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年闱姓赌博开禁，目的是为中法战争筹饷，拿主意的是彭玉麟、张之洞，真正“主谋”是探花李文田、著名思想家郑观应。“正人君子们”为达到快速筹饷目的，与赌商集团“共谋”，翰林院检讨潘仕钊、广东布政使龚易图则从中牟利，形成一种“各取所需”的局面。真实的历史进程往往“不道德”，按照单一道德标准评判历史未免偏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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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档案、赵凤昌藏札及《杨宜治日记》表明，声望甚隆的学者李文田为推动闱姓开禁曾向彭玉麟、张之洞巧妙关说，郑观应则在赌商与高官之间穿针引线，率先向朝廷出奏的翰林院检讨潘仕钊、积极推动开禁的广东布政使龚易图从这个计划中有所分润，长期抨击闱姓赌博弊端的“铁面御史”邓承修在奏请开禁的当口保持了“适时”的沉默，耐人寻味。
何汉威、胡根、赵利峰等学者先后对此做过比较深入研究，很多人都将闱姓开禁的功劳（或过错）算在两广总督张之洞头上。赵利峰充分利用了《郑观应集》披露的史料，认为兵部尚书彭玉麟才是闱姓弛禁的“主将”。（赵利峰博士论文《晚清粤澳闱姓问题研究》）本文利用李志茗整理《赵凤昌藏札》的成果以及《张文襄公（未刊）电稿》等史料，证实光绪十年闱姓开禁一事，兵部尚书彭玉麟确为关键人物之一，同时揭示，翰林院侍读学士李文田、著名思想家郑观应两人才是闱姓开禁的最有力的推动者。
广东禁闱姓赌博，利归澳门
据赵利峰的研究，闱姓“主要以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姓氏作为猜射投注的对象，最早出现在嘉庆年间的佛山。闱姓主要开设售卖于广州、澳门两地”。粤人好赌，而在光绪年间令粤人如痴如狂的闱姓赌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时禁时开。郭嵩焘署广东巡抚时急于给湘军筹款，想出“以罚代禁”的变通办法，默许闱姓开赌。两广总督英翰曾拟正式开禁闱姓以增加赌饷收入，因饱受朝野攻击而落职。光绪朝前期历任两广总督，包括出身湘军的刘坤一、曾国荃，出身淮系的张树声，都力主严禁。广东官府实行严厉禁赌后，闱姓生意在澳门获得迅猛发展，形成所谓“利权外溢”。
广东惠州人、“铁面御史”邓承修多次上奏朝廷，力陈闱姓赌博的危害。1874年，邓承修上奏：“窃广东赌风最炽，向有闱姓、番摊、白鸽票、花会等名。近年则花会、白鸽票、番摊等经督抚臣明禁，虽未能尽绝根株，尚不至于设局开场、抽收经费如闱姓一事者。查闱姓之赌起自机房，小民渐而相率效尤，行于省会。”邓承修所说的“机房”，大约是指佛山的机房，即从事丝织业的工人群体。“经前抚臣郭嵩焘罚缴款项以资津贴，奸民因此藉端禀案，抽缴经费，巧立榜花名目。每届乡会科期及科、岁两试之先，设局投票，每票限写二十姓，以中姓多少为赢输。起投票之赀，则自一分一钱以至盈千累万。起投票之处，则自省会以及各府州县、穷乡僻壤。其投票之人，则自搢绅士夫以及农工商贾、妇孺走卒，莫不罄其所有，各存幸心，希图一掷。”（《邓承修文集》第3页）
邓承修奏折有略加夸大之处，闱姓投注一般是洋银1元起步，似无铜钱一分一钱的投注。闱姓赌博的危害，首先在于败坏社会风气，诱导人们不事生产，加剧侥幸心理，对工商实业大有妨害；闱姓投注对象是参加科举文人的姓氏，人们误以为是一种“高雅”的竞猜活动，平时以参加其他赌博为耻的家庭，也认为不妨一试，有身份地位的人员也参与其间，南海知县杜凤治在日记中就记录了他的“家人”投买闱姓。整个社会如痴如狂，有些人尽其所有投注闱姓而倾家荡产，势必走上盗劫之路，社会治安恶化。作为举人出身的言官，邓承修最为关注的是对科举制度的腐蚀作用。
光绪八年（1882），邓承修就闱姓对科举公平性的危害有过揭露，指出赌棍收买学政及其幕友，以及参加考试的士子，具体手法一是“禁蟹”，二是“扛鸡”。所谓“禁蟹”，指考生姓氏若没有在闱姓赌单上出现，赌棍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其人通过考试，有时直接收买考生自己放弃，若无效则贿赂学政幕友，暗做记号，加以抑勒，让此人考不上。所谓“扛鸡”，指的是用“枪手”替考，让明知不能考上的考生中试，只因他们买票时已投注了这个考生姓氏。一进一出，真才不得脱颖而出，“弱鸡”反而考中。（《邓承修文集》第51-52页）
“铁面御史”邓承修
广东实行严禁政策，葡澳政府则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允许商人在缴纳赌饷的条件下公然开赌，投注者多为广东人，而利税则归于葡澳。1881年《循环日报》报道，澳门赌商向政府缴纳三年闱姓赌饷高达101.5万元，报纸以“答客问”形式，讨论广东是否开禁闱姓以筹措巨饷。开禁派认为：“今中国时事孔艰，库项奇绌，与其多设厘厂滋累商民，何如变通办理，仿此章程，在省垣招人承充而不复申其厉禁。”在澳门安家的郑观应早就从这个角度论述过：“广东闱姓捐输，其款甚巨，本属病民伤化。惟不能杜其弊，遏其流，而奸民遂迁往澳门，仍行开厂广收。综计三年损银五十万两，利归洋人。此所谓为渊驱鱼，为丛驱爵也。”（《郑观应集》上册第70页）
潘仕钊、龚易图受贿推动
严禁派在舆论场上长期占尽优势，舆论转向的标志是潘仕钊奏折。记名道府、翰林院检讨潘仕钊，从澳门闱姓难禁终使“利归他族”立论，于光绪十年九月初八日（10月26日）递上《变通挽回巨款以济要需》一折称：
即云闱姓其事甚文，其迹类赌，终属当禁。然禁闱姓可也，此禁彼开，已属不可。况以内地应有之利而尽畀诸他族，其患有不可胜言者。……能否并将澳门闱姓严禁，使富藏于民，抑或暂将省城闲姓弛禁，使馆输于国。倘澳门闱姓实不能禁，应如何设法变通以收利权而裕饷需之处，妥议奏明办理。……即如闱姓一事，窃与同乡论办之，或谓宜禁，或谓禁而不绝，不如不禁。……臣近念广东给于防务，罗绝尽而饷无可筹，澳门得此巨资，岁月久而患将愈大，为筹饷弭患起见，不必形迹，用贡狂愚。（《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史料汇编》第三册第181-183页）
潘仕钊此论似乎“正大光明”，表面上是要防止澳门利用广东闱姓赌款坐大，也为中法战争筹措军饷出主意，实际背后都是生意。潘仕钊（1834-1895），广东南海西樵山人，1862年中举，1871年成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后授河南开归陈许道。次年，邓承修奏劾潘仕钊“贪鄙受贿”，称“此次闱姓之议，系该员在编修任内代奏，率请驰禁。问该厂先遣人到京钻谋，私馈该员银二万两作为酬谢之费，如能奏开，利则均分，同乡之官京师者无不痛恨，以为阖省搢绅之辱”。（《邓承修文集》第104页）潘仕钊受贿出奏一节，揆诸当日官商“合作”惯例，事属有之。潘仕钊为人，据南海知县杜凤治所述，“为秀才、举人时向不安分，喜管闲渔利，……此次点庶常回来，不改前非，藉‘翰林’二字更可招摇……”（邱捷点注《杜凤治日记》第五册第2300页）
赌商运动粤省开禁，既买通潘仕钊这种京官，也打通了广东布政使龚易图这个环节。他们向龚易图提出条件，答应向省粤缴交赌饷300多万元，开禁之后，给龚氏一次性“私规”10万元，盈利继续分红。（《邓承修文集》第101页）布政使负责全省财政事务，中法战争一爆发，督抚势必向布政使要钱；当坚决主张禁赌的两广总督张树声被撤，龚易图知道机会来了，立即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张之洞“开赌”。
朝廷正为筹措军饷感到头痛，潘仕钊奏折一递上，正好打中朝廷的软肋。极峰马上发廷寄给张之洞、倪文蔚：“广东闱姓赌局，迭经申禁。兹据该检讨奏称，澳门开设闱姓公司，利归他族。现在海防需饷，请饬体察情形，能否将澳门闱姓严禁，抑或暂将省城闱姓弛禁。等语。著张之洞、倪文蔚妥议具奏。”
潘仕钊承担了“打响第一枪”的角色，背后则是赌商集团、李文田为代表的粤绅、张之洞及高官的合力推动。
李文田的运作
《杨宜治日记》、赵凤昌藏札披露的信息表明，出谋划策并促使张之洞下最后决心的是李文田。李文田（1834-1895），字仲约，号若农，广东顺德人，1859年获一甲三名进士（俗称“探花”），历任内阁侍读学士、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学识渊博，官声甚好，在元史研究、西北史地、金石书法等多个方面均有突出成就，为著名的学者型官员。1882年，李氏丁忧回乡守孝三年，居广州西关。李文田“主谋”闱姓开禁，他本人不好“丑表功”公开承认，却私下泄露给门生、总理衙门章京杨宜治。
杨宜治（约1845-1898），字虞裳，原籍四川渠县，长于成都，以举人考取内阁中书，光绪十年传补总理衙门章京，光绪十一年二月补授起居注主事，八月随总理衙门大臣、鸿胪寺卿邓承修前往两广，办理中法越南勘界事务。（李文杰《杨宜治日记》整理说明）勘界前杨宜治在广州停留，与李文田往还甚密，尊称为“若农师”，两人有着风水研究的共同爱好。十一年九月初四日，李文田邀杨宜治一起登白云山，为李文田“太公”（高祖父）访求葬地。
初十日，李文田宴请邓承修，适广东乡试揭榜，邓氏为闱姓严禁派代表人物，李则是开禁派幕后主脑。酒宴前后，李文田向杨宜治解释广东闱姓赌博运作方式，并向杨氏私下透露他本人策划开禁的功劳，故而第二天登船之后有暇，杨宜治将李文田谈话内容记录下来。杨宜治按照李文田的介绍，总结闱姓赌博的运作方式：“粤东闱姓彩局，相沿百余年，闻其标彩，系按千字文编号，入局者以洋银一为一股，任书姓二十与局，局便等簿司。局为公举，或自设亦听。局费取彩之什一，局止十家。揭晓后，视某号中姓名数多者，为第一标。第一标标一元者，获彩六百元。”
杨宜治谈到向彭玉麟、张之洞提出开禁闱姓为中法战争筹饷，故意隐约其词：“某先生居林下，有清望，当轴就请任团练筹饷。”光绪十年，因中法战争形势紧张，两广总督张之洞、广东巡抚倪文蔚咨请在籍绅士、侍读学士李文田“督办广州府团练及捐输事宜”。“居林下”指此时李文田仍在丁忧守制之中。“有清望”，则不会是以敛财著称的“浊流”人物，而是清廉著称的学者型高官，这样才能得到张之洞、彭玉麟的信任。张之洞以“清流”健将著称，彭玉麟也是名满天下的清官，他们不容易被商人收买，却容易为李文田所说服。
彭玉麟、张之洞正在为中法战争“饷需无着”发愁，李文田趁机提出利用闱姓筹款的方案，其论证十分有力：“输之闾阎，不若取之闱姓，以无益为有益，款易集而民不伤也。”李文田甚至亲自出马，与赌商集团协商，“集绅商，开布大义，遂捐至四百四十万。于是趋冯军出关，复越北圻，济台北饷，招东莞练勇，水陆修防，民心大定，闱姓之力也。”（《杨宜治日记》第18页）李文田通过杨宜治之口，为自己表功，认为彭玉麟、张之洞能派遣冯子材大军出关击败法军，广东方面还能接济台湾刘铭传饷械，都得力于闱姓筹款。
李文田是张之洞敬佩的翰林前辈，两人都是探花出身。更重要的是，李文田一直是以学者型官员面目出现，在京师、广东都负清望，拥有很高公信力。李文田以居乡名绅士身份与赌商周旋，确有其便利之处。李志茗长年研究《赵凤昌藏札》并写成《幕僚与世变》一书。赵凤昌为张之洞核心幕僚之一，《藏札》里面收录了李文田给张之洞的不少密函。其中，李文田光绪十年给张之洞的一封密函，虽措辞隐晦，能看出他在闱姓开禁一事上的“主谋”地位。
在酝酿阶段，李文田有一函致龚易图：“此事数年前弟已有不应禁绝之论，而不蒙振帅俯采，且事关瓜李，犹不敢犯嫌。今果不能舍此巨款，且亦无大于此、速于此者，诚如来诣即以租截立题，未为不正，即言官论劾，亦计未必别有妙法能阻葡萄牙使不开也。”（李志茗书第382页）李文田十分老练，首先在政治上站稳脚跟，主张立论就以阻截澳门闱姓造成利权外溢为题，不怕言官弹劾，因为言官并无办法可以阻止澳门开赌。前任两广总督张树声（“振帅”）不敢采纳这个建议。张树声只是廪生出身，没有李文田、张之洞的巍科科名，主要依靠战功擢至高位。他大概吸取了前任英翰的教训，不敢捅马蜂窝，毕竟廪生出身的人，若被朝野认为破坏科举制度，马上四面树敌。李文田还提醒说，粤籍言官邓承修曾经主张严禁，此次要能让他闭嘴才行。
经李文田、郑观应的私下运作，澳门闱姓赌商也认识到澳门前景暗淡，澳门资本进入广州，与省城赌商合流，承诺6年内缴纳赌饷至440万元。张之洞善于灵活变通，他接受闱姓开禁应在情理之中；但此时驻扎广州的兵部尚书、湘军老帅彭玉麟以“清正”著称，说服彭玉麟的工作，由郑观应负责疏通。
李文田
郑观应说服彭玉麟
1884年春，郑观应“投笔从戎”，应兵部尚书彭玉麟之召，从上海回到广州，“会办湘军营务处”。郑观应不以军事见长，为何被彭玉麟招入湘军营务处？除了通达外情、能办洋务外，郑观应的突出长处是经济上有办法，与商界有超乎寻常的联系，能想出“筹饷”的各种主意。这一年夏天，郑观应从南洋刺探军情归来，不久有《上左候相密禀》给左宗棠，提出奇袭越南法军计划，预计需经费百万，“然澳门闱姓现在商人函来云，粤省大宪奏准，令收两届，愿报捐二百八十万元，先给八十万元。”（《张文襄公（未刊）电稿》第三册第706页）此密禀显示，澳门赌商早已看到郑观应与彭玉麟的特殊关系，通过他试探粤省大宪的口风。
光绪十年八月十二日，彭玉麟致函张之洞：“……闱姓一节据郑道面称一切，详细底子久已面呈，尊处交司道斟酌行止。行上详，不行则作罢论。卓见以绅士公禀、司道会详办理，最为妥协；由督抚为筹饷起见，亦是正办。若由敝处单衔入告，外边比多物议，再四筹思，理至当也，合数行之为宜。”（李志茗：《幕僚与世变：〈赵凤昌藏札〉整理研究初编》，第322-323页）这个“郑道”为郑观应无疑。郑观应长期在商界工作，又在澳门安家，与赌商集团应十分熟悉。后来承办闱姓致富的刘学询，据郑观应致盛宣怀函，是郑的姻亲。彭玉麟也精明得很，要求总督、巡抚以筹饷为由上奏，把自己放在陪衬角色。闱姓开禁，表面文章要做，也要摸清“底子”。广州、澳门两地赌商群体，实际每人出资多少、利益如何分配，不见于呈递给官府的明文。如无郑观应呈递的这份“详细底子”，彭玉麟、张之洞也难下决心。
郑观应身为会办湘军营务处，此时属于官员身份，他担心自己被人怀疑帮赌商说项收受利益，尽力向彭玉麟撇清：“细思闱姓一事，所虑利归中饱，事鲜实济，官应仰蒙恩遇，兼值时艰，自当不避嫌怨，切实办理。昨详询问彼许送各署及各绅士约共二十万之多，系由经手者酌派，较前已属加倍。官应嘱事归实际，必须概行充公。惟是利之所在，人必争趋，既将此项巨款归公，则失利者多，虽能自信无他，然众怨所归，诚恐吠影吠声，难保不横加口语。况不由藩臬上详，事尤招忌。再四思维，惟即将承办者公禀、期票、来函等件，尽呈督宪请发藩臬查核酌定详情会奏，庶事经地方官之手，或不致妄生谣诼。”（《郑观应集》下册第447页）郑观应为避嫌疑，提出由布政司、按察司正规渠道“上详”给督抚。
八月二十一日，彭玉麟致函郑观应：“来函谓闱姓须避怨谤，归司道公办，此是脚踏实地处。复将承办公禀、期票、来函和盘托出，尽呈湘帅，至大至公，光明磊落，此是正办，敬佩无量。请阁下即日禀见湘帅，开怀畅达言之，不妨面言是敝处面嘱禀见，呈明一切也。”（李志茗书第345页）此处“湘帅”指张之洞。郑观应甘居幕后，向彭玉麟提出“须避怨谤”，让司道（布政司、按察司、善后局各道员）出面办理，公事公办，这是他的聪明之处。次年初，郑观应《禀督办粤防彭宫保赴汕援台事》指出：“闱姓一事，八月间各官绅商办，殷商呈禀承办，纷至沓来，曾经禀请将各件移交地方官筹办，嗣后所有承办商人将禀件递交知道者，均属伊呈送藩司转详，其能否批驰准办，职道一概置之不问，所以避嫌怨而杜招摇也。”（《郑观应集》下册第443页）郑观应十分清醒，他可以在赌商与彭玉麟之间穿针引线，但最终均让商人向地方官（龚易图）呈递申请，避免瓜田李下的嫌疑。据此，可确定郑观应是闱姓开禁的推动者之一，只是本人没有向商人收取“好处费”，推动闱姓开禁只是出于公心，帮助解决中法战争军饷问题。
郑观应
惠州闱姓舞弊案
邓承修的担忧不幸变成了现实。光绪十一年开春，在惠州岁科考试中，爆出惊天舞弊案，闱姓赌棍与学政幕友内外勾结，操纵考试结果，广东学政叶大焯因此被革职。叶大焯（1840-1900），福建闽县人，同治七年（1868）年进士，光绪八年（1882）提督广东学政。
光绪十一年六月，邓承修上奏，广东学政叶大焯在惠州府属归善、博罗两县举办科试时，“学署与赌匪通同作弊，屈抑真才”，钟、王、廖当地三大姓不录取一人，专门录取文、彭、田等小姓，文姓6人考试而取中4人，田姓10人与考取中5人，吕姓则在10余人中录取7人。发榜之日，众情汹汹，扬言“碎榜”闹事。叶大焯大为恐惧，急调武营过来保护自己，阖城有“学臣买票，一网打尽”之谣。下一个举行科试的肇庆府各县考生听闻这个消息，扬言即将罢考。张之洞闻讯，下令凡购买文、彭、田三姓的闱姓票得奖者，收入“一律充公，共得银数十万两”。（《邓承修文集》第102-103页）
惠州闱姓舞弊案刚爆发时，朝廷只是让张之洞、倪文蔚查复，颇有“大事化小”的嫌疑。收到邓承修奏折，朝廷不得已，“着彭玉麟会同张之洞，按照所参各节确切查明，据实具奏，不得稍涉徇隐。”清代科场舞弊历来处罚极严，但是到了光绪年间渐行松弛。彭玉麟组织署藩司萧韶、臬司瑞璋等彻查此案，认定为学政幕友与外间赌棍内外交结，涉案幕友分别为福建廪生杨谦、安徽廪生戴罗俊、福建廪生萨廷荫。举行归善县童场后，戴罗俊凭人荐卷，刚好叶大焯突患腹泻，将试卷交杨谦“汇集复阅”。杨谦复到各方搜寻“落卷”，戴罗俊觉得可疑喝问，杨谦即将实情和盘托出，承认已革学署承差吴彰、番禺县廪生卫荣熙纠集亲友投卖闱姓，多买偏僻小姓以图高额奖金，将提出二千两银子作为谢礼，戴对此没有反对。学政对此等弊案，“平日既漫无关防，临事又毫无察觉，虽查无串通舞弊情事，咎已难辞”，“其应如何惩儆之出，恭候圣裁。”（《彭玉麟集》上册第459-466）朝廷览奏，立即将叶大焯革职。案情查清后，戴罗俊、萨廷荫等判处杖一百、流三千里，革去贡生功名。主犯杨谦业已逃亡，张之洞行文福建当局予以通缉。
在开禁闱姓之初，李文田即预见到可能有此弊端出现，当时即建议张之洞出台相应规定，将“禁蟹、扛鸡等票充饷”。（李志茗书第375页）惠州闱姓舞弊案金额巨大，张之洞充公了赌款三十一万多两，并拿出其中十多万元用来建设广雅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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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赌商是些什么人？
对晚清闱姓赌博的研究，学界已有不少成果，但人们大抵只记得赌商刘学询的名字，见诸彭玉麟、张之洞奏折的第一届赌商“诚心堂商人张荣贵、敬忠堂商人杨世勋”，我认为是化名，或者叫做“商名”，这两个名字可理解成澳门赌商集团、省城赌商集团的代名词。当1884年11月龚易图发布批词时，张荣贵才在西关打铜街（今光复南路）租赁商店开设“诚信堂”，职员除张荣贵外，还有卫永年、王巽华、左兆荣，都不是有名气的大商人。（1884年11月10日、13日《循环日报》）显然这是一个新成立的“股份公司”，而出名登记者可能是“代持”性质，以掩盖背后真正的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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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年，当各方拟议闱姓赌商开禁时，政治形势仍阴晴不定。长期以来，赌商受士大夫集团口诛笔伐，不太愿意直接站到阳光底下；赌商为防“秋后算账”，也不得不出于谨慎，尽量不用真名。承办广东全省闱姓赌博，缴饷达四百四十万之多，金额特别巨大，诚如张之洞所言：“闱姓馆资本甚钜，断非一两人所能独任。……澳设馆则省商入资，省设馆则澳商内附。”（《近代史所藏清人稿本抄本》第二辑第111册）广东闱姓开禁，实际仍由澳门赌商推动，他们可能占有最大的股份。由于李文田的介入，赌饷从三百八十万增加到四百四十万，显示有省商加入。随着开禁得到朝廷正式批准，赌商逐渐从最初隐身幕后走向公开。从第二届开始，可确定进士刘学询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
探花李文田、张之洞，以拔贡考取进士第十名的广东巡抚倪文蔚，都是科举制度的最大得益者，三人大力推动闱姓赌博开禁，损害的是之后参加科举的文童、生员利益。这种“过河拆桥”的做法，既不道德，也损害了科举制度的公平性。至于连秀才也考不上的郑观应，他或许是透过这种谋划，向世人证明科举制度本来就不利于选拔真才，无须以郑重态度待之，这是另一个领域的问题。
黄赌毒历来遭“正人君子”口诛笔伐。近代军阀势力、地方政府迫于形势，经常不得不通过这些手段筹款。令人意料不到的是，湘军老帅彭玉麟、“清流”健将张之洞、学者型高官李文田、忧国忧民的思想家郑观应，长期被认作“正人君子”，他们竟然与赌商集团“合谋”，共同推动了光绪十年的闱姓赌博合法化。晚清很多决策，比如罂粟种植合法化，都属于“饮鸩止渴”行为。问题的症结，在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不足，“税基”狭窄，最便捷的筹款途径，对官府来说就是最佳选择，对社会造成的长期危害尽可不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