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鹏
理解古代中华帝国的历史，首先要理解的是农业化。
很多人都知道工业化，对农业化则不免感到陌生，因为它太遥远了，距今已有七八千年的历史。那个时候连文字都还没有出现，也就不可能留下可靠的历史记录，只能依靠考古发掘再结合上古神话传说做一些推测。但对人类文明而言，农业化的意义足以与工业化并驾齐驱。
农业化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根基。那些坚持以采摘或者狩猎为主业，拒绝转型为以农业为主业的民族，在人类文明的舞台上逐渐变成配角，比如非洲、南美的那些丛林部落。
农业化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农耕化，也就是以种植业为主，而不是以游牧或者畜牧业为主。
一个农耕化的社会，可以稳定地获得大量食物，养活数量庞大的人口，并让这些人口定居下来，而不是像游牧民族那样居无定所。农业劳动者创造的食物数量可以超过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存必需，也就可以供养一批无须从事农业劳作的“富余人员”去从事脑力劳动，搞国家行政管理，研究科学技术和军事技术，从事思想文化与文艺创作等工作，还可以养得起规模庞大的军队；而且，这些“闲暇人员”可以聚集到固定的城市集镇当中，互相交流，形成分工，产生比较复杂的手工业体系，制造出先进的工具。这就可以极大地提高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和战争能力。
战争能力是一个国家、民族、文明生存发展的重要能力。将领的才干差异对个别战役的胜负影响极大。但不同国家、民族之间长期的生存战争，则并不主要是将领个人的军事才能对决，而是经济实力和社会动员组织能力的对决。汉朝初年，由于经历了长时间的战乱，国家能够调用的骑兵不过1万，汉高祖刘邦出行想要找到4匹毛色一样的好马都凑不齐，有些将军、丞相出行只能用牛车。这个时候匈奴能够骑马打仗的控弦战士有近10万。此时，白手起家建立汉王朝的高祖刘邦，即使手下名将如云，北征匈奴也依然以失败告终。汉王朝因此励精图治，休养生息，增加人口，繁殖马匹。经过60多年的发展，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朝拥有军马约60万匹、战士70余万，而匈奴的骑兵数量基本保持没变。这样，汉王朝就取得了相对于匈奴的绝对优势。汉武帝因此发动了一系列针对匈奴的远征，解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
在汉朝与匈奴的战争中，名将卫青、霍去病对汉朝的最终获胜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匈奴在经济实力和社会动员组织能力上也弱于汉朝。汉朝远征，骑兵向北方深入大漠数百公里，对后勤补给的要求极高，每个士兵都需要3个甚至4个民夫来为其输送粮食。如果是10万大军远征，就需要大约40万人脱离生产劳动，专门从事军事相关活动。如果把生产这些军需的人口也算进来，那就更高。《孙子兵法·用间篇》里边说：“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若按一家5口计算，10万大军背后就至少需要350万农业人口作为支撑。仅此一项，就超过了匈奴的总人口。汉朝靠什么支撑起了如此庞大的物资供应线？就其经济根基而言，就是依靠中原地区的农业耕作，可以养活数千万农民。劳动者除了家庭自身消耗以外，至少还有10%甚至更多的富余产量。
13世纪中期，蒙古消灭了金帝国，占领了中国北方。蒙古民族是游牧起家，对农耕生活不太熟悉。蒙古皇帝一开始觉得农耕这东西很不好，净养一些懒人，打仗都打不赢我们游牧民族，所以想把汉人都杀光或者赶走，把农田变成牧场。结果，比较了解汉文化的大臣耶律楚材就跟皇帝说：这块地方如果经营农业，每年最少可以征收赋税50万两白银、8万匹布帛、40余万石粮食，完全可以支持蒙古大军南下消灭宋王朝的军费之需。蒙古皇帝一算账，如果这地方经营畜牧业耕作能够比畜牧业养活更多的军队，这一点似乎成了北方汉人得以保全的关键因素。
中国的农耕人口在汉朝时期就达到了五六千万人。北方的匈奴以游牧为主，能够养活的人口也就几十万，再英明的君主也没办法突破这个人口供养的上限。这点儿数量的人口进入中原，就好像河流汇入大海，不管河水有多么浑浊，哪怕像黄河一样全是泥沙，流进来之后泥沙也会冲散、消失。稳定的农耕生活远比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过着舒服，游牧民族进入中原以后很快就会放弃游牧，改为农耕。因此，尽管中原政权多次因为自身的腐朽而被北方游牧民族击败，但中原农耕文明仍长盛不衰，在数千年的时间里，人口数量还一直随着技术进步而不断增加。汉民族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情况，在中华帝国2000年的历史中也始终没有发生过变化。
一、大河文明：农耕帝国起源之谜
农耕化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大跃进。单纯从事采摘活动时期的人类，严格来说都是未完全进化的人类。动物也大都靠采摘为生，却并不能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文明。
从事狩猎的先民略好一些，食物来源多样化，而且形成了组织协同体系，原始部落因此形成。但是这种部落一般都极小，只能勉强维持自身的生存，也谈不上有多余的人口来发展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农耕化以后的人类，才能算是真的进入了文明时代。
要想从采摘和狩猎的阶段进入农耕时代，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大帝国，条件是很苛刻的。整个地球上，也就只有四处地方能行。一个是埃及的尼罗河流域，一个是中东地区的两河流域，一个是印度半岛的印度河流域，一个是中国的黄河流域。
这些地方能够进入农耕时代、建立农耕帝国，首先要有一条大河，为农业耕作提供足够的水源。
这条河必须足够大，能够养活足够多的人。因为农耕文明跟游牧文明不一样，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必须分散居住，没办法永远处于战备状态，机动性很差，这就需要足够大的耕作面积来养活一定数量的常备军从事国防。小河是不行的，小规模的农耕部落很快就会被周边的原始部落或者游牧民族征服。
光有大河还不行，还需要满足一些很苛刻的条件：河流附近要气候干爽而且温度适宜，不能太冷也不能太热。尤其是不能太冷，冷了作物就生长不起来。
同时，还不能有太多降水，不能有太多山地。如果这个地方雨水充沛，大河的两边就会生长出茂密的森林。原始条件下的人类，难以在森林里开垦出大片的耕地。尤其是，如果河流经过的地方多山，土地坡度较大，大量的降水会不断冲刷地面，带走地表土中大量的有机质，只留下贫瘠的沙土地，难以种植根系比较浅的农作物，只能生长根系很深的树木。只有气候比较干燥，河流周边地势平坦，没有大片的山岭和浓密的森林，然后每年河流泛滥，泥沙会淹没周边的一些地区，才能形成开阔而肥沃的土地用来播种农作物。
地球上能够同时满足这些条件的地方并不多，在原始耕作水平下就能实现农耕化的地区也就非常少。
像南美的亚马孙河流域和西非的刚果河流域，虽然拥有世界流量第一大和第二大的河流，但是降水量太大，表层土就会因雨水长期冲刷而变得贫瘠，河的两岸又是茂密的热带雨林，不可能较早实现农耕化。
完美符合以上全部条件的是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尼罗河的上游降水丰沛，水量非常大。但在其中下游地区，由于海洋季风不往这个方向吹，一年到头很少下雨，非常干燥，旁边就是撒哈拉大沙漠，河水基本就是从沙漠中间流过。
每年夏季，上游就下暴雨，下游河水泛滥。从上游冲下来很多的泥沙，就堆积在河流两岸，形成肥沃而平坦的适合耕种的土地，原始人类可以很容易地在上面播种。埃及这个地方因此就成了人类农耕文明最早的发源地。
仅次于埃及的农耕文明发源地是埃及东北边的两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中东这地方也十分干旱，有大片大片的沙漠。古巴比伦、波斯帝国和后来的阿拉伯帝国（7～13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13～20世纪），都是依托这两条河的农耕文明形成的陆权帝国。
相反，在埃及对面，隔着地中海的欧洲，那里也有两条大河：一条是莱茵河，一条是多瑙河。由于地中海的风向是往北吹的，所以埃及不下雨，但是欧洲降雨量丰富。这两条河两岸森林茂密，很难发展出早期的农耕文明。在欧洲地中海北岸靠近埃及和两河流域的一些地方，由于受到埃及和两河流域农耕文明的影响，也缓慢地发展出古代希腊和罗马文明。但是比四大古文明要晚了数千年。
第三位适合发展农耕的就是中国的黄河流域了。
黄河水的部分来源是青藏高原的冰川融水，黄河也会出现季节性的泛滥，在中下游地区形成冲积平原，而其中下游地区位于中国北方的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从太平洋刮来的东南季风经过南方大陆以后就减弱了，从印度洋刮来的季风则直接被青藏高原挡住了，所以这个地区降水不会过多，能够发展出早期的农耕文明。但它还是会受到东南季风的影响，比埃及和两河流域的降水量要大一些，所以农耕文明出现的时间稍微晚于古埃及和古巴比伦。
黄河下游地区降水更为丰沛，所以黄河文明首先出现在更为干旱的中上游地区，也就是今天西安一带的关中平原，由黄河的支流渭河冲积而成。这个地方南边有秦岭阻挡，比下游更加干旱，开垦耕地也就更容易一些。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位于西北地区的昆仑山、太白山（秦岭主峰）占有重要地位。上古传说中的“华夏始祖”黄帝部族便生活在黄河中上游平原和渭河平原一带。中国有比较可靠的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从商周开始的。周的发源地也在关中平原。
中国的长江流域距离黄河流域很近，很早就有人类活动。长江水质清澈，物产丰富，非常适合航运。但是长江上游和中游流经的地区降水过多且两岸多山，山地一遇到暴雨就会大量流失表层土壤，适合农耕的只有山地之间的狭小平原。这些小平原无法供养足够多的人民和军队，很容易就被来自黄河流域大平原的农耕部族征服。长江下游以及它旁边的钱塘江地区，地势平坦，季风北上也较少遇到高山阻挡，降雨相对上游和中游地区要少一些，发展条件稍好。早在七八千年前，这里就种植了人工驯化的水稻，与黄河流域种植人工驯化粟（小米）和黍（黄米）的时间基本相当。在四五千年前，钱塘江流域还出现了良渚古城这样辉煌一时的文明，但有学者认为，它最终还是被来自黄河流域的农耕兵团征服了。从炎黄时期一直到北宋，北方的黄河流域始终都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华农耕帝国的重心，长期以更为干旱少雨、地势平坦的黄河流域为主。
第四位适合发展农耕文明的，就是印度河流域。印度河发源于青藏高原，上游有丰富的雪山融水流下来。中游的两边都是高原，挡住了降雨的季风，中间形成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印度大沙漠（又叫塔尔沙漠）。情况与尼罗河类似，这里也很早就产生了农耕文明。
但是，印度河中下游平原的面积比较狭窄，发展空间有限。在中国商朝的时候，印度河文明就被北方的异族征服了。后来随着农耕技术的进步，又逐步开发了东边的恒河流域，印度文明的中心也随之转移。
大河才能孕育文明，但降雨太多又会阻碍文明。这是一对有趣的矛盾。
不过，降水丰沛的地方一般日照充足，又有足够的水源。农耕技术发达以后，特别是人们学会如何防止降水冲刷山坡土地的养分以后（比如中国南方的水田、梯田），这些地方反而会“后发制人”，得到比干旱地区更高的粮食产量，甚至发展出更先进的文明。欧洲后来发展得比埃及和中东都要好，美国现在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粮食产地之一，长江流域取代黄河流域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恒河流域取代印度河流域成为印度半岛的经济中心，都与此有关。
三、官不聊生：明初官员的工资水平分析
在朱元璋治下，大明朝成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官不聊生”的朝代。
朱元璋对官员很刻薄，甚至可以说很凶残；但是对老百姓却很宽厚。明朝的农业税收，是历朝历代最低的，严格按照“三十税一”的比例来征收。这个比例只有在“文景之治”的时候被执行过，后来基本都是执行十五税一或者十税一。而且朱元璋还动不动就下令减免某些地方的税赋。
朱元璋时代和“文景之治”的区别就是：“文景之治”啥事都不干，任由地主豪强扩张势力、兼并土地，朱元璋则是逮着一个杀一批（不是逮着一个杀一个，他在屠杀贪官豪强方面属于战斗力爆表的类型）。
在这种情况下，官员的生活就很惨了。贪污会被杀掉。不贪污，由于国家税收很少，给官员发工资自然也很抠门。一个县令的工资就是一个月七石五斗大米，折合约1155斤大米，这个水平大概相当于宋朝县令工资的一半。明朝也是历史上官员俸禄最低的大一统朝代。
那这个工资到底是不是低得官员们不得不贪污受贿呢？
如果按照粮食价格来折算，1000多斤大米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五六千块钱。这点钱要养活一家五六口子人，是肯定不够的。但这种折合方法比较片面，因为粮食作为基本生存物资，一旦完全够吃以后价格就会直线下跌。在绝大多数人只能勉强维持温饱的古代社会，粮食比现代社会“值钱”得多。
我们用一种更复杂的方式来算一下：
一个县令一年的工资是每月7.5石，每年90石。根据《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明代每人每天吃一升米是一个标准，相当于每天约1.5斤。官府也按照这个标准给政府雇佣工匠发口粮。一个人一个月就要吃3斗米，五口之家一个月口粮不会超过1.5石米。
也就是说，一个县令，要养活一家5口人，只需要花费他工资的不到1/5（1.5/7.5=20%）即可。
大家都知道经济学里面有个很著名的“恩格尔系数”，就是一个家庭在食品方面的开支占全部家庭收入的比例。恩格尔系数达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非常富裕。
当然，一个人一天1.5升米是非常省吃俭用的生活方式，仅能满足温饱。但即使再增加一倍，算上肉蛋方面的消费，食品开支也应该可以控制在总收入的40%以内。
也就是说，按照朱元璋定的工资标准，一个县令只需要花费工资不到40%就可以让五口之家吃饱吃好，属于“富裕”。
换而言之，一个县令不用下田劳动，在办公室里办办公务，就能让全家吃饱吃好。而且政府还为他全家提供住宅，县衙里边还能种菜。如果能够注意节约，省下钱来买田买地的话，退休以后回家当一个地主富农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也有人认为一家五口的数量不一定准确。那么，就不考虑一家有几口人这个假设，再将县官收入与明朝农民家庭的收入水平比较。在江南地区，自耕农所占田地数，少者为3～5亩，中者为5～10亩，多者不超过40亩。平均亩产约为2.31石，则即使按照“多者”也就是自耕农中最富有的地产上限40亩来算，每年也只能收获大米92石，与县令俸禄相当。如果按照中位数来算，如果一家只有10亩地，全年最多只能收获23石大米，县令的收入是中等自耕农家庭收入的四倍之多。
在朱元璋看来，这个标准定得一点也不低。因为他是贫农出身，这个工资够他们家全家六七口人累死累活干上好几年了。县令只需要坐在县衙办公，获得的收入就能赶上耕种40亩土地的富裕农民家庭。这是少年朱元璋和他的父母做梦都达不到的生活标准。怎么能说低呢？
但是，在官员们看来，这个工资标准就太低了，低得让人没有活路了。官员们是通过读书考试进入仕途的，属于人才、精英，社会地位又高，怎么能跟农民有一样的吃穿用度呢？农民过年才能吃一回肉，官员家庭天天都要吃肉才行。农民可以衣衫褴褛，官员必须衣服光鲜整洁；家里还要雇佣人，办公还要雇佣书吏、幕僚，这些都要钱，都属于基本开支。光这些开销，一年的工资就不够。官场上还有交际，花费就更不用说了。
朱元璋跟官员们的认识差距，可以称为阶级意识的差异——工资够还是不够的问题，站在不同的阶级角度来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
阶级意识主要包括两个部分：阶级感情和阶级认识。前者，就是你站在什么立场上来看问题；后者，就是出身环境决定了你能认识到、了解到哪些情况。
朱元璋虽然当了皇帝，但他还是站在贫苦农民的立场来想问题，他所能了解到的日常生活，就是底层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在帝国制度下，要当好一个官员必须面对哪些具体而复杂的问题，他是不知道的。因为他没有当过官，不晓得当官也有当官的难处。他所能看到的世界，就是一个官员压迫老百姓的世界，那些官老爷们都很威风，也很腐败。所以，要求他们过一过跟农民差不多的生活，杀一杀他们的威风，在朱元璋看来就是完全应该的。
也就是说，不管在阶级感情还是阶级认识上，朱元璋都是从农民阶级的角度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相反，站在读书人、士大夫的立场来看，一切就完全不同了。
像赵匡胤，他出身军事地主家庭，虽然未必是大富大贵之家，但从小吃穿不愁，也不用学习耕田放牛。在他看来，县令这种官员，就应该过跟他小时候差不多的生活才对。而且他是一步一步升官升上来的，当过刺史、节度使，后来做到权力中枢的位置，然后发动兵变夺取了政权。所以他相当了解做官的辛苦，知道官场上的那些“潜规则”有多么复杂。一个普通官员要在官场中生存发展，收点钱那是难免的，如果不在本人工资之外去搞点钱，用来应酬同事、孝敬上司，他在官场上基本就混不下去。收钱之后能把本职工作办好，不过分贪婪挥霍，就算是好官了。
所以赵匡胤制定的国策，就是给官员很高的俸禄，把大家养得舒舒服服的，而又不必承担太多的责任。这必然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农民的负担很重，过得很辛苦。他是站在官僚阶级的立场来看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所以对底层人民的疾苦考虑得就要少一些。或者说他缺乏理解这个问题的生活体验和基础知识。
每逢新进入官场的年轻官员上任，朱元璋都要亲自召见，跟他算农业生产的账：你看你的俸禄，是多少石大米，折合成谷子是多少，要生产这些谷子要多少亩地，要多少农民辛苦干一年。然后农民要将这些谷子交给国家，还要挑着走多少里地，来回走多少趟，多么多么辛苦。所以你不要嫌工资少，你一年的工资已经是农民们全家干多少年的收入了。
这些账到赵匡胤那里，肯定是一笔糊涂账，他不可能知道得像朱元璋这么清楚，估计也没有兴趣去搞清楚。
《帝制与盛世：汉唐明的时代：公元1500年之前》
李晓鹏 著
天喜文化丨天地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