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下子高度紧张起来,酒店提出将这名密接人员送回上海。但工作专班组长却主动挑下了这个重担,“在扬州,我们就是他的家人。这种情况下,家人是肯定不会把他送走的”。
在这名组长的带领下,大家把这人的房间从5层换到了1层。与酒店负责人协商,特事特办,每天早中晚三顿饭,都给他提供3-4支烟,助其缓解焦虑情绪。同时,落实专人对其进行跟踪服务。每天早上给对方发“早安”微信,中午询问对方“饭吃了吗”,晚上同他聊聊“在看什么电视”,及时了解其情况。
此后,这名群众再也没有提出过其他要求,平安度过了隔离期。
这个隔离点里,还有一对父子。得知20多岁的儿子确诊,要被送去方舱医院后,与其一同隔离的60多岁父亲急得用头撞墙。工作转班成员之一、黄浦公安分局的团委书记、民警李腾一遍遍地反复与其沟通,开导他。
王启洋说,大家后来都学习了组长的微信聊天截屏和李腾的电话录音,一起研究怎样在疫情下做好群众工作。
晕!团长你也来方舱了?
4月8日晚,也就是王启洋入住扬州酒店的第四天,他迎来了自己的“惊喜”。这天18时许,扬州医护人员照例上门测量体温、进行核酸采样。
轮到王启洋时,对方轻声叫了一下,“呀,37度2。”对方后来又测了两次,还是37.2℃。核酸采样工作结束后,王启洋赶紧找出出发前同事帮忙打包的抗原试剂自测。
“很快就显示出了两条杠!”王启洋说,自己当时确实有些莫名的“惊喜”,“从3月开始自测抗原到现在,测了十几二十次了,一直是小队长,这次竟然当上了中队长”。
但随即,他又开始发愁了。他愁的不是感染本身,而是后续的工作怎么对接开展。“好不容易稳定下来,总结出一些工作经验了。我这一去方舱,后面再有密接群众送过来,万一对接不好怎么办。”他赶紧交接工作,事无巨细一一罗列了出来。
他还与工作专班的同事一起讨论了自己可能接触的感染源,提醒大家后续工作一定要当心这些环节。
一是在转运密接人员的大巴车上,虽然这些密接人员都是核酸阴性才予以转运的,但不排除有的人已经有些感冒症状、目前核酸阴性、过两天核酸转阳的可能。与他们接触后,脱大白隔离服时,一定要严格规范,避免感染。
二是抵达隔离酒店后的核酸检测工作,核酸采样人员很有可能给一名尚未确诊的阳性感染者进行了采样,随即又来给其他人员进行采样。做核酸时,要小心屏气,做完核酸回到房间要注意消毒。
一切安排妥当,王启洋收拾了行李等待转运。当天夜间0时左右,他的核酸结果和转运通知同时抵达。他入住到了扬州的方舱医院,成为第二天江苏省疫情通报中的一名“外省来苏人员”无症状感染者。
在方舱里,他把自己小区业委会的“上海团购经验”带了过来。他给每天忙得不可开交的小卖部老板娘安排起了“购物接龙”,让老板娘可以清楚地知道每天每个床需要购买什么物资。
入群时,好几个曾在转运大巴车上与他聊天、诉苦、后来确诊阳性的患者在群里@了他,“晕,王老师是你吗?”“团长你也来方舱啦?”
王启洋也幽默地回复他们,“是呀,前面一路陪大家,从大巴、到酒店,方舱这么重要的点,一定要过来陪一下啊”。
上海人在扬州方舱里的购物热情因为这个购物群被充分激发了起来,从最开始买些牙刷、牙膏、生活用品,到后来每天在群里“嗨购”,牛奶、苹果、薯片、可乐……方舱生活一点也不耽误阳性感染者们买买买、过日子。
看到扬州的医护人员忙不过来,方舱里的阳性感染者们自发组织起来成立“方舱志愿者队”。王启洋和大家一起,帮忙收垃圾、铺床、拖地,把隔离房间整理得干干净净。
他们每天还有两小时的“放风”时间。这段时间,扬州的工作人员要对病房进行紫外线消毒,患者们都能聚集在外头聊聊天。这时,王启洋又成为了那个最懂政策、最能讲清形势的“意见领袖”。
“小王老师”往那儿一站,周围总能围着一大群人。回上海后怎么申请红码变绿、回到居民区买不到吃的怎么办、听说有居民区反对阳性人员回家怎么办、上海目前形势到底怎么样了……他总是尽己所能回答大家的各种问题,摆事实、讲道理,大家对他的“政策小讲堂”比较认可,所以都爱围着他聊天。
一些住在上海黄浦区二级以下旧里的老街坊,也加了他的微信,“小王老师,咱们以后多联系,你如果有旧里动迁的信息,一定及时告诉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