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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点40分的北京，晨光尚未显露。32岁的郑现伟坐在地铁里，闭起眼睛打盹。一小时后，他将抵达20公里外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南园，完成一周内的第三次长跑。

对于跑友来说，这座公园足够友好——入口距离最近的地铁站仅128米；园内铺有5公里长的跑道，8个人可以并排行走；两侧伴有湖水、鸟啼和植物的清香，在工作日的清晨人烟稀少。

晨跑者们不会过多注意彼此，但或许会瞥到身高180厘米、一身深灰色运动服的郑现伟。他与身旁穿着亮红色运动服的助跑员，分别拉住短绳的一端，以每分钟190次左右的步频默契跑过，留下衣后“助盲团”字样的背影。

尽管眼前只有一团模糊的光，但在这里跑步，郑现伟感到自在。2016年起，他每年都会在这条跑道上奔跑至少1000公里；2017年至今，48898人次的跑团盲友与志愿者，也曾在这里奔跑。

视障者何亚君正在助跑志愿者的陪伴下，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内晨跑。与郑现伟一样，何亚君也会定期在公园晨跑。受访者供图

公园门口值守的保安都知道，每到周末，总会看见这些助盲跑团的成员三三两两，在早上7点到9点之间，陆续进入公园，等到10点过后，他们又像退去的潮水，汇入熙攘的人群。

在郑现伟畅快奔跑的同时，他脚下蛛网般延展联结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正迎来一天之中最为繁忙的早高峰。靠轮椅出行的吴多云也挤在人潮里。过去的两年多里，她每天都要乘坐地铁7号线和14号线上下班。

搭乘地铁对她来说不是一件难事。7号线垡头站的志愿者和工作人员已经熟悉了这个坐轮椅的小姑娘，每次遇到她，都会过来搭把手，把她送上早高峰的列车。

从垡头站到吴多云的换乘站，途中共有7间无障碍厕所、7部站内直梯、7部出入口直梯、6处坡道和37部智能招援设备，在手机地图上，25岁的吴多云可以轻松查看每一处无障碍设备。即便是较为“古老”的地铁1、2号线，也有爬楼车和升降平台可供使用。

在北京的3年，地铁载着她面试、与朋友相聚、出门游玩。在吴多云心中，它已跻身为自己体验过的最便利的公共交通。

2019年11月，北京市在全市范围内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三年专项行动。据北京市残联统计，三年过去，北京共改造地铁站、公交枢纽、公交站台、公共停车场2701个。

早高峰接近尾声。上午9点，结束晨跑的郑现伟准备回程。他找到地铁工作人员，持残疾证换了一张地铁票。

免票政策，让地铁成为北京视障人士最划算的出行选择，这一权益可以追溯至2000年。2012年起，为了让残障人士出行更便利，陪同人员还可免票进站。而自2020年9月1日起，北京市户籍的视力残疾人持第三代残疾人证，还可直接刷卡乘车，免去了换票的麻烦。

进入地铁后，工作人员会主动为视障人士带路。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得益于此，“与众不同”的人们正走出家门。

带着盲杖的郑现伟，已然成为地铁工作人员的“目标人物”。他们将他送上地铁，而目的地站点的车门刚一打开，一位穿着制服的年轻女孩，就率先探进头来搜寻。她小心翼翼地让“目标”挽上自己的胳膊，带他走到无障碍直梯，送他到闸机口，同时掏出对讲机，表明自己接到了这位需要帮助的乘客。

她不知道的是，这里是郑现伟最熟悉的地点之一。他不必依靠无障碍设施，而是选择离出口最近的扶梯或楼梯，步伐比明眼人更快，这都是多年训练和习惯的成果。

人多的时候，工作人员会冲着车厢大喊：“来来来，给让个座！”有时，郑现伟招架不住如此热情——除非万不得已，他并不希望自己被特殊对待，于是他会悄悄藏起盲杖，飞快地从扶梯走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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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对待”有时意味着负担。

作为一名脑瘫患者，32岁的杨汶键部分语言、行动功能受阻，每天上班前，他都会先戴上耳机，雷打不动地排队进入地铁第一节车厢，倚靠在车厢壁上，摆出生人勿近的“高冷”面孔，避免跟别人有过多的交流。

他尽可能不让别人察觉出他的异样，以免招致更多“关注”——他可以自嘲，但当人们对他投来过多的目光，他还是会感觉到如芒在背。

相比这些插曲，在北京，“特殊对待”的背后，更多的还是一缕温情。

28岁的盲人图南（化名）曾在地铁上给一位阿姨鞠了一躬。在那之前，这位阿姨给他让了座位，并愧疚地道歉，“对不起，我一直玩手机没看见你，不然早就给你让座了。”

但过分的热情，常常令吴多云和她的轮椅伙伴们苦恼：在菜市场，有人曾主动走上前为她买单；正在路上摇着轮椅行进时，突然有一双手伸出来帮她推，“他们不知道，这样我很容易被‘倒垃圾’，是很危险的行为。其实只要用平等的眼光和态度对待我们就好。”

“平等”，是北京市残疾人事业中首要的工作理念。据北京市残联统计，截至2021年底，北京市持证残疾人数量为55.8万，在这个常住人口2188.6万人的城市里，相当于每40个人中，就有一名残疾人。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也是这座城市文明进步的重要指针。

但要做到平等，则需要漫长的对抗。

在一些招工者眼里，残障人士坐轮椅上班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公司不得不时刻为他们承担“出事”的风险。即使吴多云的工作能力被认可，但当她告知对方自己与轮椅为伴时，总是会得到“拒绝”的回复。

自2015年起实施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规定，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比例不得低于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的1.5%，达不到当地规定比例的用人单位需缴纳保障金。保障金纳入地方一般公共预算统筹安排，主要用于支持残疾人就业和保障残疾人生活。

受益于该政策和自身能力，专科毕业的杨汶键，得以在一家互联网技术公司担任程序员，从事前端开发工作。

经历近一个小时的地铁，上午9点半，他抵达位于望京的一座写字楼，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

杨汶键的近期任务是写一款办公软件程序，他的两只手分别有3根手指蜷曲，每按一个键都要花费更多力气，但这不影响他敲下一串串代码，在虚拟世界里构建出一个个鲜活的界面，让更多办公室白领享受便利。

望京某互联网公司，杨汶键正在电脑前办公。新京报记者 赵敏 摄

受益者不会知道，隔着电脑屏幕，这个程序的背后，是一位连面试机会都没能得到的脑瘫程序员。

窗外车水马龙，可以容纳一二十人的办公室，却显得有些冷清。其他程序员都被派驻到所服务的企业里办公，除了杨汶键。

“老板的压力来自于外界对我们的看法，但这样做也是对我自尊心的一种保护。”在公司工作6年的他理解老板的苦衷，也感激对方给予自己机会。

与此同时，杨汶键深刻体会到互联网科技给残疾人就业降低了门槛，也让他能不限地点地为公司提供远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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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中午，在北京丰台一家商场里，梁洁正在餐厅里用餐。对坐在轮椅上的她来说，餐桌的高度不算舒服。她的肩膀与桌面齐平，夹菜时，需要抬高手臂，再蜷回来。但梁洁不在意这些。

“习惯了。”这是她面对种种不便时开解自己的理由。

轮椅带着梁洁行走、停驻，已经成为她身体的一部分。但出行在外时，她仍需要时刻保持警惕。

冬天，当梁洁走出商场时，厚厚的挡风门帘背后，随时可能有人推门撞上她；坐在轮椅上的她，只有汽车一半的高度，路口绿灯亮起，梁洁必须随着人流快速通过，以防“庞然大物”看不见小小的她；方块砖铺起的人行便道不仅会增加轮椅的磨损，砖块不平、翘起或缺失都是不安全因素，梁洁不得已走在非机动车道时，外卖摩托车、电动车从她身边呼啸而过。

对于梁洁来说，如今，这样的情况有了明显改善。自2019年11月无障碍环境建设三年专项行动启动以来，北京市已修复盲道26123处、人行横道6597处；改造人行天桥和地下通道35个，城市全域主要道路盲道基本“无断点”、缘石坡道基本“零高差”。

种种投入，都为一个目的——让残障人士走出家门。这也是帮助他们融入社会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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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会放弃重新站起来的希望。位于大兴区的奥托博克中国总部训练间内，一位左腿截肢的老人，穿戴好假肢，扶着扶手慢慢移动。即使人到暮年，他也想要尝试再次站起来行走。

12点将近，朝阳区残疾人辅具服务中心的无障碍出行车刚从大兴返回朝阳管庄。

朝阳区残疾人辅具服务中心的无障碍出行车。新京报记者 赵敏 摄

司机匆匆吃过午饭，下午1点，他要接上附近小区一对残疾老夫妇，将他们送到西城区一家口腔医院。这趟任务结束后，还要顺路到东城区捎回一辆损坏的轮椅，并送维修师傅进行马桶安装的上门服务。

这是东城、朝阳两区纳入政府购买范围的无障碍预约出行服务。在一些特殊或紧急的情况下，两区符合要求的残疾人每年可申请四次免费用车。

当然，在北京，残障人士也可以自驾出行。《北京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规定，公共停车场应当设置并标明无障碍停车位，专用于肢体残疾人驾驶或者乘坐的机动车停放，不得擅自改变用途。

北京南五环外，位于大兴区的东方时尚驾校是一所“明星驾校”，它的触角已延伸至北京各区，在全市范围内，有超过30个报名点。2008年9月，这所驾校成为全国首批“残疾人驾驶汽车培训示范基地”，明星学员邰丽华常被教练们挂在嘴边。

针对残障学员招生的近10年里，有3000余名C5型（肢残）学员、30000余名听障学员在此学车。

驾校有6辆C5型车辆，针对不同的肢残情况进行了辅助设施改装：双腿不健全的，将车内踩踏设施改成手柄；右腿不健全的，油门刹车改到左边操作；手部不健全的，配备手球，不用转动整个方向盘。

C5驾驶证训练车内配备有方向盘手球。新京报实习生 王晓晨 摄

为了更好地教授听障学员，驾校的三名教练员都接受过简易手语交流培训；针对肢残人士，他们则会单独制作独立上下车、抬放轮椅等教程。

下午2点，朝阳区残疾人辅具服务中心的两辆无障碍出行车都已派出在外，负责人陈建国仍然不断接到电话和预约信息，需要他协调用车时间。

他办公桌对面的大厅展示区，摆放着各种类型的轮椅、护理床、日用品等，但这只是残疾人辅助器具的一小部分。

在北京市残疾人辅助器具综合服务网站，页面展出了辅具的样式、适用人群、价格等，包括肢体类辅具1341件、视力类辅具49件、听力语言类辅具272件、精神障碍类辅具25件。

残障人士如果需要，可以通过该服务平台的购买展示了解适合的辅具，进行辅具申请。在《北京市残疾人辅助器具购买补贴目录》中，已经详细列举了北京市残联对各类型辅具的补贴标准。

“还有很多人不知道能申请辅具，这是因为宣传没有跟上，大家的认识还不到位。”陈建国表示，他们依然要到各街道社区宣传相关政策。

同一时间，在该中心的轮椅维修区，维修师傅王子强被不同型号的轮子和大大小小的维修工具包围着。这里是他的“阵地”。

朝阳区残疾人辅具服务中心的轮椅维修区。新京报记者 赵敏 摄

2020年起，朝阳区残疾人辅具服务中心还承担起轮椅维修工作。这是对东城区经验的借鉴——2014年，东城区玉蜓养老助残服务中心成立，并专门设置轮椅维修车间，成为了北京第一家“轮椅4S店”。在此之前，损坏的轮椅大多被送到自行车、摩托车修理点进行维修。

从事这项工作已5年，王子强对各种轮椅问题了然于心，他最常碰见轴承和前轮出毛病——这两个部位，是维持轮椅运动的关键部位。缺什么，他就爬到楼梯上，取下绑在那里的工具熟练地操作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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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肢体残疾人来说，轮椅就如同他们的双腿。而对于视障群体来说，导盲犬则是他们的第二双眼睛。

下午3点，土豆正趴在主人脚边“养精蓄锐”。作为一只工龄6年的导盲犬，它是专业的——能听懂30多个指令，走起路来尾巴垂下，从不吠叫。从地铁站到家的1.6公里，它总是配合主人的步伐，带她走过6个路口，等待主人抚摸过金黄的迎春花，再继续把她拉回到盲道上。

主人就餐时，导盲犬土豆安静地在桌下等待。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2012年，《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施行前夕的新闻发布会提到，北京市的导盲犬不足10条，导盲犬能否上车的问题，未能得到明文规范。土豆来到北京后，的确也常在司机或是餐馆服务员那里碰壁：“不行不行，不能进。”

而这样的尴尬终于成为历史。根据2021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北京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视力残疾人持视力残疾人证、导盲犬工作证，可以携带导盲犬进入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而在此之前，北京市已经出台了53个市、区级无障碍环境建设与管理法规、政府令和规范性文件。

条例的落实让土豆得以大展身手。它可以带着失明的主人去公园感受春色，去餐厅品尝美食，去超市触摸新鲜蔬菜，搭乘任何一种交通工具出行。

但政策落实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比如在胡同密布的东城区，许多地方不具备无障碍环境改造条件，一些无障碍设施往往刚建好，就因居民的反对而被拆掉。

“硬的不行就来软的。”自幼患有小儿麻痹症、在东城区残联工作32年的汪凯燕，十分清楚自己要面对的状况。在他的参与下，东城区无障碍环境建设专项行动工作办公室推出《东城区无障碍预约服务指南（试行）》。

除此之外，东城区残联还有一支残障人士成立的无障碍监督队，他们是北京全市2000名活跃在一线的监督员之一。

下午3点半，监督队如常上街，分区域开始一场特殊的体验。这群负责“找茬”的人，发现哪里无障碍做得不好，便会与相关负责单位沟通，推动改进。如果问题依旧没有解决，他们便督促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截至目前，这支监督队伍已经提起7次关于无障碍设施的公益诉讼。

而这样一点一滴的改变，受益的并不仅是残障人士。

在北京市残联第七届主席团副主席李楠看来，北京市为无障碍环境建设进行的种种努力，并非仅惠及占北京市常住人口2.5%的残疾人。“按照‘通用设计、合理便利、广泛受益’的原则，老年人、儿童、伤病员、拖着大件行李的旅客、怀孕的妇女……全体社会成员都可以享受到无障碍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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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设施无障碍，是残障人士与这座城市最重要的交集之一，但生活的内涵远不止于此。

下午3点多，阳光倾泻在社区活动室的地板上，37岁的李辉正带着一群同坐在轮椅上的伙伴舒展身体。

他是朝阳区心之源艺术团的发起人。2012年，一场车祸碾碎了这个舞者的舞蹈梦。然而，依然是舞蹈，让他重新拾起了生活的信心。他开始编排轮椅舞蹈，想用舞蹈的艺术形式，帮助残障人士进行康复锻炼。

对李辉和他的伙伴们来说，舞蹈是表达自己的方式，喜怒哀乐都可以通过肢体动作、表情神态传达出来，“艺术活动的意义，首先是能带动大家走出来，然后觉得‘有一件事情能做，我还是有用的’。”

在排练室、公园、广场，他们伴随着音乐韵律，摇动轮椅变换队形。舞蹈带给他们新奇的体验，也带来更多探索自身的可能性。

十几公里外，在红丹丹视障文化服务中心，创始人王伟力和郑晓洁正在为下一场电影放映会紧张忙碌着。几小时后，精心打扮过的客人将来到这里，进行一场特殊的“视觉”体验。

在两位创始人看来，艺术，特别是电影，更像是视障群体“看到”宽阔世界的窗口。“视障人士无法像明眼人一样，看到晚霞的颜色、公园的布局、钱币的大小……只有当这些信息被补足后，才能平等地共享城市的一切。电影就是优质的渠道。”

他们免费为盲人讲电影，截至2022年3月底，已为视障群体讲述电影1035场。超43000座次盲人彼此搭着肩膀，徜徉在志愿者们用声音接力编织的梦里。

一个周六的上午，视障群体在影院参加“心目电影院”观影活动。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为了让视障群体的感受更实在，王伟力带着志愿者，组织视障群体走出家门，到北戴河听海，到草原听风，触摸植物园，触摸航空馆，触摸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

讲述电影《长津湖》时，讲述者提到车门打开，长城沿着山脊绵延不断，在阳光的照射下，被绿树簇拥着。观影的视障朋友很快便记起触摸长城的那天，青草和树叶的芬芳、风的气息、阳光的温厚、砖石上水滴蒸发的味道，全都扑面而来。

不仅如此，自2000年起，王伟力和郑晓洁还自掏腰包，免费培训青年盲人做广播，鼓励他们将自己敏锐的感觉表述出来，告诉电流对面同样无法看见画面的听众，世界在他们心中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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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3时58分，856077编号设备监测到“客厅有人活动”。

在朝阳区残疾人辅具服务中心大厅的屏幕上，实时显示居家安否系统的日常活动监测情况，一旦有被监测人行动出现异常时，设备将自动报警，后台工作人员将立即确认被监测人的安全情况。

科技，将残障人士与这座城市紧密联结。

以视障群体为例，在外时，他们习惯塞上耳机，或是将手机听筒靠在耳边，听智能语音以倍速朗读屏幕。他们依靠外卖、打车软件完成消费，通过社交软件聊天、交友，见识更宽广的世界。

下午4点，在中国盲文图书馆里，信息无障碍中心开发团队的5位软件开发工程师，正在全神贯注地敲打键盘。一只导盲犬悠闲地趴在一边，时不时抬眼看向自己的主人。

这是一个特殊的团队，其中3位是残疾人，包括两位盲人与一位脑瘫患者。代码通过读屏软件的倍速声音传出，钻进两位盲人工程师的脑海，最终转化为一个个更加贴近视障群体的应用。

中国盲文图书馆信息无障碍中心开发团队合影。受访者供图

对于该中心主任、北京市盲协主席何川来说，他们要做的，就是通过更人性、更智能的信息化手段，弥合残障人士，特别是视障人士与明眼人之间的差异。

他还记得1998年初在中关村淘到的电脑读屏软件，传出的嗓音喑哑，只能勉强听懂内容。但对于盲人来说，电脑可以做更多的事，阅读、写作、上网，在MSN上与更多人交流。于是他参与国际会议，与同行交流，希望让盲人能更便捷、有效地获取信息。

他和同事们开发了一套读屏软件，为了适配电脑系统，从Windows95到Windows11，20年间，他们更新了不计其数的版本。后来，这种便利又从电脑延伸到手机，从只能读取文字，变成可以识别图片。

不仅如此，2019年起，何川与同事们参与检查和修正北京信息无障碍化程度，对包括政务网站以及12306、银行、新闻等43个App进行适老化与无障碍改造，提出视障人士真正的需求，并配以专业的解决方案。

从事信息无障碍工作20多年，何川相信，这为融合教育提供了良好支撑，比如，2015年，国家允许统一高考使用盲文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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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融合教育也正在政策的鼓励下茁壮成长。

“十三五”期间，北京制定实施了特殊教育二期提升计划，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就近就便优先入学，在校学生总数比“十二五”末增长26%，建立72个学区级融合教育资源中心、400余个学校级资源教室，特殊需要学生融合教育比例达70%以上。

晚上7点多，整个城市被暗紫色的天空包裹。在北京市盲人学校的教学楼里，学生们正在各自的班级上晚自习。李艳东已经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但只要有学生咨询问题，她还是会事无巨细地给出回应。

这是一所长期践行融合教育的特殊学校。自2005年起，便参照国际融合教育的实践经验，选派专业教师定期到普通学校进行巡回指导，对视障随班就读学生和家长，以及其所在的学校、教师提供咨询指导服务。2021年，北京市视障教育资源中心在该校成立，进一步提高了北京市视障融合教育的支持力度。

同时，选择上盲校的孩子也能在这里得到最适宜的教育。每名学生都掌握了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他们用手一点点搓着衣领，把盆里的校服洗得干干净净，还会在老师的引领下，触摸刻着“志存高远”的石头。乐团的孩子们，更是登上了北京冬残奥会开闭幕式的舞台。

北京市盲人学校合唱团与2022年冬残奥会开幕式导演沈晨（后排中）合影。受访者供图

但他们最终都要走向社会，靠双手养活自己。

教师李艳东发现，选择从事按摩行业的视障学生越来越少。他们可以是编辑、律师、配音员，或是写代码的程序员。北京市盲人学校也正在调查学生的意愿，尝试开设其他能够普遍推行的职业方向。

相伴而来的残健融合，也始终是这个城市努力的方向。

2018年，北京市残联等四部门推出北京市首个残疾青年融合创业大赛，北京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对这些创业项目进行赋能孵化。目前已有两个项目成功落地，实体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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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许多外来者看重的那样，这座大都市有着更为广阔的空间，供人们施展拳脚。它开放也包容，欢迎任何踏实努力的人——无论他的身体健全与否。

听障者王喜民与妻子也因此来到了北京。2006年起，他们学艺、摆摊，十多年后，终于在西四环附近租了店面，开卖“无声臭豆腐”。

“无声臭豆腐”店门口，顾客络绎不绝。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小店的面积不足5平米，每天下午4点半准时营业，三层木板铺成的台阶用“吱嘎吱嘎”的声音，迎接顾客的到来。

店面紧邻马路和站台，城市的背景音总会随着晚高峰的到来，满满地灌进店里：不时传来的汽车喇叭声，发动机的轰鸣声，小孩的呼唤声，还有几声鸟叫。但这一切都与他们无关。大部分时间，夫妻俩都低头专心调汁、烹饪。

在这里，所有的交流全靠手势。买主点一点挂在窗口处的红牌子，选择臭豆腐的种类，王喜民点点头，转身碰了碰妻子，两人比画几下——向上指头发，意思是客人要黑色臭豆腐；向嘴指牙齿，则代表着要白色的。

夫妇两人动作麻利轻柔，豆腐块落进油锅，溅出奇妙的香气。一位40岁左右的男子走过来，稍带不解地大声问向窗口，“是要排队吗？”一旁等待食物出锅的年轻女士立刻告诉他，店主夫妇听不见。男人恍然大悟地点点头，指指牌子，嗓子像突然哑了一样，只发出几个简单的音节，告诉店主自己的需求。

这是王喜民最喜欢这个城市的一点。他和妻子常常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善意与接纳，或许是顾客总是礼貌地打手势，又或是问路时，被热心肠的市民领到目的地。除了听不见，他们像普通的生意人一样备菜、购物、出行。

时间指向凌晨1点，“无声臭豆腐”店要关门了。街上只剩零星几个行人，他们不再是深夜里的焦点。

王喜民将屋子打扫整洁，与刚刚结束工作的其他人一样，披着黑丝绒般的夜幕走回家。

新京报记者 左琳 赵敏 实习生 丛之翔 王晓晨

编辑 李彬彬 校对 贾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