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梁唐墓胡旋舞墓门拓片
胡旋舞又名“团乱旋”、“团圆旋”,是出于中亚一带的舞蹈,由西域传入中原以后,颇受上层阶级喜爱,白居易与元稹都曾有诗作,描述胡旋女体态轻盈、旋转之快的舞姿,在很多文物里也会看到胡旋舞的形象,例如西安碑林博物馆的胡旋舞石碑、甘肃山丹县文物馆的胡旋舞铜俑、太原唐墓出土的胡旋舞长沙窑。 窨子梁唐墓出土的两扇墓门,是我国首次在唐代墓葬中发现有胡旋舞形象的墓门,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而被认定为国宝级文物。
五代和北宋时期,政府开始在盐池设置盐州。北宋咸平五年,盐池被西夏占据,为西夏带来了大量的青白盐贸易收入。明代,盐池成为朝廷和北归蒙元势力对峙的北部边塞重地。明政府为了阻止鞑靼入塞,从洪武年间开始在黄河东岸修筑长城,并调兵戍守。明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在盐池设花马池营;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又置花马池守御千户所;正德元年,改千户所为宁夏后卫,全境分属花马池、兴武营、林州三个守御千户所管辖。
现在的盐池,是品尝滩羊手抓肉的好地方,还保留了早期草原民族的特色。
盐池冯记圈明墓概述
1. 墓葬形制“冯记圈明墓”是宁夏正式发掘的少数明代墓葬之一,它的墓葬形制完备,出土器物精美,堪属宁夏之首。冯记圈明墓一共发掘了三座墓葬,墓葬的地面建筑均已不存,地下的总体形制保存完好。其中M1、M2的墓道上方局部已被破坏,M3保存完好。三座墓葬都是带有单室券顶斜坡式墓道的长方形砖砌墓室,方向坐南朝北。
M2平剖面图
M3平剖面图
明代经济交通发达,各地商品与文化往来传承,全国文化面貌的趋同性加强。 从我们已发表的资料来看,明代的墓葬形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王侯宗室”为代表的多室墓墓葬,墓葬的建筑平面布局,大多仿造地面上的王府宫殿建筑形式,此类墓葬大多出现在山东、四川、江西、河南、湖北、安徽等地。
另一类是“一般官僚与平民”的简单长方形砖石墓,这种墓葬长期流行于南方,尤其常见于藩王、品官、宫城太监的墓葬,冯记圈明墓就属于此类。
明代墓葬十分注重墓室的密封和牢固性,建造时会特别注重墓室的防腐和防水。
冯记圈明墓也反映了这个特征,墓室采用平砖错缝平铺,逐层垒砌而成,拱券多使用坚固厚实的两层重顶,让盗墓者难以从上面打开,而且缝隙之间,用三合土沟缝,表面抹平处理,牢固又防水。
2. 随葬品及其特色
冯记圈M3夫妇合葬墓保存完整,棺墓等随葬品均放在原位。
墓室内,封门处并列两张朱红色的木桌,从木桌的腐朽程度与棺椁外型的特征来看,木桌应该是随棺椁一同下葬,男棺前的木桌较为高大,桌上摆放一个实木架,再用白色的帐幔遮盖(帐幔出土后已毁坏),架上摆放灶台、铜、扁担等锡器,还有少量的筷子与木器,男棺前木桌的锡器数量较女棺前多。
棺椁摆放位置为头内脚外,男棺位在西边,女棺位在东边,男棺椁较为高宽,椁外还有六个翣牌,具有镇墓辟邪的作用,棺椁后方的壁龛上并列九件器物,包含罐、碟、碗等,其中两件瓷罐分别盛有风干的食物和水状液体,壁龛上的器物基本上都是使用器,与木桌上摆放的锡制模型冥器不同。
出土翣牌
整个墓室布局紧凑有序,层次清楚,主次分明,能突出棺椁的中心位置。
除了木桌上的锡器可能属于个人使用之外,其余都是夫妻共享。
从棺椁的大小和随葬冥器的数量看来,冯记圈明墓带有男尊女卑的封建意识。
冯记圈明墓的三座墓葬都是合葬墓,其中M1、M2发现了三具人骨,从颅骨特征分析,可能是一夫二妻的三人合葬,M3是夫妻一男一女合葬。
夫妻合葬的风俗,从西汉开始就有,明代深受传统思想影响,合葬之风盛行,上至皇室,下至百姓都是夫妇合葬。冯记圈三座墓的随葬品包含织物、锡器、木器、铜器和瓷器等,种类虽然不多,但数量可观。衣冠服饰也反映了墓主的身份等级,例如M3男主人身上出土了一个铜带扣,是当时引领风尚的款式,其他随葬品则看不出明确的组合关系。
出土铜带扣
3. 锡器
冯记圈明墓出土的锡器有三个特点,第一,日用器皿体积较小,制作也略显粗糙;第二,随葬锡器摆放随意,无统一的组合形式;第三,随葬品会集中摆放在灵座内。
锡器在商周时期已开始使用,但由于材质脆软,大多作为合金,很少将锡器用于随葬品,明代以前的墓葬中,仅宋元墓中偶有出土特例。
元明时期,锡焊技术已发展成熟,锡制品开始流行,冯记圈明墓出土了80多件锡器,从选料、剪裁、成型、焊接都已发展完备,除了能焊接薄片的锡料,还有少量器物采用了磨制法。
出土三足鼎
4. 织物锡器和织物是冯记圈明墓最具特色的墓葬品。3座墓葬中,仅M3的衣冠服饰保持原状,因为墓室密封性佳,加上当地环境干燥,出土的织物除了退色、掉色或相互熏染以外,整体保存良好,是研究明代纺织的良好资料。
M3出土乌纱帽
M3出土四云纹缎地刺绣獬豸补服
补子细节
5. 瓷器元代与明代最著名的瓷器是青花瓷,因此冯记圈明墓的墓葬品也有许多青花瓷。
出土青花瓷器
出土黑釉瓷器
杨氏家族,明代长城的戍边者
我们从M2杨钊的墓志铭可以看出四个重点,第一是杨氏家族在明朝的发展脉络,第二是明代的官制世袭制度,第三是婚配制度,第四是丧葬习俗。
1. 盐池作为宁夏后卫之地的重要作用
明朝建国以后,蒙元的残余势力退居长城以北,但实力仍然十分强大,不时威胁中原,到了明代中期,政府腐败,国力渐衰,蒙古鞑靼瓦剌部相继兴起,各种侵扰更加频繁,给明政府造成很大的压力。因此,明政府耗费几十年构筑长城,范围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绵延万里,是九边重镇的防线。
盐池当时为北部边塞重镇,明朝为阻止鞑靼入塞,于盐池大修边疆和城堡,并调兵戍守。正统八年,在宁夏设置花马池营,并成立宁夏后卫,与宁夏前卫、中卫、左卫、右卫一同形成完整的防卫系统,盐池境内现在的安定堡遗址,就是当时用作边防使用。
唐代称盐池为六胡州、鲁州,学者分析地点应该位于明代的兴武营附近,或者就是兴武营。
目前秦长城和隋长城都已破坏严重,尤其隋长城已很罕见。因此,我们一般讲的长城就是指明长城。近年国家文物局进行有关长城的调查,宁夏属于长城遗迹较为集中的省份,不同时期的长城都聚集在此,足见宁夏与固原在历朝都是抵御北方势力的重要边塞。
2. 杨钊墓志铭所反映的族源及身份
冯记圈M2封门外侧出土了一盒长方形墓志,墓志带有志盖,上方有无界格纹饰,并刻有“明封昭毅将军红山杨公合葬墓志铭”共4行15字。墓志内容以楷书篆刻,共764字,除了下端局部模糊,其余文字皆保存清晰。
M2杨钊墓志盖
(1)杨氏家族在明朝的发展脉络
根据墓志铭显示,墓主名为“杨钊”,祖上本无姓,仅记录祖辈名字,所以没有家谱可追溯。姓名是汉族千百年来绵延传承的传统,杨钊祖辈不记姓氏,应为少数民族。
杨钊的家族谱系图,共记载了五辈人,第一代是他的高祖叫“枢歹”,曾祖父叫“麻忽儿克”,杨钊是第五代。
有学者认为“枢歹”、“麻忽儿克”,与史料中的蒙古人姓名相近,但目前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他们就是蒙古人,只能证明他们是居于西域蒙古人生活圈的少数民族。
明朝洪武年间,政府对北蒙古官民采取了劝谕归降的招抚政策,只要能审时天命,携币来降者,朝廷均待以抒忧,安置到边境卫所,或授官赏赐。
高祖枢歹自幼才能出众,在明太祖朱元璋抗蒙元战争时,见元朝大势已去,枢歹就归附了朱元璋,随朱元璋征战,屡有战功,任皇家禁卫军“金吾右卫指挥”,担任巡警京城各门的任务,官至三品,因此墓志里称赞他“知天命顺逆”。
当时明成祖朱棣为了刻意抹去建文帝的年号,沿用洪武年号,因此洪武三十五年实际上是建文四年,枢歹任金吾右卫指挥时,守卫的是北京城,而非南京城。
(2)明朝的世袭制度
明代有执官世袭的制度,明永乐十九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杨钊的曾祖父麻忽儿克,世袭了金吾右卫指挥一职,一路追随朱棣,忠贞可嘉,因此被赐姓“杨”,获得了汉族的姓氏。
杨钊的祖父叫杨洪,父亲叫杨英,杨英历经了成化、弘治、正德三个朝代,他与祖辈们一样骁勇善战,多次立下赫赫战功。
当时蒙古的鞑靼、瓦剌不时南下侵扰,战事吃紧。因此弘治四年,杨英被派驻边防前线,任“宁夏前卫指挥”,在最艰苦的地方发挥作用。
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杨英任“宁夏后卫指挥”,守备宁夏北部防线。后来,朝廷调任陕西的军队抵抗蒙古,杨英升任“指挥佥事”,指挥陕西来的兵员,他的子孙从此以后也入籍了宁夏后卫。
墓志上记载,墓主人杨钊三岁时随父母来到宁夏,秉承祖辈骁勇,又受到北部边防环境的感染,生性耿直,识见雄伟,文韬武略,长大后承袭父辈金吾右卫职,管理军队纪律严明,掌理卫事众心悦服。
嘉靖十三年八月,盘踞河套的鞑靼11万骑兵大举入侵花马池(盐池),在定边营遭到伏击后,前往固原,但陕西的将领未能有效抵抗,因此鞑靼骑兵在安定堡烧杀抢掠。
当时年轻的杨钊发策奇招,协助宁夏总兵王孝取得了安定之捷,因抗敌有功,得到了册封,升为指挥使后晋升为领班指挥、正三品昭毅将军,杨钊墓志上的头衔就是昭毅将军。 杨钊老年辞官后隐退,墓志上记载他:“约一二知己,乘车载宗祖,纵情山水,不问政事,乐享晚年”。说明他不过问政事,也少与人往来,安享老年生活。
(3)婚配与丧葬习俗
蒙古人曾经是整个欧亚大陆的噩梦,即便是在元朝灭亡以后,蒙古人依然控制着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给明朝带来巨大的威胁,能够归顺又能效力明王朝的蒙元人自然受到统治者的青睐。杨氏家族是滞留在中原的蒙元人缩影,这类蒙元人士历经数代与汉人通婚,加速了民族融合。杨钊共有妻妾五人。第一任妻子为指挥李振之女,早卒。接续为陈氏、郑氏、任氏、王氏。他们的婚姻具有传统门当户对的门第观念,包含他的儿子、子嗣都是。妻妾也分等级,夫妻合葬墓里,妾不可合葬,妾也不可顶替妻子的地位。我们可以透过冯记圈明墓的墓葬形式、墓志铭与随葬器物,看出明代社会的传统风貌。
结语
冯记圈明墓出土的织物和锡器,使我们对当时的纺织和金属冶铸业有了更多的认识,墓志铭记载了明代边防与官制世袭、婚配制度等,也都是研究明代历史文化的重要史料。
来源:新华号 丝绸之路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