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花淀》初刊于1945年5月15日《解放日报》

“他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来描摹风云变幻”

孙犁深情描绘的故乡景美、人美，却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遭受严重的摧残和破坏。在民族危亡之际，传统家国观念激发了巨大的抗敌热情，促使这片土地的儿女英勇投入救亡洪流。孙犁刻画那些征战的男人、守家的女人虽有感伤却极少悲凄，他们坚定地相信终有一天能赶走侵略者，从而迎来合家团聚。在家国同构与互动的视野下，孙犁抗战文学的重点不是血泪控诉而是抒发乐观与生机，为现代文学史创造了别样的战争美学。

孙犁出生于华北农村，当然知道农民固守家庭，轻易不肯离开自己出生和劳作的地方。但孙犁深刻理解他们离别家人的心情：“他们当兵打仗，正是为了保卫他们。暂时的分别，正是为了将来的团聚。”这何尝不是孙犁内心的声音？孙犁是家中独子，从小身体孱弱。“七七事变”爆发后，他通过同学介绍准备投奔河北自卫军政府，然而家里人商量来商量去犹豫不决，最后还是孙犁的父亲下了决心，他劝说惴惴不安的亲人们：如果不去打仗，家里的这些地以及所有人的性命，将来恐怕都保不住。老人只有平实的生活经验，却不乏深明大义的理智。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中国自古就认为家国一体，在家庭结构的基础上延伸、建构为宏大的国家体制。覆巢之下无完卵，国之不存何以为家？在民族国家遭受外敌侵略的危急关头，孙犁与无数个像他一样的普通人选择抛家弃子，既是无可奈何，也是义不容辞。

孙犁写离别抒发了自己的情感，更写出了所有离家抗日战士的感情，所有送走自己的儿子、丈夫的人们的感情。他通过小说人物的话不断强调“还家”的信念，鼓舞民众的斗志。水生临行交代水生嫂：“千斤的担子你先担吧，打走了鬼子，我回来谢你。”水生嫂驾着冰床子送短暂探亲后的水生归队，临别嘱咐：“我为什么撑得这么快？为什么着急把你送到战场上去？我是想，你快快去，快快打走了进攻我们的敌人，你才能再快快地回来。”水生夫妇的离别淡化战火灾难，强化了必然还家的希望。与之类似的，是《风云初记》里描写春儿与芒种的一段。小说描绘春儿送别芒种不见离乱哀伤，反而洋溢着自豪和喜悦：

芒种背上枪，面对着春儿，挺直了身子。春儿又在枪口上拴了一条小红布……两个人一前一后，在街上一走，一群小孩子跟前，跑着跳着，扯扯芒种的褂子，又拉拉他的枪，农民们说：“芒种这是吃大锅饭去吗？”

芒种笑着说：“打日本去！”

妇女们问：“春儿干什么也穿得这么新鲜？”

春儿笑着说：“我这是去送当兵的！”

在孙犁小说中，“我”作为第一人称叙事者也见证了许多为了还家的离别。《投宿》写“我”在游击途中向乡亲借宿，偶然住进了一对年轻夫妻的新房。这里的主人已经为了抗战先后离家，但“我”对着整洁干净的房子却仿佛看到他们的身影。两个青年男女恩爱眷恋的气息，留在院子里茂盛新鲜的花草上，留在白得发光的墙纸上，以及装饰着白蛇盗灵芝草故事的红油木箱上……房子里的一切仿佛告诉人们，这里虚室以待、随时迎接离家者的归来。《纪念》回忆在定县与还乡队的一段历史。那时“我”经常去一个农户家、借着便利位置监视敌情。这家的女儿小鸭和母亲、弟弟日夜思念在东北的父亲，某天终于收到他从远方寄来的信。虽然信封磨破了，信纸也磨去了头，还带着风霜雨露的痕迹，足以让一家人兴奋雀跃。“我”把纸上的话一字一句转给他们听：“他在这八九年里，走遍了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现在又开到了冰天雪地的东北；上面写着他爬过多么高的山，渡过多么险的河，现在已经升为营长。上面写着他怎样和日本鬼子作战，现在又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战；上面写着他们解放了东北多少万苦难的人民，那里的人民十四年经历的是什么样的苦难！上面写着他身体很好，胜利的日子就要到来……”所谓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一去八九年，一去千万里，只要还有盼归的家，还有等待自己归来的家人，战士就有永不泯灭的热情。

孙犁在自己所有的小说中，最喜欢《光荣》一篇。小说虽然写于1949年之后，仍是讲述一个通俗、动人的还家故事。故事从原生、秀梅的少年时代开始。在黄昏的滹沱河滩，两人意外从逃兵手里缴获了一支枪，秀梅就鼓励原生去参加游击队。在漫长的征战岁月中，原生家里包办的小媳妇逃走了，秀梅一直帮助照料各种家事。终于等到原生胸佩奖章、骑着战马回来的一天：“秀梅的影子，突然站立在他面前……他突然想起秀梅在河滩芦苇丛中命令他去卡枪的那个黄昏的景象。当原生背着那支枪转战南北，在那银河横空的夜晚站哨，或是赤日炎炎的风尘行军当中，他曾经把手扶在枪上，想起过这个景象。”数年征战的烟尘消散，美好的少年时代宛如重来。当原生、秀梅有情人终成眷属，全村人议论这段姻缘是那么美满，就好像雨既然从天上降下，就一定是要落在地上，那么合理应当。“打走鬼子做夫妻”不仅仅是原生、秀梅得偿所愿，也包含着民间百姓对团圆美满的质朴想象。在孙犁笔下，儿女传奇总是连接着离乱的艰难时世、连接着汹涌的社会浪潮，所以茅盾评价道：“他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来描摹风云变幻，好处在于虽多风趣却不落轻佻。”在家国同构、“还家”与“救国”互动的思想主题之下，娓娓道来的情长故事同时也是宏大壮丽的英雄赞歌。

1951年，孙犁摄于天津。资料图片

“写作者本身，便是革命行动力的人们中间的一个”

孙犁描绘故乡风景、发掘日常生活的乐观与生机，不仅开创了别样的战争美学；而且历经晋察冀抗战运动的淬炼，拓展了“五四”以来的文学观念。在晋察冀的抗战语境中，孙犁走出知识分子的书斋、案头，把文学作为呼应抗战政治、积极介入现实的一项实践行动，堪称与时代主潮共鸣互动的“革命人”。孙犁其人其文，构成20世纪中国革命文学不可忽视的精神资源。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像孙犁这样“诞生”于抗战期间的文艺工作者，与“五四”知识分子有着明显的代际差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文人作家，大多数在城市从事与教育、出版相关的职业，属于书斋知识分子。又因身处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大潮，他们深受西方“个性主义”“人道主义”等思想的影响。孙犁从中学时代开始就喜爱新文学，好读鲁迅、茅盾、叶圣陶等的小说；但他后来抗战入伍，积累了多年辗转战地以及深入乡土社会的经验。他回顾自己的创作起点：“随着征战的路，开始了我的文学的路。我写了一些短小的文章，发表在那时在艰难条件下出版的报纸期刊上。它们都是时代的仓促的记录，有些近于原始材料……生活就像那时在崎岖的山路上，随手可以拾到的碎小石块，随便向哪里一碰，都可以迸射出火花来。”相对于新文化运动限于知识精英圈子，抗战文艺既是宣传动员的方法也是边区政府求生存、求发展的重要途径，力求面向更大多数的社会底层民众。孙犁亲历其中，也形成了新的文学观念及评价标准。

晋察冀文艺运动对孙犁影响颇深。1938年—1941年，日寇侵入华北之后忙于推进战线，为共产党队伍在当地活动留下空隙，晋察冀边区文艺也经历了一个蓬勃发展期。在晋察冀根据地建立后的几年期间，“文协”分会、文联相继成立，县、区、村级的文建会也陆续建立起来。虽然出版条件有限，但各种文学刊物不拘于油印、石印纷纷出版。考虑到农村老百姓对演剧喜闻乐见，边区政府又组织成立了多个话剧团、村剧团。另外，街头诗、秧歌剧、歌咏、木刻画、壁报等通俗文艺形式遍地开花。随着当地文艺运动的发展，孙犁逐渐崭露头角。他主要从事抗日文艺宣传工作，写了大量文艺理论与批评文字，为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基础。为推动边区的学鲁迅潮流，他先后写过《论鲁迅》《鲁迅、鲁迅的故事》《少年鲁迅读本》；为了指导晋察冀通讯社的通讯员们写稿，他写下《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参与“冀中一日”的群众写作运动，他写的心得文字结集为《文艺学习》出版。

孙犁参与“冀中一日”活动，尤其值得一提。活动聚焦1941年5月27日“平凡的一天”，旨在发动尽可能多的群众拿起笔讲述抗战军民的日常生活。在这次文艺活动中，民众参与的积极性很高，连一些老秀才、夜校识字班的妇女以及目不识丁的老太太也被动员起来。他们有的自己动笔，有的口述请人代写，场面非常热闹。孙犁在这次活动中担任看稿、选稿的编辑，他与王林、李英儒等人合作，最后从五万余篇来稿中选出两百多篇分辑出版。在“冀中一日”活动中，孙犁具有双重身份。他既承担宣传、组织的工作，也属于“被教育”“被塑造”的一员，由此深刻认识到文学不仅是美学的，在抗战语境下更是实践的。他感叹“冀中一日”活动让“从前不知道笔墨为何物，文章为何物的人，今天能够执笔写一二万字，或千把字的文章了”，“使上层文学工作者更去深入体验生活，扩大生活圈子重新较量自己”。

抗战文职工作塑造了孙犁对文学功用、对作者位置的认知。在他看来，文学止于个人抒情未免境界狭小，应当视为“中国人民的事业”：“今天应该把文学看作一种事业，中国人民的事业。过去，有人嚷着文学无用论。把文学叫作闲书，把作家看作狂生。我们觉得这个时期已经老远过去了”。他重新为文学定位：“在今天，文学工作便是整个抗战的工作的一部分。而写作者本身，便是革命行动力的人们中间的一个。”在《“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学遗产》一文中，孙犁明确提出文学以人民为中心、进一步推进文学与人民结合的目标，由此也反思“五四”新文学的不足：

“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倒是多接受了一些西洋的东西……它使文学局限在少数知识青年圈子里，和广大劳动人民失去了联系……五四运动以来，无论在小说戏剧、诗歌翻译，我们都可以整理出一定的成果。从这些成果中，自然可以看到文学与人民的结合，还有很大距离。

在孙犁看来，五四运动之功在于促使文学冲破贵族、山林走向民众，然而未能将通俗化、平民化进行到底。作为一个富有才华的作家，孙犁当然认为文学抒发个性情感、展现个人天才；但在民族国家的危亡关头，文学的更重要功能是宣传抗战、鼓舞民众斗志。他甚至把自己的“战士”身份摆在先于“作家”的地位：“从一九三七年的抗日开始，我经历了我们国家不同寻常的时代……我有幸当一名不太出色的战士和作家。”

亲身参战、体验广阔多样的社会生活，孙犁的文字带着山野田间气息，真正从民众视角来观察现实、反映现实。正如丁玲晚年时相当认可孙犁以及其他在晋察冀边区成长的作家群体：“（他们）与人民一道滚过几身泥，吞过几次烈火浓烟，学过使枪，学过使锄，比较熟悉劳动人民，生活底子厚……他们有接近劳动人民的本领。劳动人民亲热地把他们看成自己人。”孙犁在边区生活的多年，所见所写都是“小人物”。他们没有耀眼的光芒，在后代研究者、评论家那里也不怎么受关注。但孙犁后来塑造的一些典型形象，如水生、水生嫂、吴召儿等，都由此脱胎而来。

《邢兰》的主人公邢兰，是孙犁笔下第一个有名有姓、刻画细致的人物。“我”作为驻村干部寄宿邢兰家一间闲置的屋子，渐渐和邢兰熟悉起来。这人家里的孩子穿不上裤子、自己又患着气喘咳嗽的病，却是出了名的操心。他翻山走远路打探消息，赶在日寇扫荡前通知乡亲们躲避。他在村里组织起互助团和代耕团，常常夜里做侦查白天下地干活，他还有爬到大树上吹吹口琴的“雅兴”。村里有人嘲笑邢兰自顾不暇，“我”却深深理解这个做实事“有瘾”的人：“只有寒冷的人，才贪婪地追求一些温暖，知道别人的冷的感觉；只有病弱不幸的人，才贪婪地拼着这个生命去追求健康、幸福……只有从幼小在冷淡里长成的人，他才爬上树梢吹起口琴。”

孙犁的目光常常投向农村的女性群体，既写她们作为妻子、恋人、妹妹等家庭角色，也描绘她们如何心向社会广阔天地。《走出以后》中的王振中身上集合着边区许多妇女的苦涩，幼年遭逢家难、被卖作童养媳。她在长年不如意的生活中变得性格内向但行事果断，主动找村干部写推介信，终于从婆家出走到游击队做看护。《丈夫》里的小媳妇是无数独力持家的女性的化身，她心里埋怨丈夫常年不着家，当着家人和丈夫却欲言又止咽下牢骚。后来目睹伪军、汉奸受人指骂而丈夫为抗战出力备受尊重，她终于放下满肚子愁绪……这些女性与邢兰属于同一类人，一边承担现实苦难，一边不失生活的热情与趣味，“她们的颜色，是浓艳的花也不能比，月也不能比；无比的壮大，山也不能比，水也不能比了”。

综观孙犁的抗战文学，从对故土家园的眷恋上升为追求国家独立的信念，从个人抒情拓展为书写爱国救亡的热忱，体现了面向社会底层、与人民结合的诚挚愿望。虽然孙犁晚年文风上发生“衰年变法”，转向批判丑恶人性；但他始终不悔少作，因为那些是发自内心的优美赞歌：“不管经过多少风雨，多少关山，这些作品，以原有的姿容，以完整的队列，顺利地通过了几十年历史的严峻检阅。我不轻视早期的作品。我常常以为，早年的作品，青春的力量火炽，晚年是写不出来的。”重读孙犁作品，领略其人其文所阐扬的传统家国观念、所积淀的乡土社会经验等，在复兴民族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当下仍然可以提供丰富的启示和借鉴。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文学女性形象谱系与现代中华文化建构整体研究”[19ZDA276]的阶段成果）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3日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