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凯奖绘本评论”专栏时间了！这个专栏由儿童文学、性别与当代文学文化研究者王帅乃执笔，逐一梳理和点评已有中文版的凯迪克金奖绘本，看看一本图画书除了功能性，还可以从哪些角度赏析，以及80多年来凯奖经历的变化。
从1939年的凯迪克金奖绘本开始，新京报小童书已经推出了13期评论。第14期我们将翻开1955年的金奖绘本《灰姑娘》（Cinderella, or the Little Glass Slipper）。该书的中文版已由蒲公英童书馆引进。
《灰姑娘》英文封面。
《灰姑娘》的版本很多，这一版是基于佩罗的版本，由美国插画家马西娅·布朗（Marcia Brown）绘制插画。马西娅·布朗一共获得了三次凯迪克金奖，六次荣誉奖，在中文图书市场较为知名的作品还有《石头汤》。
本期评论以这本《灰姑娘》为例，深入探讨了儿童文学价值宫殿的基底是善良。
《灰姑娘》如何诠释善良？
我曾经和朋友探讨过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儿童文学是一座大厦，筑成它的砖石是那些文本中屡屡被强调、被赞美的品质，天真、智谋、勇敢、正义、诚实、守信、友爱、善良、游戏精神、幽默、想象力，那么这些品质里，哪一种是这座大厦的地基？假如这是一个世界，一个王国，这里面有没有一种价值是抽掉以后会导致王国崩塌、世界摇摇欲坠的？
我们讨论后得出的结果是：善良。
儿童文学价值宫殿的基底是善良。这是一个乍听起来很不酷但实际上又很酷的答案。善良似乎比“游戏精神”和“想象力”这样的词乏味得多，其实则不然。
鲁特格尔·布雷格曼在《人类的善意》里针对菲尔丁的著名作品《蝇王》开辟了专章，讲述自己因为不肯轻易相信这部名作对人性的可怕结论而追根究底，终于在大洋彼岸找到了半个世纪前有过如此经历的男孩——可谓“蝇王”现实版的主人公们。
他发现自己的猜想得到了印证，那些漂流于海岛上的男孩不但没有反目成仇、互杀互害，反而结成了互助互律的小型公社。他们分工明确并制定了相处法则，建起了可食用植物园地和粗使的羽毛球场，他们燃起了永不熄灭的火堆等待救援，甚至还颇有情致地做了一把简易吉他，每天一起唱歌来提振士气。困于岛上一年后，他们被一位澳大利亚船长救回。经检查，当时男孩们的身体状况“处于巅峰状态”，其中一名男孩曾摔下山断了腿，在其他男孩的照料下已经完全康复。
传播了30多个国家的猎杀故事更酷，还是现实中好到叫人不敢相信的6个汤加男孩的故事更酷？
这只是其一。其二是，善良一词并非它看起来的那么“单纯”。
我们回到今天要讨论的主角。马西娅·布朗的绘本和迪士尼公主故事所依据的底本都是佩罗版的《灰姑娘》，另一个流传甚广的版本是格林兄弟的故事。
《灰姑娘》实拍图。
在我们对该故事的记忆中，前者大致负责提供南瓜马车和玻璃鞋这一标志性物件，后者则提供灰姑娘三次参加舞会带来的秩序稳定感（宫廷文人佩罗并不像语言学家格林兄弟那样着意遵循民间口述文学对“三”的偏好，而是让灰姑娘第二次就漏了怯）和姐姐们的可怕结局。是的，我们很多人对《灰姑娘》故事的完整记忆来自两个或两个以上版本的混淆糅合，有的版本里还增加了继母的下场。
佩罗故事的目标受众是宫廷贵族，其中一些故事的设计是为了满足当时法国王室男性的淫乐需求，许多建议和教训是针对年轻的贵族女性而设，比如在《小红帽》故事的最后附诗警醒她们要守住贞操，与男性保持距离，还专门注解“野狼：诱拐女人的男子”；比如这部童话集的题名实际上就叫《附道德训诫的古代故事》；比如《灰姑娘》的故事发生在贵族之家，我们还能在绘本中看到一些当时贵族青年女性独特的装扮方式——在脸上贴塔夫绸假痣。
像这样一本故事集，训导受众女性谨守“妇德”，永远保持一种博爱圣洁甚至近神般高尚的光芒，是不难理解的。我们在这个本子中看到灰姑娘从始至终都在以德报怨，她给两位不肯带自己参加舞会的姐姐做漂亮的发型，在舞会上主动坐到姐姐们身边、剥橘子分给她们吃，最后不但毫不犹豫地原谅了她们，还请求她们永远爱自己，并将两位大公牵线安排给姐姐做新郎，给了读者一个“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大团圆结局。
这样的善良已经直接到无需解释，灰姑娘几乎成了头戴荆棘冠的女版圣子。这并非强行类比，在视觉化叙事中我们能更直观地体会到这一点——布朗绘本版女主角接受道歉那一幕中，灰姑娘的金色长发披散开来，宛若流水延及左右，长裙蓬大曳地，它们在仙女教母的魔法光晕中一起柔情地延伸到两位跪地请求原谅的姐姐身边。
《灰姑娘》实拍图。
这个定格画面中，灰姑娘身型的三角构图、微微垂眸含笑的表情和伸手允吻的姿态，使得她既像一位仁慈高贵的女王，又像圣母，佩罗故事里将贵族身份、基督教受难叙事与人品的高贵善良相关联的思路内核，被马西娅·布朗敏锐地捕捉并用视觉语言表现出来。
而格林兄弟的版本乍看起来就不那么善良了，上述情节一个都没有发生在格林版的《灰姑娘》中。最后小榛树上的鸽子（灰姑娘母亲的精神化身，考虑到鸽子与圣灵的关系，这同时很明显也是一个神学象征）还啄瞎了姐姐们的眼睛。灰姑娘不但为求参加舞会做了不少努力，被留在家里后也不是哭泣被动等来了救助，而是主动寻求小榛树的帮助，比起佩罗故事里的女主角，格林的灰姑娘更加积极主动地“阳奉阴违”。
但仔细揣摩，这个脚本仍然有着善良底色。首先是，格林版的继母和姐姐与佩罗版的相比，确实更像是“虐待狂”，除了分派重活和精神凌辱，平日里就一再以拣豆子难题恶意戏耍女主人公，还挑拨了父女关系，而常年遭受如此虐待的灰姑娘在实现阶级跃迁后没有主动报复，或对她们哪怕有一点言语嘲讽，挪移到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可谓相当仁善了；第二是故事的内部逻辑，它相信恶行应该得到恶果，所以降下天罚以维持善恶有报的秩序原则。该信念本身便是善的，这一点我们接下来要展开细说。
经典童话里的善恶伦理
在定义儿童文学文类时，经典作品是一种用来确定该文学场域边际的重要参考项，而提供了许多典范之作的民间童话系统不是一个选择赞美弱肉强食、信仰丛林法则的世界，这对确定儿童文学文类整体的价值偏好坐标当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我的另一位朋友最近在绞尽脑汁地为一部奇特的作品撰写导读，它们讲述了人类历史上许多传奇越狱者和大盗贼的真实故事。他在收到邀约时一下子就被这套纪实图画书吸引，便答应了责编，直到动笔时才感到为难，问我为什么我们读到这样的真实故事时还会带着窃喜，为什么我们直觉上认为这样的作品应该留下来。他的理由是人类对自由、个性的本能追求。我觉得可能还不止如此。
首先，我们读越狱者故事时不是真的准备去犯罪，而是调用了“置身事外”的心理机制去理解故事人物行为。这种心理与民间童话书写中必须把母亲形象一分为二、保存生母形象良善关爱的同时把充满嫉妒的女巫写死的机制很可能是一致的，也和我们欣赏喜剧时嘲笑其中愚人的心理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读者分得清哪些因素是该分离提取后吸收的，并不会真的因为读了大盗贼故事就效仿他们投身诈骗抢劫的行当，何况越狱成功的奇迹者中还有不少被重新捉回去这一点也提示着模仿的风险。
对模棱两可、内涵丰富的事件或行为，文学艺术总允许读者以讽刺和不敬的幽默感来对待。共情归共情，但就在为讽刺和幽默发笑的那一瞬间，读者划开了自己与故事中人的界线。
其次是，童话中的善很可能并非过往人们理解的那样必然是简单直露的、缺少探讨余地的善。
电影《仙履奇缘》（1950）画面。
一个儿童故事里也许没有明确的天真（比如《三个纺纱女》），没有勤奋（比如《睡美人》）或懒惰（比如《纺锤、梭子和缝衣针》），没有明显的勇气胆魄（《卖火柴的小女孩》），可能满口谎言（《聪明的格特》），也不讲信用（《打火匣》），但其中“善”的逻辑一定不会缺失（只是这种“善”未必是佩罗脚本里以德报怨的基督式善良）。
在那次讨论中，我们发现，儿童文学文本内其他美好品质都可以解释为由“善”衍生而来，反过来却不一定说得通；而在民间童话这种包容了尤其多越轨者的文类中，一条不会打破的铁律是，强势者主动为恶，害人必然不得好报，不论是掌握魔法的女巫还是位高权重的国王；不时以骗子、小偷、懒人为主角的民间童话讲求的“善”其实并非单层次的善，它允许底层民众偶尔行为失范，比如施些小骗诓走特权者们最多“半个王国的财富”，这或许是艺术对现实世界无法正义圆满的“调节”和希冀，所以大多数读者都能接纳甚至是喜爱那些狡猾的平民主人公。
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是先哲对不公正环境怀抱愤懑和嘲讽，以及对窃钩者遭受过苛惩罚怀有同情与不满。我们承认人类目前尚未能进入法治完善、社会公正完全得以保障的时代，个体难以撼动结构，弱者为求生存只好自己制造“过墙梯”。
《弱者的武器》，[美]詹姆斯·C·斯科特著，郑广怀 / 张敏 / 何江穗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4月。
政治学和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农村生活观察两年后，写就后来的人文社科经典《弱者的武器》一书，他指出偷懒耍滑、流言蜚语、在村里散布谣言乃至偷盗、纵火这些表面上看起来非常不光彩甚至于不合法的行为实际上都是弱者的武器。
它们看起来不像印象中的左翼革命或农民起义那样具有公开性、规模组织性和政治意味，但它们才是更普遍、持续的民众用以自卫和抗争的方式。天长日久、蚁穴溃堤，这些不起眼而泛政治的反应模式对结构的损耗是真实存在、不可小觑的，却也是宏大坚硬和理想主义的革命思维、革命叙事总是有意无意忽视的。
长久以来，不论是学者或大众都未能给予这些抗争模式应有的注意和评价，而文艺作品却再次发挥了它们敏感和包容的特长，将民间这种不甚光彩的狡黠智慧及其背后所涉的对公平正义的诉求、对与权力之兽斗争时“最后的呐喊”以各种形式纳入代代流传的故事之中。
从舍伍德森林的侠盗罗宾汉、到妙计越狱的亚森·罗平再到戏耍东京警视厅的怪盗基德，无一不坐拥大批忠实拥趸；我们乐于看莫泊桑塑造的“快乐的死刑犯”、哈谢克笔下“忠实的好兵帅克”无休止地给政客们增添麻烦——事实上，《弱者的武器》里，斯科特正是把农民的日常抗衡比作“好兵帅克式的阶级斗争”；儿童文学里亦然，我们为“一下打死七个”的吹牛大王小裁缝可能要穿帮而担忧，选择性地记住了那个灰姑娘姐姐不得善终的结局；当代观众对网络剧《毛骗》和电影《教父》的热爱更是早已说明一切，这种对越轨行为的包容甚至津津乐道里包含着的很可能恰是最原始的道德追求：我们不能要求一个走投无路的受困者不反抗。而艺术作品则在人道主义上更高一层，它们容许这些受困者、边缘者在反抗过程中还能获得真正的精神自由和快乐。如果我们是智慧的，我们应该允许这样的精神后花园存在，否则冉·阿让永远只能是编号24601，世界上永远少一个被救赎的无辜女孩。
即使是《聪明的格特》这样骗子厨娘的童话，我为什么说它在幽默精神之下仍然有“善”的基底呢？不妨做一次身份关系和情节颠倒的假设，我们会发现自己很难想象有这样一个童话故事，它让主人对着帮佣厨娘撒谎，从而偷吃了本用于分享的烤鸡或者一次次偷拿厨娘放在储藏室的薪水，然后挑拨厨娘及其闺蜜的关系令她们老死不相往来甚至反目成仇，最后还成功骗厨娘写下卖身契让她终生白给自己做活——通过对童话人物的身份拆解，我们就能对暗藏其中的道德倾向一目了然了。
我们对这些故事诸多包容和青睐，是因为社会生存经验让我们深知这种骗局得逞和对权贵的天降惩罚叙事已是弱势者“最后的呐喊”，他们要面对的是极端不平衡权力结构带来的极不对等的“交易风险”，有时候童话作者会明写这一点，有时候则未必。
先说“满口胡沁的恶棍们”。小裁缝假如穿帮，他就要人头落地（大多数人会认为他罪不至死，但对这一君主制规则却无可奈何，这正是我们愿意偏帮他的一大心理基点，我们需要意识到作品叙事正是依靠社会伦理层面的诉求引导读者站到了小裁缝的立场上）；两个骗子用并不存在的新装费了老鼻子劲，骗走的财富对国王而言也不过九牛一毛——读者从国王的昏聩中得到的信息是，这些财富、这些税收本来就不大可能“用之于民”、窃国者们长期安享特权却高枕无忧，于是这些破坏者便被视为固若金汤的结构的漏洞、赏善罚恶的化身、“正史的恶棍、平民的英雄”。除此之外，他们还可能承担了“努力的冒险者”“技能精英”的角色想象，他们得偿所愿让普通人对“付出终有报偿的天道公平”能留存最后的希望。这些都是恶棍故事里埋藏的善恶伦理逻辑。
《灰姑娘》实拍图。
再回到《灰姑娘》的宽恕和惩罚之争。佩罗的极端善良在格林看来完全可能是一种“不善”——在这一点对善良的争议认知上，格林的选择更能代表大众的善恶观，这很可能也是为什么我们记住更多的是姐姐们受到惩罚而不是她们也得了好报嫁给大公的版本。
拉斯·冯·提尔导演的电影《狗镇》里，被凌辱的女孩最后认同了她父亲的说法，她的本意是依其往日行事再度原谅村民，但这种无限制宽恕很可能包含了一种自以为是的傲慢，假如将对方视为平等的人，那么对恶行报以应得的惩罚，才算是对作出了选择的恶棍的“人格尊重”，也才能警示后来人不再为恶。假如为恶者总得到好处而不获惩罚，对为善者将是一种极大的不公，不论它是不是源自对善良本身的不尊重，它都可能最终导致整个社区对善良的不尊重。
也就是说，格林故事的内里是将善良视为一种选择，背后是对人之意志的充分尊重与浪漫讴歌（是的，这里的浪漫不无文论层面上的意思，德国童话本来就与浪漫主义运动关系颇深。假如我们把拍打着翅膀从天而降啄瞎女人眼睛的白鸽替换成乌鸦，这个故事的哥特感就遮藏不住要冲破纸面了）。同时它也暗示着，善需要后天学习：灰姑娘信任生母以及忽如其来的疑似“母亲的化身”（榛树和鸽子），与不信任恶毒者是一体两面的能力，缺失了哪一部分她都无法获得幸福。
我们应当注意到的是，灰姑娘具备辨识不善者和与之周旋的智慧，同时也有能力辨识真正的善者并仍然拥有对它们敞开心扉、信任托付的能力——这是基于“善”之上的勇气。也就是说，经验、智慧、友爱、天真、勇敢和善良这些品质彼此间可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很可能是许多童话故事未曾言明却是实实在在赖以运行的内部逻辑。
与之相比，佩罗的无限制宽恕虽然颇具神性，但问题可能也暴露于此，这种宽恕太强调与生俱来，太机械也太训导味，不论是与生俱来还是训导，其背后都笼罩着一个母本、一个高于人类之上的神的影子（按基督教理念，万物皆能分得神性的灵光和善，其中，人又是神按照自己形象创造的代管世界者）。神权之外，落实到人间，则还要多添一层世俗权力的挤压，即美好优秀的道德品质被视为贵族的专属。
如果我们稍微留心一点，就能在作品的第一句中发现格林版的灰姑娘出身富人家庭（19世纪资产阶级地位上升的文学痕迹），而17世纪御用文人佩罗的女主人公则是贵绅的女儿。这种出身与人品的关联叙事在几百年前一点都不奇怪，德维尔纳芙夫人的《美女与野兽》版本里，就让美女因为自己的资产阶级出身而主动放弃与王子的婚姻，她的守护仙子与王子母亲激辩德行与出身何者更重，尽管仙子最后获得胜利，但读者也发现美女本来就是一位公主，不过是因避父亲仇敌追杀而成为了商人的养女。
这一关联叙事在21世纪亦不乏市场，前不久的热播网剧《梦华录》中就有类似表达，前一刻男主人公的部下将彼时尚未驯顺的女主贬斥为“刁妇”，后一刻听男主分析又说“难怪她的行事做派不像是平凡市井女子，原来竟是官宦出身”，而剧内对此未有异议。
于是，原本稳若磐石的善良叙事似乎稍稍露出了锈蚀的痕迹。
女性作者对笔下女性人物的善意
尽管我们已经陈述了民间童话里许多明写暗写的善良内核，但这座善良大厦确有短板，对此避而不谈是不合适的，而“性别与性”是其中最为显著、难以绕开的一处。
《嘘！格林童话，门后的秘密》，[美]玛丽亚·塔塔尔著，吕宇珺译，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2022年8月。
纯善仙女-恶毒魔女的对立设置自不必再多说，最近阅读《嘘！格林童话，门后的秘密》时，玛利亚·塔塔尔的一处提醒又将纸上铅字反复申述的内容激活，使我真切地感受到经典童话为生活中具体女性带来的最鲜活的尴尬和恶意。试想，为孩子读童话的母亲里大抵少不了“继母”吧，那么她们打开这些经典民间童话一字一句讲述继母们有多恶毒时，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这些继子继女在读了许多有继母登场的童话故事（而且这些故事中的继母无一例外都是邪恶的角色）后，若是在某个时候感到被自己的继母以某种方式伤害或侮辱，那么这些年轻的孩子就会拿童话故事里的继母比对自己的继母，然后对自己继母产生强烈厌恶情绪……弄不好就会搅乱全家人的安宁和幸福。”
一些原本不是问题的矛盾，可能在心理暗示的作用下，就人为地累积成了真正的麻烦。
塔塔尔同样指出了经典民间童话集的男性作者们“为同性讳”的倾向，父亲在所有伤害中隐身，包括对女儿的爱欲总是被用谨小慎微的方式透露，而对继母的恶行书写却完全不加掩饰，作者毫不吝啬地将各种负面词汇加诸其身，仿佛她们天性恶毒。
在《驴皮公主》里，父亲的乱伦爱欲被解释为由于失去妻子过分悲伤而导致的一时昏乱。这让我想起十年前一部以职场性骚扰为主题的国产电视剧《女人的武器》，最后一集时忽地以心理医生的名义将男主角的骚扰行径归因为“爱情妄想症”——妄想所有女性都青睐自己的心理痼疾；更早一些的《女人不再沉默》和《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中虽然没有明说，但在问题归因上都有这方面的暧昧倾向，即男主角都被剧本或表演诠释为“精神变态”型人物，这就使得原本探讨的严肃的公共议题逃遁为一种偶发性的、难以自主控制的个人疾病，仿佛只有精神病患才会有此种行为，于是，相关反暴力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就被规避、消解了。凡此种种，足可见“经典”性别叙事之强大与社会直面性暴力之艰难。
在玛丽安·考克斯对灰姑娘型故事的收集与分析中，有130则故事的女主人公是被继母与姊妹虐待，96则故事则写到父亲爱欲的胡搅蛮缠。这个数字差别比很多人预想的小得多，但我们记住更多的仍然是来自女性的嫉妒与互相伤害——这也是相当不公的一笔夸张，生活中许多嫉妒心理并不会必然导致违法犯罪行为，但童话里女性的嫉妒却一定会生成恶行；与男性嫉妒恶行往往靠致命一击了事不同的是，女性恶行会被延长其折磨的时间、聚焦细节和恐怖的氛围，让人久久难忘。
我无意在这篇文章里再借精神分析视角展开批评民间童话里的性别叙事，这确实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我宁愿再花最后一点时间讲讲在对抗根深蒂固的文体传统时，那些不走后现代解构路线（此类书写颠覆意识较为自觉和显著，有机会大可专文解析）的女作家们在有意无意之间展现出来的对女性的善意，这本身也是对民间童话深信不疑的女性嫉妒互害印象的反击。
《灰姑娘》实拍图。
就在这部马西娅·布朗重述的绘本《灰姑娘》里，我注意到，布朗虽然在文字部分保留了佩罗对继母的设定，却在画面里作了变动。最显著之处是继母形象从头到尾都没有在画面里出现过，这就导致读完整个故事后我们对恶毒继母的印象模糊浅淡很多，而漫画风格的诙谐性也让两个姐姐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柔化了。
布朗似乎意图让读者形成这两个姑娘本性不坏、只是三观尚未成型前跟着母亲胡来的印象。她们更像是两个同理心未建立的没心没肺的孩子，直到灰姑娘最后圣光普照地原谅她们的一刻，她们终于灵台清明地顿悟和成人了，有了区别于母亲的自我意识。
同样，考察中国民间童话的整理和重述史会发现，女作家创作的故事确实更常对女性人物带着与传统脚本中不同的显著善意。这其中的早期代表是葛翠琳，在她对《少女与蛇郞》的重述里，坏继母不是传统脚本中毫无来由的坏，或出于对同性美貌的嫉妒。
文本声称她是“为亲女儿能过上好日子”，这就相对淡化了传统脚本偏爱聚焦或有意强调的女性内部的恶意和斗争，减轻了女性不得不为靠近男权社会制定的虚无的“模范”女性形象标准而争相自我性客体化的暗示力，将性别的压力部分转换成了财产和经济的压力；《雪梨树》里香姑寻夫是直接遭遇了变心的男主人公，不再是公主出面以诡计阻碍“原配”见面，香姑的坏姐姐们也远不像灰姑娘的两个姐姐般刻薄，她们为了女主角的安全还主动提出把自己得到的财宝分一半给妹妹。
《中国故事》，一苇/著，萧翱子/绘，千寻Neverend | 晨光出版社，2021年5月。
又如前些年结集出版的一苇的《中国故事》。“青蛙儿子”的传统脚本开篇就写了母亲的衰老脆弱，她担忧儿子因贫穷找不到媳妇，叹气哭泣显示了其于问题解决上的无力，而一苇的版本则淡化了母亲的脆弱哀苦；在《云中落绣鞋》的故事后记中，作者写道：“我不喜欢水晶鞋，即使在童话里也不喜欢。我不能想象有朝一日我要穿上水晶鞋子跳舞，视觉绚丽悦目，脚下坚硬冰凉……我爱绣花鞋，布质的柔软温暖，绣娘名匠刺绣的梅花……人都想要找到合脚的那双鞋子，爱情、婚姻都如此理。”
一苇在这里表现出了非常朴素的对同性的善意，这正是身体经验带给她的体贴，她在对传统童话文本的筛选和重述中加入了女性感知世界的维度，又通过童话后的主动阐释（假如我们把童话和每篇童话后的“作者记”看作一个完整的文本），将“鞋子”从男权社会审美标尺的外化物转换成了女性自己的愉悦和选择。
这些微妙的变化承载着从前无法掌握笔墨的女性对同性所怀有的另一种情感，它完全不同于传统脚本教给我们的那些。同时，它也区别于解构式文本态度鲜明主题先行的自觉颠覆，后者多少带有先锋实验创作的意味。在我看来，这种细节的转变和柔弱音量的逐步萌芽，才标志着一些新的意识真正在最广泛的民间扎下根来，它们何尝不是斯科特所说的“弱者的武器”。
几百年前，《人权宣言》声称“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宣言的光辉吸引了许多女性共同参与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抗争，采摘胜利果实时她们却发现尽管口号本身没有问题，但口号书写者们当时所想象和指涉的“人”仅指男人（homme）和男性公民（citoyen），另一性别的她们不得不再来一场“二次革命”，于是我们又有了奥兰普·德古热专门为此而撰写的《女权宣言》，作为对前者看起来很多余但实际又十分必要的补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今天当我们去讨论童话经典文本的善良基底时，同时指出这块基底结构内部的锈蚀孔洞才更有其必要性。再次强调，性别很可能只是这些锈蚀中较为显眼的一种。
作为语言文学的研究者，我相信并认为应该鼓励人在使用文字时的能动性。尤其对于民间童话这样具有极强口述性质的文学形式，任何一个已经对这些锈蚀有所发现的讲述者、传播者，都可以动用自己的智慧，为这座古老的建筑补漏（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换血”），直到出现新的经典文本，使得善良之光果真能机会平等地降临到乐土的所有角色身上。
参考资料：
1.（美）凯瑟琳·奥兰丝汀（Catherine Orenstein）著；杨淑智译. 百变小红帽 一则童话三百年的演变[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2. （美）詹姆斯·C.斯科特著. 弱者的武器[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3. （美）杰克·齐普斯著. 作为神话的童话 作为童话的神话[M].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08.
4. （美）玛丽亚·塔塔尔著；吕宇珺译.嘘!格林童话,门后的秘密—— 写给大人看的书 [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
5. Dundes A . Cinderella : a folklore casebook[M]. Garland Pub. 1982.
6. 在专门分析灰姑娘故事嫉妒主题的专著《灰姑娘和她的姐姐们——被嫉妒者和嫉妒者》里，论者安·乌兰诺夫和巴里·乌兰诺夫也注意到两个姐姐前期心性混沌的特点，她认为她们的问题在于“看不见”灰姑娘，也看不见完整的自己（也就是承认那个在某些方面存在不足的自己，而不是将这种欠缺归咎到灰姑娘身上），直到灰姑娘在舞会上给她们剥橘子，她们如此欣喜并崇拜这位美丽的公主，因为她竟然“看见”了她们。她们也借由陌生公主的美德看见了善的光辉，并得以分享善的甜蜜果实。于是回家以后她们第一次“看见”了灰姑娘，并把这一美好的光景分享给她，第一次像平等的姐妹那样和她聊天八卦（可惜的是这时她们离善还是太远，很快她们又关上了对话的大门，再次被嫉妒吞没） Ulanov A , Ulanov B . Cinderella & Her Sisters: The Envied & the Envying[J]. Daimon Verlag，2012.
7. 葛翠琳. 葛翠琳童话选[M]. 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3.
8. 郑硕人，顾乃晴.中国童话[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
9. 一苇.中国故事[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作者/王帅乃
编辑/申婵 青青子
校对/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