和运输业中占到了劳动力总数的23%，到1918年则占到了34%。一家英国兵工厂的一位苏格兰女性福利监督员说：“威廉二世给了英国女性一个机会，那是她们自己的父亲、兄弟和母亲从未给过她们的。”战前，女人们工作的地方是办公室和工厂，但如今她们获得了曾被视作属于男人的工作。各个地方的女性都抛弃长裙，换上裤子并把头发剪短，因为这样做更安全、更方便。
女性代替男性成为公交车售票员或农场工人。在兵工厂的危险工作中，所谓的“军火商”（Munitionettes）取代了男人的角色。在这些工厂中，许多女孩因为接触化学物质，皮肤变成了亮黄色，英国人称她们为“金丝雀女孩”，有时她们会生出皮肤为同样颜色的婴儿。1915年，军需部设立了福利监督员岗位，这些人都是女性，以此解决女性劳动力的健康和工作环境问题；然而，或许不可避免的是，最终这些女监督员发现自己面对的是顽固的男雇主和工会官员，因为他们不明白为何女性在同样的工作中应该获得与男性相同的报酬。
亨利·摩尔创作的《避难所中的人》（1941）。摩尔主要以雕塑作品而闻名，他创作的一系列素描作品则描绘了平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饱受煎熬的景象。他的作品大多数使用灰色的阴影，偶尔也会用到柔和的颜色，这幅画不仅捕捉到 1941 年伦敦遭受猛烈轰炸时的灰暗，也捕捉到其中日常生活中潜藏的危险。在这里，人们横七竖八地睡在地下的避难所中。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职业女性，尤其是从事传统上被视为男性职业的女性，在工作中面临着挑战——尤其是来自男性同事的；他们担心付给女性更少工资的行为会成为老板降低或冻结自身工资的借口，并因此明确表示不再需要她们。在伯明翰的一家工厂，上一班的男人们会把车床上的螺母拧松，为的是让接班的女人们放慢速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位英国妇女放弃了理发业而成为一名铆工，当她和男性新兵们一起为第一天的工作报到、等待着被分配工作时，却发现一切是徒劳的。她问工头，她该做些什么，工头回答说：“哦，是的！我们忘了这位朋友！”他拿出一把扫帚给她。“给！拿着这个！”他说，“四处转转！”对于此类事件和更公开的性骚扰行为——诸如禁止在工作场所化妆，管理层的反应并不总是特别有用。波音公司将53名女性打发回家，理由是她们的毛衣太紧，这一行为引发了这些女性的强烈抗议。而后波音公司试图为自己辩护，声称这是因为紧身毛衣存在着安全隐患，可能会导致她们被机器夹住。中产阶级的职业往往不再欢迎女性。当英国机械工程师学会在1944年接纳第一位女性正式会员时，其他会员提出了抗议。其中一位写道，女性太过娇弱，无法忍受她们会不可避免遇到的“混战”和粗俗的语言。而且，也许更重要的是，他补充道：“专业工程师已经面临太多竞争了，而战后——好吧，‘你永远不知道’。”
对很多女性来说，有报酬的工作不过是在她们作为母亲和妻子已经在做的事情上再增加一些罢了，而政府却迟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伦敦，女人们推着自己的小孩，举着标语牌在街上游行，标语牌上面写着：“孩子要托儿所！母亲为战争工作！”当女性争先恐后地寻找托儿所、购物、照看自己的家庭时，她们中的一些人认为这样的负担难以忍受。英国职业女性的缺勤率是男性的两倍，雇主往往将其主要归因于女性需要在商店关门或所有东西卖完之前赶去购物。食品部的一位官员（笔者猜其是男性）提了一个没什么用的建议：“已婚的女战争工作者可以安排邻居或朋友为自己购买食物，这应该在她们的能力范围之内。”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政府敦促女性不要懒惰，应为战争而工作，“直到最近几年，而且主要在美国，妇女才养成了格外喜欢休闲的习惯”。
约瑟芬·冯·米克洛斯出身于贵族家庭，在维也纳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她曾对在新英格兰兵工厂工作的肮脏和无聊大发牢骚，但她也提醒自己：“帕坦人也不喜欢他们遭遇的污垢或肮脏。中国、俄罗斯和澳大利亚的士兵经历的任何战斗都不是有趣的，海上的那些男人也是一样。”其他女人则得以首次享受到赚钱的乐趣。二战期间，一位在格拉斯哥附近，希灵顿的劳斯莱斯航空发动机工厂工作的苏格兰妇女（在那里工作的女性实际上因为工资低而罢工了）回忆说，战争结束时，她每周获得的收入超过了5英镑：“我在屋里拿着一张5英镑的钞票给他们看，我真是高兴极了，我从没见过5英镑的钞票。”但女人们经历的变化并非都是永久的。当男人们从世界大战中归来后，他们又回到了曾经的工作岗位上；事实上，许多雇主都同意那些退伍军人的观点，认为女人只不过是临时的替代品。一切为职业母亲提供的服务，诸如日托中心和托儿所等，也并未持续到战后。
格雷厄姆·萨瑟兰创作的《毁灭 ,1941-伦敦东区某条街道》。萨瑟兰受雇于英国政府，记录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不列颠群岛的影响。他的“毁灭”系列展示了纳粹德国空袭各个城市的结果，德国人试图以此摧毁英国人民的能力和意志。这一场景发生在伦敦东区一排遭受了极为严重的袭击，如今已被毁坏的普通房子里。
在美国和英国等国，媒体曾悲观地预测，迫使女性走出家门可能会导致不道德行为出现，或许同样糟糕的是，这会使她们失去女人味且过于自信。然而对很多女性来说，能够工作其实是一种自由。她们享受着拥有自己的钱所赋予的自由和工作中的同志情谊。“我非常享受下午4个小时的工作时间。”二战期间，一位在一家英国工厂兼职的妇女说，“我特别渴望来到这里，毕竟作为一个做了15年卷心菜的家庭主妇，我觉得自己走出了笼子，自由了。”她还接着说，“相当多的兼职者都有这样的感受——走出去，见到一些新鲜的面孔——这一切都太不一样了，与掸掸灰尘截然不同。”最后内拉·拉斯特在日记中坦言，她感到了巨大的解脱，既摆脱了她那迟钝的丈夫，又觉得自己在做一些有用的事。当他抱怨茶怎么还没做好，她也不那么“甜美”时，她厉声说：“得了吧，谁会想让一个50岁的女人‘甜美’呢？何况我这样更舒服！”战争结束时，在英国的胜利阅兵式上，当局试图把陆军女兵安排在童子军的后面，女兵们罢工了。“军队震惊了，”一个人说，“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种不服从命令的行为，但我们已经下定决心。如果他们不把我们安排在别的地方，我们就回家。”军队让步了，最终，陆军女兵跟在辅助领土服务队（Auxiliary Territorial Service）的女性后面。
战争会对平民造成怎样的影响，这既取决于他们身在何处，也取决于他们是谁。有钱和有权的人可以用钱财与人脉换取不服兵役的待遇，还可以购买包括食物和酒在内的稀缺品和奢侈品。在被占领的巴黎，可可·香奈儿有能力与英俊的德国情人在丽兹饭店度过一段非常愉快的战争时光。列宁格勒的居民遇上了一场不一样的战争：食物极其短缺，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事件，最后有很多人遇难了。美国军人在通往柏林、罗马和东京的道路上战斗和牺牲，但他们的家乡美国却变得日渐繁荣。美国和加拿大等同盟国将开支用于战争，这正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大萧条后倡导的做法。通过自由消费和放弃被奉为神明的平衡预算，政府让经济重新运转了起来。战争对资源和战争物资的贪得无厌，既创造了新的商业，也刺激了现有的商业。后来，《卫报》驻华盛顿的记者阿利斯泰尔·库克因其著名的BBC系列节目《来自美国的信》（Letter from America）而闻名于世，他说服编辑，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刚刚发生后，派他去美国进行一次公路旅行。他访问了许多著名的城市，比如新奥尔良——在那里，安德鲁·希金斯的新工厂和快速增长的劳动力正在制造数千艘登陆艇；他还访问了印第安纳州一个不起眼的小镇，名叫查尔斯镇。战前，这个小镇的人口是939，镇上有两座教堂、几家商店和一个牛排馆。1940年，联邦政府决定在那里建一座炸药厂。库克到访时，全国各地有1.5万人来到此地成为居民。他们在租来的房间和拖车里居住，想尽可能住得好些；查尔斯镇也有了新的道路、桥梁和警察。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工人们能利用新得来的重要地位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福利。即使在和平时期，苏联也是以战争标准来组织经济活动的，虽然工人们同样重要，但他们的权力却小得多。此外，德国的进军迫使苏联仓促地将工业转移到内陆，许多工人不得不住在帐篷里，在漫长而寒冷的冬天，长时间在没有暖气的工厂里工作。战争结束后，苏联逐步重建遭到严重破坏的基础设施，但冷战的新要求则意味着苏联的生产仍需以备战为目标；而改善工人权力、允许工人拥有行动自由或提供大量消费品等问题尚无法得到回应。
随着和平的到来，战争的痛苦记忆开始消退，平民也能体验到战士对战争中同志关系的深刻怀念。维拉·布里顿终生都是战争的反对者，她曾非常动情地描写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受的创伤，然而她也会写下这样的文字：“每当我想起今天的战争，它都不像夏天，而像冬天；它总像冬天一样寒冷、黑暗，令人不适，同时带有一种断断续续、令人兴奋的温暖，使我们在这三种情形下毫无理智地感到欢欣鼓舞。对我来说，它的永恒象征是那插在瓶口的蜡烛，小小的火焰……”
原文作者/玛格丽特·麦克米伦
摘编、编辑/李永博
导语校对/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