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在土星的标志下

长城是中国地图上的一项特别的内容，它不是自然物，却具有类似自然物的永恒性。长城仅仅是一项历史人文遗迹，但在地图上出现的频率之高几乎与名山大川无异。长城的符号差不多是专用的，落在地图上是一道稳定的、绵延甚远的标志。今天我们已经习惯地认定中国的地图上就应当有长城。长城已经成中国“底图”上的一样东西。

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地图上画长城现在已经无法确知，或许在最初修筑长城的年代就开始了。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最早标有长城的地图是宋代的，如《华夷图》、《地理图》、《历代地理指掌图》（一部包含44幅图的地图集） 等。我们知道宋代并不是一个修筑长城和利用长城进行军事防御的朝代，但宋人却认真地在许多全国性舆图上都画上了长城。宋人画长城，固然是因为长城遗迹犹在，长城的故事也早已深入人心。但考虑到宋代北方的形势，再仔细查看一下宋人的地图，我们又感到宋人画长城，还有一些特殊观念上的意义。

首先我们来看《华夷图》。《华夷图》是刻在一块石版上（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石版的另一面还刻有一幅《禹迹图》，两幅图为同一年（1136） 所刻《禹迹图》先刻在石版正面《华夷图》晚刻3个月，在背面。《禹迹图》与《华夷图》虽然大体上是同时刻上石版的，但《禹迹图》上面没有长城而《华夷图》上则十分醒目地标出长城的走向，符号取城墙上的垛口状一看就明白。《禹迹图》与《华夷图》表现的地域范围差不多，但比较两图的名称还是可以感到二者的区别。《禹迹图》要表现的是“禹迹”，也就是华夏地域注重的是华夏世界的山川郡县。而《华夷图》则画了“华”（华夏）也画了“夷”（外夷）要表现华夏加外夷两个概念。于是，长城出现了。在长城以内，地名罗列甚详，而长城以外则十分简略，仅仅写上几个外夷的名称而已，在方位上也全然不求准确。

《华夷图》

《禹迹图》

《华夷图》上长城内外判然有别的表示方法，说明了当时人们的一种观念，画地图时重华夏轻外夷，而长城正是华夷之间的一个象征性分界（说它是象征性分界是因为宋代“华”、“夷”之间，也就是宋朝与契丹、女真之间的实际分界并不在古长城一线）。

有学者推测《华夷图》很可能是根据唐代贾耽的《海内华夷图》绘制的，但贾耽的《海内华夷图》早已失传。上面有没有长城，已无法确知。不过推断起来，有长城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宋代的华、夷关系比唐代更为吃紧。宋人有词曰：“胡马长驱三犯阙，谁作长城坚壁。万国奔腾，两宫幽陷，此恨何时雪”（黄中辅《念奴娇》）。宋人是希望长城“活”起来，以限胡马而雪破国之恨。想象宋人在观看地图上的长城时，心情一定是不平静的。

《地理图》墨线图

今苏州保留有一块宋代图碑，上刻《地理图》（藏苏州碑刻博物馆）一幅，图中也有长城。值得注意的是图下部的跋文其中说道：“中原土壤北属幽燕以长城为境，旧矣。至五代时，石敬塘弃十六州之地以赂契丹，而幽蓟朔易之境不复为吾有者三百余年。”跋文的意思是，旧时中原北部是以长城为境，后来石敬塘以幽蓟、朔易等十六州之地贿赂契丹，致使北方失去大片土地长城也不复为边境了。不过长城虽不是边境，但长城的意义本是阻抗北方民族的南下，所以图的编制者仍画上实际上不起作用的长城以求理念上的不败。此幅地图的编制有当年的时代意义，如跋文的最后一句话所言：“庶几观者亦有所感发焉”。所谓观者的“感发”就是感怀华夏北方领土的失弃。如有宋朝的政治性情人士在观地图上的长城时而落泪，也是说不定的。

晋献契丹全燕之图，载宋叶隆礼《契丹国志》

据说南宋选德殿御座后金漆大屏的背上也有一幅《华夷图》。这幅《华夷图》上如果也绘有长城则其意义之大就更加可观了。有研究者从实际使用的角度，指出宋图画长城是与实际情况不符的，认为一些宋代地图上“东起辽东半岛、西至河州、洮州一带都绘着一条大致呈东北—西南向连成一体的长城。这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 （见《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82页） 若以实际使用与否作为上图的标准宋代的地图当然不必画长城，但从观念上来考虑长城并非是一件“无用”的东西。对宋人来说长城不是“死”的遗迹，在他们的政治生活中长城还有“活”的一面。

比如在同契丹进行边境谈判时，沈括就曾据枢密院中的“故牍”，凭据以古长城为境的旧约，驳退契丹争地的要求。另外关于宋图上长城的走向，可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古人作图有的地方只是示意不可能方位精确我们只能观其大略。另一方面宋图上长城的某些段落与一些地名的方位关系却也值得认真注意其中可能提供了某些重要的历史地理研究线索。如华北一带的长城与“古北口”的关系就值得注意，在这一带宋人依据的很可能是北齐的长城基础，这关系到长城史的一个问题，是有学术意义的。

自宋代以后在地图上画长城的越来越多，当然意义各有不同。到今天地图上的长城纯粹是一项历史遗产，它绵延甚远，跨越巨大空间，地理表现直观而强烈。绘制地图的人几乎无法回避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