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规工作忙完，我们又会进小区，着重去看看居民就医、购药等问题有没有及时解决。笔、本子都随身带着，以便及时记录；面屏、手套、N95口罩、宣传告示也带着，哪儿缺哪儿补。双肩挎满各式的大包小包，走起路来歪歪扭扭，有同事会“苦中作乐”，偶尔学这种姿势逗大家放松一下。因为嫌走路慢，现在，我们每人一辆电动自行车。

居民的就医问题是最让人着急的。社区里老人不少，这些天，我碰到了几次需要紧急送医的情况，得第一时间联系120，“点对点”地把人送到医院，再接回来。也有居民要定期做透析、要按时接种狂犬疫苗，或者是在家做家务时摔伤了、手割破了，我们都要陪着往返医院。

在日常生活保障上，我们也给居民提供了应急蔬菜包。帮忙丢垃圾、送快递，这样的需求我们几乎都能满足。其实能感觉到，这些天，居民情绪在慢慢变好。

以前看到一条新闻说，社区要建设“15分钟生活圈”——居民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能解决衣食住行问题；还有人说，社区是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我觉得，现在我们都已经打通了“最后100米”，甚至可以说，是“最后的2米、1米”。

从委屈到感动

这些天，我不知道接打了多少电话，进了多少个微信群。每天都有陌生号码打进来，很多问题也要反复向居民解释，“健康宝弹窗怎么办？”“什么时候能上班？”“管控什么时候结束？”……

其实，做社区工作，一年365天，我的手机没有一天是静音的，还要特意调大音量，怕睡着了听不见，耽误事儿。手机经常会打到没电，我们也总是在找充电器。我有三个充电宝，还用坏了好几个。有时一忙乱，手机就摔了，我现在的屏幕上就全是裂缝。

我觉得，我们社工就像一群忙碌的小蜜蜂，不分季节地劳作着。每回体检，医生都跟我说，“你们这个行业都是重度疲劳。”

这几天更不用说了，大家的嗓子都是哑的。办公室里备着胖大海、金银花，也有消炎药，因为经常会上火，偶尔也流个鼻血。口罩戴久了，耳朵后边都勒脱皮了，疼得不行，我们就拿套头式的轮换着戴。吃饭时间也几乎不会固定，有时下午两三点钟才想起来，其实都饿过劲儿了，随便扒拉两口，就又去忙活了。

体力大幅消耗或透支，我们难免会累，却不会疲惫，但来自居民的不理解，有时会泄了我们努力提着的那口气。比如，弹窗问题没解决，或者社区电话占线了，有人就会来居委会吵。

说不难是假的。有时难免有点儿想不通，我们这么辛苦、不顾自己地为人考虑，为什么被服务的人反而要说一些伤人的话呢？但我会调整，告诉自己，不能老纠结这些事。

也有社工感到委屈找我哭，说“不想干了，哪里还挣不到这几千块钱”。我总对他们说，“你选择这个行业，就是要面对形形色色的人，就应该有思想准备。”

基层工作的价值，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而是在于人与人之间，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感情——最直接的体现是，感动的细节更多。这些天，有居民给我们买咖啡、饮料，送水果，还有人准备了大桶的茶水和酸梅汤，放到防控点位，给社工们喝。

我们社区有15个党支部，700多名党员。每位支部书记都帮了大忙，核酸检测扫码登记、秩序维护等，都是他们来负责，见到我还总说，“书记你放心吧，保护好自己。”有时也会问，“明天有什么任务”，主动要活干。其中，有一个是退役军人党支部，他们的口号是“退役不褪色”。有些在职党员，会主动在微信群里解答居民的问题，安抚大家情绪。这样的一股力量，也在支撑着我们前进。

5月1日，赵培霞（左三）向朝阳区和潘家园街道领导介绍社区里的退役军人党支部和退休老军人自管会。 受访者供图

“就算哭，也不能让大家看见”

今年是我参加社区工作的第22个年头。

我是陕西人。最初，我在西安一家国企上班。2000年，作为军人家属随爱人调来北京，先后服务了六七个社区。2018年10月，我来到了潘家园东里，从普通社工到副主任、站长，再到主任，2015年，成为党委书记，我是典型的、从基层干起来的。

这些年，我负责过综治民调、环境卫生，管理过服务站。疫情发生前，做的都是围绕着居民生活的常规工作，包括很多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谁家漏水了，谁家的老人身体有问题了。加班也很正常。刚开始，我不太适应，感觉挺多婆婆妈妈的事儿，那时候年轻嘛，心沉不下来，而且本以为这份工作离家近，能有时间照顾孩子，没想到那么忙。

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怎么跟老百姓打交道。让我执勤，我就拿围巾、帽子把自己捂严实了，恨不得藏在人群里，谁都别发现我才好。但现在，我好像变了一个人。一出门，一开口就是“大妈你怎么样”“大爷你怎么样”，不自觉地就和居民有了交流。

聊到这了，一瞬间，还挺怀念疫情前的日子。平时太忙，也根本想不起这些，觉得那些年的日常似乎都很遥远了。当时，居民还有文体队，每年春节都有团体拜年会，能出十好几台节目，又唱又跳。每年“七一”也有文艺演出，平时还有些兴趣班，挺热闹的。

这不是我第一次经历疫情。当年的“非典”疫情期间，我在华威西里社区，戴着棉质口罩，穿个蓝褂子，背着药管子，每天带着保洁员在楼道之类的地方做环境消杀。那时我30来岁，旁边就是接诊确诊病人的医院，说不害怕是假的。

新冠疫情刚出现的时候，我心里其实也有点儿慌，一个是我对它不了解，再一个，我的身份、工作和20年前挺不一样的。我是社区书记，是团队的主心骨，我想着得把工作统筹好、运转好，也得把团队带好。

疫情带来风险，也带来了剧增的工作量，需要我们的意志和定力。我不想总强调那些困难，给年轻社工们太多压力，就一遍遍鼓励他们，“我参加过‘非典’的防控，现在的防护物资比那时候强多了。”

我知道，一旦我流露出一丝负面情绪，会对他们造成几何倍数的困扰和影响。所以我总说，就算哭，也不能让大家看见。当着他们，我一定是最坚强的那一个。

虽然有时候也觉得这一行真的很累，但我从没想过退出。我这辈人，是重视实干的，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父母就嘱咐我，到了单位不能掉链子。而且，领导的关心关爱，我作为党员的自觉，居民的支持，这些多元的力量，都是我继续向前的动力。

我们居委会一共有17人，疫情以来，没有一个人辞职，都坚持下来了，这也是我最骄傲的事。

“家人不敢‘骚扰’我”

不知道算不算怪事，我觉得，在家反而不如在单位心里踏实。

在社区，我离哪里都近，出了事随叫随到。如果要我在家休息一天，一颗心反而总是吊着。现在，有半个月没回家了，但说实话，我心里稳当着呢。

不怕大家笑话，在单位，我好像是一个什么都能干的人，但在家里，我什么都不会。做饭、洗衣服这些家务，我不怎么做，连如何充电费、电表在哪、怎么插电卡，我都不会。有时忙了一天回到家，我也不跟家人多说话。因为在单位接触的人和事太多了，需要一个空间，静下心来待一会儿。

我是个好静的人，要是能有机会，我更愿意在家放空一天，听听音乐，喝喝茶和咖啡。就算出去玩，也想去个人少的城市，清净一周。

家人挺理解的，我们之间有默契，他们不会打扰我。平日里，我每天接那么多电话，但是爱人和孩子的，我都会挂掉，因为真的没时间。他们也不敢再“骚扰”我。直到晚上，大部分工作做完了，我才能想起来回个电话。他们说最多的，就是“做好防护”。

4月8日，赵培霞在社区居委会办公室工作。 受访者供图

我和女儿的交流一直不多。她上学的时候，我只参加过一次家长会，就是她高三毕业那年，爱人说，再不去的话，会留遗憾的。要不是他提醒，我根本想不到。有时家人商量着一起出门旅游、逛商场、参加个聚会或活动，因为工作忙，我永远是打乱计划的那个人。

我不是个例，我们这儿的年轻社工也都这样。他们的孩子小，有时一家人约好了出游，没去成，孩子就很失望。那天，我看到副书记和孩子打视频电话，她家其实很近，但回不去，孩子只能对着手机说“妈妈我想你”。我听了心里真难受，也心疼，但我知道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我们得先肩并肩往前扛。

我想起来，即将临时管控那天，晚上八九点，我爱人照常开车来接我回家。我看形势不太好，应该走不了，就让他赶快回家，送些衣服过来。然后我给女儿打电话，让她帮我收拾好，“爸爸待会儿回家拿。”那天，爱人把衣服放到小区门口就走了，我们也没见到面。

其实女儿也不太会打理行李，后来又用快递寄了些过来。前几天，她还说把我夏天的衣服都拿出来洗干净了，需要什么就再寄。平常，女儿也不怎么干活，没感觉多懂事，但现在我觉得她格外懂事。

休假，陪家人，完全是不敢想的事了。我有五年没有回老家看过父母了。从春节到现在，我们几乎一天没歇。疫情发生这两年多来，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几年的年假和倒休加起来，最多的攒了有八九十天。如果能顺利忙完这阵，就要开始忙居民共商共治的设施工程等等一系列常规工作了，一茬接着一茬干嘛。

现在，我就想把当下的工作做好。我每天都盼着，核酸检测结果不要出问题，居民都健康，潘家园街道能尽早解封。也盼着，疫情快点儿过去吧。

新京报记者 彭冲

编辑 李彬彬 校对 付春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