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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苏珊·雷曼—布劳恩斯（Susanne Lehmann-Brauns）福劳恩霍夫工程物理研究院创新管理主管；克里斯蒂安·希豪（Christian Sichau）海尔布隆实验中心教育与展览主管；海尔穆特·特里施乐（Helmuth Trischler）德意志博物馆研究主管。

研究是博物馆包括展览在内其他工作的基石，研究与宣传、展示不可割裂，这道理虽然浅显，但在实践中却困难重重。而最适合实现突破的人莫过于同时了解研究和展览两种工作性质的专家们。本文系三位有这样意识的专家2010年为著名的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院编纂的一份专刊的引言，充分指明了这两种工作的关系，但也清醒地点出了要真正结合二者需要解决的问题。

牛津科学史博物馆（Museum of History of Science） Wikimedia Commons/Public Domain

大约两年前，多个瑞典博物馆和学术机构组织了一次国际跨学科讨论会，其主旨是探讨研究对展览的重要性和学术界研究与博物馆研究之间的关系。讨论会组织者为正在萎缩的博物馆知识基础感到担忧，他们担心新媒体技术——而非基于研究的新洞见——带来的丰富可能性日益主导着与参观者的沟通，他们也担心博物馆的传统功能即收藏、保管和研究文物趋于丧失重要性。此次讨论会与会者众多，对其中许多与会者来说，会议的格言“研究产生展览，而展览又产生研究”成为普遍的指导方针。

此事起初只是局限于当地且具有防御性，但却很快占尽风头。来自欧洲边缘的倡议扩散到整个欧洲。我们看到，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政治和学术方日益重视有关问题。例如在德国，很多组织采纳了瑞典的倡议，并启动项目以促进博物馆中的研究。大众基金会（Volkswagen Foundation）与柏林国家博物馆群举办了一次名为“博物馆研究是什么，我们为何目标在博物馆进行研究”（Was heißt und zu welchem Ende betreibt man Forschung in Museen）的大规模研讨会（2007年12月17至12月19日）。这成为其新项目“博物馆中的研究”（Research in Museums）的基础。项目旨在通过合作网络建设且尤其是与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协作网建设鼓励中小博物馆的研究。不仅如此，项目鼓励大型的以研究为基础的博物馆的国际化网络合作，并促进公众认知博物馆的研究工作。在此基础上，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启动了一个新项目。在其人文促进战略中，教育部以博物馆和大学间的学术合作为重点。在项目首轮中，大约二十多项合作计划得到该部资助。不仅如此，联邦文化基金会和各州文化基金会联合发起了“可移动文化财产保存项目”（Programme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Moveable Cultural Assets）。该项目旨在保护状态濒临严重恶化的藏品。项目高度突出博物馆与国家级和国际研究机构的合作。其他国家也把博物馆内的研究提上议事日程，并为多种项目建立基金。在奥地利，联邦科学与研究部发起“for Muse”项目。项目为十多项计划提供资金，并试图鼓励国际研究合作。在英格兰，政府也为博物馆开启了研究项目，博物馆首次有了申请国家研究项目的资格。鉴于上述项目的蓬勃发展，以后的类似项目肯定还会继续增加。

^{慕尼黑德意志博物馆/Julian Herzog}

从中期来看，欧盟承诺将成为促进博物馆研究的主要角色。在第五和第六框架项目中，欧盟委员会支持了很多普及文化遗产的项目。“欧洲文化遗产在线”（European Cultural Heritage Online）研究合作项目是有很高知名度的例证，证明了欧盟的资助可达到的力度。计划由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院（Max-Planck-Institut fü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主导，众多研究机构、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参与其中。第七框架项目将为试图进一步令学术共同体和大众使用博物馆馆藏的计划提供更多机会。

除了出资机构的鼓励，博物馆的价值也日益为科学史学家所知。他们开始更加重视器物素材。对物质科学器物、工具和仪器的广泛使用，促进了对以往和当代科学实践的理解。因此，一种新视野出现了，即作为过去科学进程见证的器物的认识价值。这一进展被认为是科学史和科学的社会研究领域的“实践转折”。通过重新重视研究的器物层面，博物馆成了吸引学术机构研究者的场所。

然而，正如所有博物馆工作人员所知，展览是由众多不同且有时相互冲突的日程所塑造的。牛津科学史博物馆（Museum of History of Science）馆长吉姆·贝内特（Jim Bennett）概括地评论道：“并非仅仅因为博物馆的器物很古老，科学史就有了天然的统治权。”贝内特提醒我们，学者和展览制作者必须考虑一种隐藏的展览受众——各种博物馆和机构中的要角，即资助者和政客。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博物馆有着严峻的压力——哪怕有上述的博物馆学术资助项目。尽管展览蓬勃发展，展览的基础正在很多博物馆受到威胁。策展人不得不承担越来越多责任，而研究是否是其职责描述的重要部分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考虑到这种相互冲突的情况，需要制定战略以应对当前局面。另一方面，我们也能指出近年来看到的许多正面例证，这些例证成功弥合了学术机构研究者与博物馆从业者之间的鸿沟。安科·特·黑森（Anke te Heesen）既是资深展览制作人又是学术机构的科学史学家，横跨两界。在他看来，我们应该借近年来许多成功展览之机，帮助博物馆争取实现自己的专业理想。本文的作者之一海尔穆特·特里施乐也同意这种看法，认为以研究为基础的博物馆应该在科学与公众的对话中起到关键的调和作用。而作为科学史学家，苏珊·雷曼—布劳恩斯则指出，博物馆馆藏器物进入学术活动的跨界沟通是有诸多好处的。另一方面，博物馆如今也有不得不面对的许多问题。作为策展人、博物馆专家和本文的第三位作者，克里斯蒂安·希豪则指出，如果不做出更大的共同努力、没有更高程度的支持，博物馆就有在公众中和政界进一步丧失重要地位的危险。

因此，自马克斯·普朗克学会2005年发起“科学器物史”（History of Scientific Objects）研究网络，学术与博物馆的图景就大大改观了。这一网络的学术意图是弥合博物馆和学术机构之间的认识鸿沟。网络成员开始共同思考器物的重要性。洛林·达思顿（Lorraine Daston）2004年出版的《说话的器物》（things that talk）随笔集不同凡响，可视作此次合作的起点。但近年来这些新举措尚未达到总体上已经不合时宜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网络的目标。与此相反，如果更仔细地审视局面，可能性很多，问题也很多。

大众基金会（Volkswagen Foundation）Christian A. Schröder/CC BY-SA 4.0

例如，需要思考研究活动与展览制作之间紧密但又脆弱的关系。在学术圈，展览日益被看作与更广大公众沟通的重要战略，而单靠学术书籍或文章永远无法触及这类公众。然而，正如知名科学史学家、大英博物馆前馆长罗伯特·安德森（Robert Anderson）曾强调的那样，博物馆中的研究“有着显著不同的性质”。因此，学术圈和博物馆没有站在同等的起点上，相反，不同的立场导致了基础性问题上的争论和冲突，例如在研究的性质和展览的性质等问题上。我们都可以赞同总体的指导方针，即研究产生展览、展览又反过来产生研究，我们在上文中也提到这个方针。我们也都赞同这样一个概念公式，即没有学术就没有展览。以器物为基础的研究以及对器物文化背景的探索是进行可理解的展示的前提。可一旦我们开始更详细地定义这些总体态度的含义，对话就显得必要了。例如，“无器物的背景”和“无背景的器物”两个极端之间仍然存在冲突，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分析、思考，研究在这两种极端之间处在什么位置以及我们在一次展览中怎样实现和传达一种更加良性的器物和背景间的关系。

因此，我们面临着众多没有答案的开放问题，也正是这些问题引领着本刊的作者们。如果展览不仅仅是以视觉呈现研究结果，如果展览有通过提出新的研究问题来刺激学术、产生知识的潜力，研究者如何利用这个机会？如果空间安排是展览的关键层面，学术论据怎样转化为空间安排？如果展览是基于所展示的器物，它们对于要呈现的论据究竟起什么作用？近年的科技史强烈拷问着这些研究的物质素材的认识价值。而器物要如何通过在展览中展示来透露自己的属性？如果很多展览都只有有限的持续时间，被呈现的论据如何用于未来的解读和引用？进一步说，与作为传统学术出版媒体的印刷文本不同，适用于展览的通用术语和论证标准尚未出现。如果对一次展览进行学术审视，结果可能会如何？

此文发表于在慕尼黑德意志博物馆举办的“作为学术产品和发生器的展览”研讨会。研讨会集合了展览制作者、博物馆专家、设计师、艺术家、文化研究专家和科技史学家，以便探讨他们将展览视作学术的产品和发生器的经验和期待。研讨会发言者会后希望重审自己的发言并为本刊做出贡献，编辑们对此表示由衷的感谢。我们也尤其感谢马克斯·普朗克研究网络的“科学器物史”项目协调员汉娜·洛特·伦特（Hannah Lotte Lund）。她承担了组织手稿的打字编辑的重担。如果没有她的热情、洞察力和坚持不懈，本文就可能需要花费更长时间甚至永远无法面世。

英文版出处：Susanne Lehmann-Brauns, Christian Sichau, Helmuth Trischler (eds.), The Exhibition as Product and Generator of Scholarship, Berlin, Max-Planck-Institut fü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2010

来源：新华号 《艺术博物馆》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