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全国政协委员引进了一篇文章《不能简单地对网络游戏扣帽子、打棍子》，在互联网上掀起了舆论浪潮。

太阳之下有新事

2021年的游戏行业，云游戏新业态的出现、元宇宙概念的提出，让游企们看到了未来发展方向和契机。阳光照亮前进的道路，也暴露出诸多问题，主要表现是游戏产业滋生的负面影响带来的政策收紧，监管力度加大。

8月30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要求游戏企业严格限制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的时间，严格落实网络游戏用户账号实名注册和登录要求。

最严“限游令”颁布后，各地政府、组织积极响应。9月14日，上海市委宣传部、网信办等相关部门集体约谈上海20余家重点游戏企业、运营平台以及出版单位，督促落实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署通知要求。9月23日，游戏工委发起游戏自律公约。

然而“重拳出击”之下，网络上仍然接连爆出有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账号租售交易、帮助未成年人“代验证”“代刷脸”。

“科技向善”的路上，免不了磕磕碰碰，但还须打开格局，克服杂音，坚定以美好的方向为路标。

从游戏的快乐到社会问题

长期以来，人们对网络游戏的看法褒贬不一。一种观点认为，游戏能带来快乐，释放天性，丰富玩家的精神生活，平衡工作和娱乐，因此作为文化产业的一支，应该支持并大力发展游戏产业；另一种观点认为，游戏让人沉迷其中，不能自拔，尤其是对于身心未发展成熟的青少年来说，它是毒害青少年的“精神鸦片”，容易诱导青少年犯罪，危害良多。

成也游戏，败也游戏，造成两种对游戏的相反看法的原因似乎是同一个。追求快乐本是人类的天性，在游戏的虚拟世界中，能满足玩家现实生活中无法完成的体验，或是开放高自由度的大世界，或是烽火年代酣畅淋漓的战斗。导致游戏成瘾的主要因素是“心流体验”。“心流”是一种将个体注意力完全投注在某活动上的感觉，让人经常忘记时间以及对周围环境的感知，产生的同时会有高度的兴奋及充实感。“心流”越强，用户粘度越高。

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尚在成长阶段，一方面心理上不成熟，缺乏自制能力，对事物的判断不够全面理智，容易在“心流体验”下沉迷游戏、冲动消费或者产生暴力行为。另一方面没有经济能力和社会产出价值，无法承担后果。同时，学校娱乐形式和场地有限，现有教学方式对孩子吸引力不足，以及现实原因导致的家庭教育的缺失，给未成年人沉迷游戏提供滋生环境。另外，在移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信息获取成本极低，难辨真假，资本市场乱象丛生，违规行为屡禁不止。

很多时候，面对利益，人们总是争相奔赴；面对责任，则犹豫起来。尽管游戏行业在社会责任方面做出不少努力，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收效甚微。今年2月，伽马数据发布了《2020中国游戏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数据显示，2020年社会责任指数达到12.9，较之2019年的12.4略有提升。未成年人沉迷作为突出问题仍未得到缓解，又在新时代环境下不断发酵，给游戏行业蒙上了一层“阴影”。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必须首要强调的是，在游戏行业倡导社会责任具有公共性的现实意义，任何游戏公司都不可置身事外。但有两个“误区”也需要着重阐述。

其一，并非给游企增负，压制创造力。倡导践行社会责任不是让游企“背包袱”，以社会责任为目的开发游戏。游戏的首要目的是唤醒用户单纯快乐（当然是在正确的价值导向下），再赋予其高于义务的社会公益、文化传播、价值导向、技术应用创新等方面的内涵。开发无趣、低质量的“功能游戏”无异于产品价值和用户价值两头失塌。

其二，并非忽视游戏客观产生的社会效益和负面影响。诚然，我们看到许多网络游戏带来的直接负面影响，比如青少年网络游戏沉迷、由此引发的暴力行为等，以及间接衍生的产业链，包括网络诈骗、色情等，这些或是资本逐利的结果，也可能并非游企本意。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是衡量游戏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当重要的部分，但不是全部。2021年，游戏产业作为疫情期间为数不多具有较高投资回报率的产业之一，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作出了新贡献。只有坚持社会效益优先，积极践行社会责任，才能文化强国。

基于此，本榜单从宏观角度的社会责任出发，在切实践行行业监管政策的前提下，考量游戏企业经济、社会、行业、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综合评价其社会责任，期待游戏产业能高质量增长，成为整个社会长期进步的推动力。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做好自己的本分，再有余力奉献他人。

内外兼修，实现“共赢”

在《童年的消逝》一书中，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尼尔·波兹曼批判性地提出了，电视时代成人和儿童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儿童几乎都被迫提早进入充满冲突、战争、性爱、暴力的成人世界，“童年”逐渐消逝。如今我们也面临着同样的窘境——科技发展正改变着媒体文化和人文关系，游戏作为科技进步的产物客观上产生了“负外部性效应”。

另一个不得不承认的情况是，管理层利益和股东利益一定程度上存在冲突。以Friedman为代表的“管理层主义”学者斥责公司社会责任说为“一种自由社会里根本的破坏主义”，有违“企业乃纯粹的营利性组织”这一本质。一定程度上，我国上市公司推行企业社会责任体现了“工具特征”而非“创值特征”，这确实会加剧股价崩盘的风险。

这种对社会责任说的批判实是过于极端了，其论述的是“商人的社会责任”而并非“企业的社会责任”。已有实践告诉我们经济利益和社会责任并非不可调和的矛盾。20世纪70年代末，“财富500强”企业中，不过50%在年表中提及了社会责任，而到20世纪末，90%的公司将社会责任作为公司目标的核心组成部分。

从前“舍小我成大我”的思维，现在看来还需革新，“小我”的价值值得尊重，“大我”的利益需要维护，如何达成“共赢”的结果呢？

在内部，将承担社会责任纳入企业管理、使命和价值观建设中。游戏的一个侧面是文化产品，这个用冰冷代码构建的虚拟空间，包容了无数火热跳动的赤子之心。游企、游戏从业者除了践行游戏的本质，打造高质量的、富有可玩性和创新性的产品外，也应不忘传达与时代相契合的、积极的价值观，与企业达成经济目标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正如腾讯在《2020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提到的，“向下扎根，价值筑基；向上升级，价值创新；普惠发展，价值共享；以正为本，价值指引。”筑基、创新、共享、指引看似是管理者利益与股东利益的妥协，实则是对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协调与兼顾，是“共赢”的思路。

社会责任源于社会问题。海尔有句口号：“用户的难题就是企业的课题”，是因为其把社会问题转化为了社会需求，并高质量、创新性地予以回应，以“人单合一，链群合约”为指导思想的海尔得以可持续发展，基业长青。

承担社会责任，应深深地植根于企业的使命之中，是从产品的内容，到企业文化建设和人才培养，再到用户价值传递由内而外的传达，而不是作为宣传工具，与公关的概念相混淆，只做“表面功夫”。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在外部，解决社会问题还需形成更广泛的链接。家庭、学校环境是未成年人生活的主要场景，营造教育环境积极向上的“氛围感”，注重在德育方面的培养，开导青少年去实现人生的意义，杜绝“攀比心理”，不被情绪牵制做出暴力行为，不耽于虚拟世界脱离现实感情。学校鼓励学生参与体育活动强身健体，以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丰富孩子的课余生活，引导健康的生活方式。

社会责任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全社会理应重视解决家长、学校的后顾之忧，把游戏分级或其他规范化管理提到议程中来，同时，运用游戏化思维，放大社会效益。

结语

超过二千五百年的时间里，东方精神传统实践家，如佛学家以心流技法为其发展精神力的重要技法。实践证明精神力可以是多向的，除了游戏外，学习运动皆可“心流”。

而在西方哲学视域下，我们找到了共鸣，已故“心流之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曾表示：“快乐还不足以让人生卓越。重点是在做提升技能、有助于我们成长、能发挥我们潜能的事情时获得快乐。”

肯定游戏带来的快乐，同时肯定通过现实生活中自我提升获得的成就感、幸福感。在这件事上，游戏企业、学校、家长、甚至整个社会不可缺位。

（文/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