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是最多的四种花。所谓冬梅、春桃、夏荷、秋菊，这被吟诵最多的四花恰恰被分配在四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巧合吧？花之美也是“四时之美”，季节变化催生花之造化，又何止四季变迁。日映花美，风动花轻，花之美随着朝暮风雨之变而变化。不同季节的花，擅长也不同，所谓“梅花优于香，桃花优于色”，也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说，梅花是独立寒冬的话，那么，春花对于审美者而言，则有太多的选择：迎春、报春、丽春、醉春、剪春罗、练春红，都以春为花名；山茶、海棠、芍药、丁香、杜鹃、连翘，皆为古人所喜也。光就“优于色”之桃花而言，就有红桃、白桃还有紫桃这基本的三色，梁简文帝咏初桃诗云“初桃丽新采，照地吐其芳；枝间留紫燕，叶里发轻香。飞花入露井，交干拂华堂；若映窗前柳，悬疑红粉妆”，便描绘出春桃的色之美与美之色。中国人为何如此爱花？因为人间有“爱”，所以草木才“缘情”，赏花遂成“人间乐事”。

现如今，中国人在各种新媒体账号上赏桃观菊、伤春悲秋，其实也是继承了古人的审美样式。在微博和微信上进行的日常写作，也好似传统文人的书法日课一样，融入了生活当中。一幅幅图像与所配的文字，也好似传统水墨画里面的书画合一。最难得的是，写微博、晒心情如采取了文学的春秋笔法，接近古代文人写四时以抒怀。踏花伤春、夏日消暑、远足悲秋、冬日幽居，亦是古诗中最常见的题材。中国人的四时审美传统其实从未中断过，难道不是吗？

礼乐精神

春夏秋冬、四季轮转，这种中国式的宇宙观，其实呈现出来的乃是宇宙的生命节奏。这来自中国人早期的关联性思想，认定天地万物与人都是息息相关的。这种关联性宇宙观影响了日常生活，如准备食物与药物，对未来的占卜，婚姻中的契约，敬神、鬼和祖先，还有凭吊。中国古人极其敏感地在其中发现了律动感，这正是中国文化的审美精神。正如宗白华先生所总结：“四时的运作，生育万物，对我们展示着天地创造性旋律的秘密。一切在此中生长流动，具有节奏与和谐。古人拿音乐里的五声配合四时五行，拿十二律分配于十二月，使我们一岁中的生活融化在音乐的节奏中，从容不迫而感到内部有意义有价值，充实而美……中国古代哲人是‘本能地找到了宇宙旋律的秘密’。而把这获得的至宝，渗透进我们的现实生活”，这便形成了中国人独有的“生活美学”之千载大智慧。

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倡复兴礼乐相济之传统，孔门儒学始倡六艺之教，但更赞天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至少自《礼记》成书年代开始，中国人就有了充分的宇宙生命意识：“乐者，天地之和”，“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无疑是把宇宙给音乐化了。与此同时，古人又将礼当作“天地之序”，大礼与天地同节，礼乐终究是合一的。所以，作为“乐的精神”的和、静、爱，就被看作“情之不可变”；作为“礼的精神”之序、节、中，则被视为“理之不可易”。而情与理，乃是相互交融与本然合一的，从而将“情理结构”深深地植入华夏文化心理当中。

从时间的生生之妙观之，一方面，中国传统审美生活重在变与易的生生不息，亦即生命的变化无穷。《易经·革卦》观四时之变，“治历明时”，《易经·鼎卦》观空间鼎象，“正位凝命”。这两卦分别象征“时”与“空”，并阴与阳相推而变“生生之谓易”，共同构成了“时空合体境”。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生活审美还重在“变化于无为”，并在“虚”的层面直接与道、气和空的宇宙本体贯通。钱钟书先生曾论及“老子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虚无因应”，意指道家的虚无观念也是因时间观念而起，顺应自然无为而行的。老子应时，庄子更以顺邃时宜为美。

中国古典“生活美学”，体贴于传统审美的生生之妙，其实就是在谱写一篇天地大作，我们可以将这本大书之命名为“生活与时间”。在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当中，中国人侧重审美性的享受，在对天命的顺应与应对之中，中国人又侧重宗教般的信仰，但二者又是彼此交织的，皆指向了境界性的自由与自由性的境界。这才是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为大德的“天地境界”也。

实际上，我之所以撰写《中国人的生活美学》一书，也是意在重新提倡中国人的“生活美学”传统——即重寻这种天地之间的“大美”：人美化天，天美化人，生生美意，美美与共！

（作者：刘悦笛，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