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昆明市宜良县丑小鸭中学的校长办公室，副校长杨柳迎来一个50岁左右的男子，在详细咨询了入学事宜后，男子点点头，“我让孩子妈也进来看看吧。”
他掏出手机，拨通了校门外出租车内的妻子电话，他压低声音，“你进来看看‘药量’怎么样？”
“药量”是他和妻子的暗号，为了不引起同在车内的儿子的怀疑，他们告诉儿子这次来云南是借爸爸出差来玩，顺便让山上的“老中医”看看儿子健康方面有没有问题。
这是西北某省会城市的一个公务员家庭，家里唯一的儿子厌学在家，整日沉迷游戏，夫妻俩只好把孩子骗来上学。签好合同之后，夫妻悄悄离开，12岁的儿子就这样被留在了学校里。
丑小鸭中学是一所招收网瘾、厌学、自杀自残倾向、叛逆等各类问题孩子的民办初中。2011年，在湖南公办学校做了14年校长的詹大年跳出体制，来到云南创办了这所接收“不适应传统教育的学生”的学校。十年来，全国2000多个“问题孩子”从丑小鸭毕业长大。
每年9月中下旬，当普通中学的开学季已过，丑小鸭中学才迎来招生高峰期，几乎每天都有新生入学。这群孩子大多来自经济优越的城市中产家庭，有的甚至还曾是当地重点中学的学生，却因为各种原因，“在传统教育体制中滑落”。
在校长詹大年看来，丑小鸭中学不是一剂药，无法立竿见影地改变一个孩子，而是尽力接住他们，“回归正常的生命状态”。
9月18日，一个新生进入学校，按照学校惯例，会派几位老生接待。女孩顺势牵起了新同学的手。新京报记者 李照 摄
“骗”来的学生
“再不来接我，我就死给你看！”中秋节前两天，14岁的男孩浩伟歇斯底里地朝着电话那头的父亲哭喊。几个学生簇拥着他走进心理咨询室，开始劝他。
浩伟来自湖南一所重点私立中学，父母是外企的高管。在来丑小鸭中学之前，他辍学在家沉迷游戏，还被诊断出了抑郁症和焦虑症。父亲跟他商量，在云南有一所学校，学习压力没那么大，可以去体验一下，如果一个月还是不喜欢，再选择回来。
一个多月过去了，父亲并没有来接他，浩伟才知道，送来丑小鸭的孩子一般都要待满一学期。
在丑小鸭中学，大部分孩子都是被父母以旅游、走亲戚等各种借口“骗”来的。丑小鸭中学副校长杨柳记得，曾有一位公安局长让人把孩子用绳子绑起来丢在学校门口，一个当医生的母亲给孩子喂了少量安眠药送来。
遇到实在家长搞不定的，学校派老师直接去家里接。一位学校分管后勤的老师“马哥”接学生颇有经验，开车快到学校时，将路过一块显示校名的指示牌，“马哥”会提前丢个东西在车内让学生埋头去找，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丑小鸭中学和浩伟原来学校的生活截然不同。以前的作息每天六点多起床，七点半上第一节课，晚上十点下晚自习，一周放假一天。每天从早到晚地写卷子，他形容自己像顶着一张“死鱼脸”。而在丑小鸭中学，学习进度很慢，没有作业，一学期只考期中和期末两次，“课堂纪律散漫，同学都不怎么学习。”
浩伟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平复了情绪之后，浩伟开始给父亲写信，希望能寄一些教辅资料过来，“只有教辅在身边，才会觉得没那么焦虑。”
广东女孩允涵不理解浩伟的焦虑，这是她第二次来到丑小鸭，她经常被安排去接待安慰那些被“骗”来的同学。允涵坐在操场边上，眯着眼睛晒太阳，天空洗蓝，大团洁白的云朵低低地飘着。
来丑小鸭中学之前，允涵有一年多没去学校，心情不好时她就去酒吧喝酒。父母在允涵三岁时离异，她跟着外公外婆生活，12岁那年，她独自去医院查出了抑郁症。去年从丑小鸭离开后，她回到了广东的学校，凭空消失了几个月，同学之间关于她的传言很多，允涵非常强硬地打了回去，“那段时间，我干了好几架。”她不以为然地说。就这样，允涵又来了丑小鸭中学。
这是云南省第一所面向初中阶段“不适应传统教育的学生”的民办初中，由宜良县教育局主管。学校招收存在网瘾、厌学、自杀自残倾向、早恋等各类问题的学生，共设三个年级，约七十多个学生。从2011年建校至今，丑小鸭中学一共招收了2000多名“问题孩子”，约有三分之二的学生来自云南以外其他省份。
9月17日，丑小鸭中学学生在军训。新京报记者 李照 摄
每年夏天，是丑小鸭中学最热闹的时候，学校会举办为期一个月的夏令营，短期的托管培训很受家长欢迎。学校除了有严重精神类疾病的孩子，其他“问题孩子”照单全收，“50个名额一放出来就会被一抢而空。”杨柳告诉新京报记者。
在校园里，你很难将这群学生与“问题孩子”联系起来，如果忽略偶尔露出的文身和烫染发，他们看起来与普通中学的学生并无二致。
每学期近3万元的学费不算便宜，詹大年说，丑小鸭中学的学生大多来自城市的“三高家庭”（高学历、高收入、高地位）。一些孩子曾是当地重点中学学生，掌握至少一门才艺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他们有的会编曲，有的钢琴十级，有的画画很棒，还有的会编程……中秋节当天下午，学校给了两三节课准备时间，他们也能像模像样地操办出一场中秋晚会。
9月18日，丑小鸭中学的一堂英语课，学生们三四人组成学习同伴。新京报记者 李照 摄
不一样的学校
在创办丑小鸭中学之前，詹大年在湖南省桃江县当了14年的公办学校校长。
26岁时詹大年就当上了校长，他所在的桃江县杨林中学成了当地“名校”。每到开学季，各种亲戚熟人都会找来打招呼托关系入学，詹大年恨不得躲起来。当学校不愁生源之后，自然就有了“择优录取”的选择余地。
渐渐地，詹大年意识到这不对劲，“教育怎么能是淘汰人的呢？别人的孩子凭什么拿给你择优？”2000年，詹大年辞职离开了公办学校。当时，恰逢弟弟在云南做生意，邀他一起到昆明办学，詹大年没多想就同意了。
2000年左右，正是农民工进城浪潮的高峰期，城市公办学校资源无法满足学生的入学需求，民办学校在城市中遍地开花。詹大年回忆，那个年代民办学校的办学资格非常容易申请，昆明市中心有很多“窝棚学校”，一间黑漆漆的民房，一块黑泥板，一支粉笔，三个孩子，一条凳子再加上一个初中文凭的老师，就可以办一所学校。
在昆明办学时，一个学生给詹大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父母离异，上课时他把旁边的学生赶走，因为他要睡觉。”后来，这个学生从课堂上消失了两三个月，再回来后，看起来更疲惫了。詹大年了解到，这个男孩是被送去了江西一所会体罚、监禁的“问题孩子”学校。
2009年左右，杨永信“电击治疗网瘾”被曝光，也掀开了各类网瘾戒治、矫正培训“问题孩子”机构的冰山一角。詹大年想办一所不一样的、接收差生的学校。然而在第一年，他的理念就与合伙人发生了分歧，对方坚持不上文化课，加大军事训练强度，詹大年认为这是一种通过消耗体力控制学生的手段，他选择离开自立门户。
2011年，经过宜良县教育局等部门审批，新的学校在宜良县古城镇一个空置的校舍里办起来了。时任昆明市政协副主席的汪叶菊，给学校取名“丑小鸭”，詹大年很喜欢这个童趣的名字，他在很多场合说，丑小鸭是白天鹅的品种，“丑小鸭的孩子以后是要飞向蓝天哩。”
刚开始招生很困难，杨柳记得，他们去小区电梯里贴过传单、在当地电视台打过广告，收效甚微。第一届学生只有8人，其中有6个都是朋友的孩子，没有收钱，而老师却招了14个，后来都走光了。
孟彬是2013年进入丑小鸭中学读书的，当时全校还不到30人。他印象中的校舍是一间间破落的农村平房，操场是坚硬的水泥地，坚硬的铁门紧闭，还有加高的铁丝网，起风时尘土飞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詹大年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他理想中的教育实验。
在丑小鸭中学，每个文化班级只有3位教师，文科老师、理科老师和英语老师，文科老师和理科老师分别要上几门课。丑小鸭的课堂上，学生三四个一组坐在一起成为“学习同伴”，由老师设计“学习卡”开放式地记录学习过程，鼓励学生自主探索，学习成绩不再是评价标准。学生最喜欢“兴趣课”，这是学校自主开设的课程，包括吉他、射箭等等，詹大年有时亲自上课。此外，学校坚持“逢节必过”，活动展示墙上，张贴着各种泼水节、户外烧烤留下的照片。
詹大年崇尚宽松的“全人教育”理念，与强调服从的军训似乎有天然矛盾，但他还是保留了“军事训练”课程，他发现很多学生刚进来时精神状态很萎靡，“军训跑操能帮他们恢复正常的体质和规律作息。”只是比起其他同类学校，这里的训练强度稍微弱一些。
詹大年想营造一种宽松平等的氛围，他招聘老师的要求是“爱笑、会玩”。校园里，学生直呼老师的名字或是绰号，校长办公室设在楼梯入口，方便每一个学生来找詹大年。相比教学研讨，“如何与学生打交道”更是每一个新来的老师的必修课。
丑小鸭中学教室的墙上，贴着学生的“心里话”。 新京报记者 李照 摄
“关系”
之所以将一个“问题学生”学校设计得如此“宽松”，詹大年说，这是基于他在这场跨越十年教育实验中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问题孩子”的根源都是“关系”问题，而“关系”是在环境中形成的，一个更轻松的环境才能促进“关系”的改善。
疫情之前，学校每年都会邀请家长来学校和孩子一起做亲子培训。往往这时候，杨柳会捕捉到一些家庭的微妙瞬间。
在活动现场，杨柳用手机拍照片和视频，一些家长背过身去，还有家长干脆离开现场去私家车里坐着。杨柳意识到，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孩子在这样的学校读书终归被认为是不光彩的事情。一位已经毕业几年的学生告诉新京报记者，他在丑小鸭的几年，在昆明的母亲一直对外宣称孩子去了外地读书。
全校唯一的心理老师李桂红告诉新京报记者，“问题孩子”产生的因素包括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多个方面，但家庭因素最为突出。
第二次回到丑小鸭中学是允涵自己做出的选择，她是少有的把学籍也转来的学生，一年后允涵将留在云南参加中考。
在学校的书吧走廊里，允涵向新京报记者说起自己的过去。允涵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她的外公是国内知名的某民俗技艺传承人，父母的结合不被外公看好，允涵也不被外公重视。
父母离婚后，允涵的父亲对她几乎从不过问，要上班的母亲把她送到了外公外婆家。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外婆把保姆赶走了，全家家务的负担就落在了允涵一个人身上。老人起得早，每天四五点钟，允涵就要起来做饭，后来她干脆就不去上学了。
第一次被送进丑小鸭时，允涵认识了“唯一的好朋友”，一个同样来自广东的女孩，从小在国外生活，回国后无法适应国内的教育体制被送来丑小鸭。允涵的母亲十几岁就出国留学，有了允涵后也经常带她出国，这让两个女孩有了很多共同语言。女孩的父母对允涵也很照顾，但一学期之后，好朋友就被父母接走了。
“我想给自己改姓，跟她姓陈，这样说不定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我真的好希望我们是一家人。”允涵觉得，那是自己第一次体会到近似亲情的温暖。
允涵在学校里谈了一个男朋友，聊到男朋友，她掏出一张还没有送出的信纸，上面字迹工整，其中有一句“希望你不要像我爸爸抛弃妈妈一样抛弃我”。“写到这里，我就哭了。”她收起信纸说，“我想快一点长大，离家远远的，不再回去了。”
2014年，詹大年随机调查了100个“问题孩子”，其中有74个孩子来自离异家庭、再婚家庭、单亲家庭、留守家庭。詹大年解释说，有些家庭父母不一定离异，但是家庭氛围问题大，父亲或母亲的家庭功能缺失，“不被理解”带来的沟通不畅，也常常成为亲子关系的死结。
浩伟打了“威胁”电话后的第二天，父母分别从湖南和广东自驾赶了过来。在书吧看到母亲第一眼，浩伟的脸瞬间沉了下来，浩伟父亲使了个眼色，让浩伟母亲暂时回避，母子俩已经一年多没有任何联系了。
浩伟四年级时父母离异，他被判给了母亲。他告诉新京报记者，他从朋友那里得知母亲把自己当时成绩下降的原因归结为贪玩，于是让朋友不要再和自己玩，为此浩伟和母亲决裂并“拉黑”了母亲。
在浩伟的叙述中，他打乒乓球拿过市级比赛亚军，他的理科成绩很好，憧憬着以后要考复旦大学计算机专业。在聊天中，浩伟会时不时提到某某堂兄堂姐在哪所985名校读书，说起自己和清华大学的堂哥私下互相比赛做同一套物理试卷，还会不经意地加上一句“我们分数一样，我觉得我的解题思维要更好一些。”
然而在父母的版本中，这完全是另一个故事。浩伟母亲说，儿子没有他自己说的那样优秀，乒乓球亚军、理科满分等等都是杜撰出来的，他一直沉浸在自己想象的世界中。从小学四年级起，浩伟的成绩走下坡路，后来又沉迷游戏，按照现在的水平，他恐怕连普通高中都难以考上。她否认浩伟所说的自己离间了他和朋友，“他对我的仇恨可能是他逃避现实的一个方式。”
9月19日，詹大年在学校的演播室录制答家长问的短视频，他希望用短视频方式传播自己的教育理念。新京报记者 李照 摄
困境
李桂红接触了十年的“问题孩子”，有一个非常切身的感受，就是“以前的问题孩子多是有行为偏差，现在的问题孩子心理疾病更多”。甚至一些名校的“优等生”，也因为心理疾病被送进了丑小鸭中学。
今年3月，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科研团队编写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2020年中国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轻度抑郁17.2%,重度抑郁为7.4%，初中阶段的抑郁检出率约为三成，重度抑郁检出率为7.6%-8.6%。
从某种意义上看，“问题孩子”的定义似乎更宽泛了。关于“问题孩子”的定义，新教育研究院院长、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原校长李镇西曾经问过詹大年，“问题孩子”本身是否也意味着贴标签？
“我其实想过这个问题，但确实还没有想出如何避免‘贴标签’的方法。我总不能等到不贴标签的方案出来后才办学吧？再说，‘问题孩子’本来就存在，各种说法和定义又有多大区别呢？”在学校对外的官方表述中，詹大年干脆把这个群体统称为“不适应传统教育的学生”。
根据媒体报道，在中国，工读教育被认为教育、矫治和拯救“问题孩子”最早的创举，1955年我国第一所工读学校在北京海淀开办。
然而工读学校一直备受争议，上世纪90年代以前，工读学校大多招收的都是有轻微违法犯罪，不够劳动教养或判刑的“警送生”。尽管这些年一些工读学校积极转型招收学习偏常、心理偏常、品德行为偏常的“问题孩子”，但很多家长对工读学校依然抱持偏见，不愿意把孩子送去。
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等单位的统计，与1966年的200余所学校相比，截至2017年年底，全国工读学校只有93所。湖南省岳阳市春雷学校校长周龙在论文中写道，“办专门学校压力与风险大，各方支持力度小，教育质量提升难，办学回报周期长，导致部分专门学校苦苦支撑最终难以为继只能停止办学。”
但在另一边，各种矫治类商业机构层出不穷。网瘾是“问题孩子”中的突出问题，2014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曾明确表示，“我国尚未批准专门从事网络成瘾治疗的医疗机构”，因此大多数网瘾戒治机构以“咨询中心”和“成长学校”的名义存在于市场之中，相关法律或行业监管仍是空白。十年里，媒体曝光了大量存在殴打、监禁、虐待的矫治网瘾机构。
丑小鸭中学也有学生此前去过这类矫正机构。一个来自昆明的男生告诉新京报记者，他此前所在的一家培训机构招收对象跨度从小学生到成年人，其中年纪最大的“学生”30多岁，被父母和妻子送进来戒网瘾。学校开设国学、法律、乐器、书法四门课程，平均一周能上一次课，其余时间安排了强度很大的体能军训。如果犯错会被关小黑屋、扇嘴巴，用高压水枪滋水以及操场跑圈将身上的湿衣服跑干。这样的机构每个月收费8000多元，11个月为一期，一年下来加上杂费接近10万元。
丑小鸭中学也面临同样的质疑。很多家长把孩子送来时，都会有些难以启齿地问出那个问题“打学生吗？”詹大年回答说，“我的理念是绝不打孩子，但是我真的很难保证学校里完全不发生这样的事情。”
学校成立之初，詹大年从警校招了几位生活老师，负责学生训练和生活。刚毕业的年轻人也不过二十出头，火气正盛。一位90后的生活老师曾惩罚学生抽烟，用腰带抽打。许多丑小鸭的孩子称，现在体罚偶尔会有，但已经很少了。
在这样的学校，文化课老师最难招聘也最难留下，杨柳统计过，早几年因为被学生气哭辞职的老师就有六七个。目前，学校资历最久的老师在学校还不到五年。
学校的一位文化课老师偶尔会感到困惑，“在丑小鸭当老师，最重要的是磨平自己的性子。”学生身上“天使”和“恶魔”的特质是共存的，课堂纪律不能完全放任不管，成绩本来就拔尖的孩子，仍然要重点关注他们的学习成绩。
老师们也能感受到家长的焦虑，有些家长把孩子送来的时候，孩子已经完全自闭不说话了，家长只求恢复正常就好，当情况好转了，家长第一反应还是“学习”。
今年9月，詹大年的一位粉丝受到情怀感召，应聘丑小鸭，她是江苏一所重点高校毕业的研究生，特地辞掉工作来到昆明，只干了两周便“忍受不了”，辞职离开了。
9月21日中秋节下午，丑小鸭中学的学生们在为晚上的中秋晚会排练。新京报记者 李照 摄
角色
丑小鸭的毕业生里，孟彬算发展得不错的一个。今年，他刚刚从南京一所211大学毕业。
孟彬认为很难说自己被“丑小鸭”改变了什么，在高中他还是会抽烟、打架，一些不良习惯仍然存在，但他的情绪总体平和了很多。他想起刚进丑小鸭时，他经常“愤怒得想杀人”，“觉得自己不被理解”。
有一次，詹大年在校园里碰到攥着拳头脸涨得通红的孟彬，男孩咬牙切齿地指着德育主任说，“我想揍死他。”詹大年平静地问他，“那你为什么不去揍他？”孟彬说，“我打不过他！”詹大年搂着孟彬的肩膀在操场边坐了下来，“那就放弃吧，过一会儿就好了。”事后，孟彬情绪平复下来向詹大年说明原委并道歉。
詹大年三个微信账号有上万的好友，每天回复几十条家长消息。詹大年说，很多家长来咨询把孩子送来，是想找一剂“药”，这让他为难。在他看来，丑小鸭中学不是一个立竿见影的药方，无法像修理厂一样“改良”一个孩子。
詹大年觉得，更多时候，丑小鸭中学扮演的都是那个拥着孟彬坐下来的保护者和陪伴者的角色，激烈的叛逆就像青春期的一场感冒，会有痊愈的一天，如果什么都做不了，“仅仅是保护生命就很好了。”
在一个平和的环境里，和解更容易达成。浩伟的父母在学校里陪着儿子过完了中秋节。学校的中秋晚会上，浩伟是主持人，浩伟的父亲在舞台边用手机拍摄。晚会结束后，浩伟走出了第一步，别扭地跟母亲搭上了话。
浩伟的父亲慢慢找到了儿子为何活在“学霸”幻想中的答案。浩伟很小的时候，他和妻子南下广东外企打拼，夫妻双方性格暴躁，负面情绪都发泄在家里，对儿子疏于关爱。浩伟一直都非常独立，但内心渴望得到父母的关注，而他能想到的获得爱的方式就是像堂兄堂姐那样学习优异，考上一个好大学。
“我们那时候为了搏一个好生活，现在看来仅仅是挣到了钱，物质上有了改变，精神上失去太多。”在发现浩伟的心理危机后，父亲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去年他辞去了工作，希望做出一些弥补和改变。
但现实中，并不是所有的“丑小鸭”都能顺利地变成“白天鹅”。去年，一个昆明本地的学生因为酗酒被送进丑小鸭中学，7月份因故离开学校，出去后半年，不幸意外身亡。几年前有一个男生，被离异的父母当作皮球“踢来踢去”，在丑小鸭中学上学期间，请假回家后就再没有回来，后来他因抢劫、绑架、强奸被判刑。
对于从丑小鸭走出的2000多名孩子，詹大年缺乏一个准确系统的追踪，他直言自己精力有限，倾向于用感性的标准，“如果用一个孩子能否正确认知自己、面对生活来衡量成功率，那丑小鸭的成功率是100%”。
随着丑小鸭中学的走红，一些争议的声音也出现了。一学期近3万元的学费，是否把更多普通或贫困家庭的“问题孩子”拦在了外面？
“其实我就没想办一个普培性质的学校。“詹大年说，这类学校办学成本更高，1比3的师生比远高于普通学校，“成本是其他学校的20倍”，他也不打算引进资本。
对于詹大年来说，丑小鸭中学的存在意义是一个研究基地，把人数控制在现有规模更方便做研究。他打算做一个课程平台，以视频形式传播他的教育理念，“如果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全国开100所丑小鸭也无济于事。”詹大年说，“我办这个学校的目的就是消灭这个学校。”
9月24日，一个14岁男孩向记者展示他手上的纹身，他说“在手上纹一个笑脸，提醒自己要快乐” 。新京报记者 李照 摄
今年7月，丑小鸭中学从古城镇搬到了瑞星村。开车沿着蜿蜒的山路穿过农田、果树和一簇簇旺盛的三角梅，才会到达位于山上的新校园。
教学楼窗台封了起来，用环保的原木代替了冰冷的铁丝网。学校的围墙交给了学生，让他们自由涂鸦，食堂设计成书吧，随时可以读书。接下来，詹大年还打算引进一套数字化教学设备，“让教室的墙面都可以书写画画，可以随时联网分享教育资源和家长视频开会。”最近，詹大年还看中了学校外那片海拔1950米的场地，他兴致勃勃地想把课堂搬到室外，“从一棵果树开始学习语文、物理、化学和生物。”
“给孩子们弄一间天大地大的教室吧——在山间，在河边，在森林，在野洞……在蓝天彩云落脚的地方。”詹大年说。
（允涵、浩伟和孟彬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李照
编辑 袁国礼
校对 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