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z=31825&from=ar;x-expires=1705601382&x-signature=z6kgFmexCidNtICyO6KiTfl50X8%3D&index=2" width="640" height="360"/>

《幸福到万家》第一集在黄山秀里广场拍摄的结婚吃席戏份。

《幸福到万家》虽然场景众多，但令杨大伟欣慰的是，至少都是开车就能抵达的；即便是小街巷、河对岸，也能用三轮车或摆渡船通过。几年前，杨大伟曾参与一部电影拍摄，其中一个取景地在高山之上，车根本上不去。剧组还要趁下大雪抢拍，索道也不开，所有笨重的摄影机、道具，都只能靠协拍和工作人员一起人力背上山。“但（这种场景）可遇不可求，错过就没了！只能扛，没办法（笑）。”

2、找人

“等攒够第二天的群演，基本上天也黑了”

时针指到下午，天赐正在剧组忙碌。只听手机有了动静，第二天的通告单来了。通告单上清晰地标明了第二天的拍摄地点、天气、各部门出发时间、演员拍摄戏份等。但天赐最关心的内容却在最侧面或最下面：特约演员XX人、群众演员XX人，年龄、形象有哪些特殊要求。

明天要拍摄的戏份，预计需要10男、10女，5位小孩和1位老人。天赐边盘算着，边在群演群里通知所有人：“明天需要10男10女，身体健康的，能报名的开始报名。”如果有特殊要求，天赐则会在朋友圈发公告，“健身房教练（180cm以上的，结实一点的），下方评论私信我”、“找一个会杂技表演的男士，帮忙推荐，发视频资料”。临时抓、凑时间，让当地协拍承担起繁重的“演员副导演”职能。等攒够第二天的群演，基本上天也黑了。

但群演需求量大，并不代表报名了就能选上。天赐要求报名的人一定要发来真实照片，上面写明姓名、年龄、身高、体重，以便满足不同戏份需求。同时，天赐也会挨个加微信，观察他们适不适合做群演。“有的人一张口就问，给多少钱？这么少啊！累不累？我就感觉到了现场肯定事儿挺多。”如果招募五十名群演，天赐时常能收到七八十人的报名，这也让他足以筛选出最优秀的、能坚持的、热爱表演且有耐心的人。

但最重要的还是身体健康——每条招募信息天赐都会反复强调。他曾遇到过拍了一半，群演突然倒地抽搐被送去急救；还有患心脏病、糖尿病的人，夏天长时间穿棉袄拍戏，一脱戏服直接晕倒了。“像年纪大的人，除非导演要求，我们都不建议来。”

第二天6点半，群演陆续到指定地点集合。而天赐和团队5点就起床了，提前到现场安排早餐、领服装道具、化妆、组织群演排队等候。在片场，等待是常态。只听对讲机里导演通知：“领队的，给我带两个小孩”。这时天赐便会带两个小群演到拍摄现场，并告知他们从哪个位置上场，如何背着小书包装作自己放学在街上溜达。刚安排好这边，那边对讲机里又传来：“再找两个年轻人，分配他们拎着包在大街上来回走道。”所谓“来回走道”，就是走过场景到镜头拍不到的地方，等个几分钟，换个道具再往回走。

实际上，几十个群演已经算是“小场面”。电影《你好，李焕英》曾在襄阳“卫东机械厂”上演了片中排场最大的戏——“铁娘子队”和“打铁娘子队”的女子排球赛。球场周围坐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曾有媒体报道，这场排球赛单是群演就有600多名。由于人太多，自驾车辆一度把工厂的路口堵得水泄不通。

为了找到大量群演，姜桂林提前与当地学校取得联络，并告知对方选角要求，例如身高、形象；头发不能是黄色的，也不能文过眉，要符合年代戏标准。学校拥有最丰富的年轻人资源，很快就把几百名有意向的学生集合在操场。

《你好，李焕英》排球比赛戏份，协拍找来众多群演。受访者供图

《你好，李焕英》剧照

但姜桂林还是会偶尔面临“急求群演”的情况。有时，剧组只提前几个小时告知她，当天下午就要一些群演，“完全是在考验我们的工作能力。”为了避免此类手足无措，四年间姜桂林积攒了襄阳当地近两百名稳定的群演资源。如今，只要剧组留够从市区赶来拍摄地的路程时间，几个小时内她都能找来“救场”的人。

拍摄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一场接一场地熬着，直到晚上九十点，天赐所在剧组的最后一场群演戏拍完了。但此时天赐团队还不能喘息片刻。他们要把所有群演集结，点人数，一个也不能少；交接服装、道具，早上怎么领的，晚上就得怎么还回来。“有的群演不是故意（丢道具）的，可能就是吃饭的时候把东西放那块，回去找就没了。但丢了我们就得负责。”等把所有群演送走，时间也接近了半夜12点。来得比所有人早，走得比所有人晚是大多数协拍的日常，“所以这真的是非常操心的工作。”天赐重复多次。

天赐在片场。受访者供图

——协拍来源——

多为半路出家，协拍只是兼职

时间拨回至十年前。那时的北京汇聚了中国最顶尖的影视资源，风平浪静之下，暗涌着一夜成名的机遇。

爱好摄影的天赐，二十多岁时也成为了一名“北漂”，从事街拍、视频拍摄等工作。镜头交集中，他意外结识了许多“影视圈内”专门负责帮北京的剧组找群演的朋友，“他们告诉我可以体验一下当群演，挣点钱。”

在天赐的想象中，电影中那些路人甲应该很快乐，随便演一演就能上大银幕，还能见到明星。但真正到了片场，一个几秒钟的镜头，天赐却反复拍了一两天；累得昏天黑地，只能赚几十块钱，一个月下来连房租都交不起。“特别辛苦，特别累。反正我不行。”在北京跑了几年的“龙套”，天赐还是没能混上几百元片酬的特约演员，但一来二去积累了丰富的跑组经验。

2016年，天赐回到吉林老家，经营一间小酒吧，生意还不错。伴随网生内容兴起，吉林省黑土地上复古的市井烟火，以及扑面而来的阴沉萧索之感，引来了不少小成本网络电影、网剧的青睐。但与横店、宁波等已经成熟的影视基地不同，吉林、安徽、四川等地区的“专业协拍”存在巨大的缺口。剧组来了却没团队能接待，也不知道去哪儿找群演。

“我当初在北京接触了（群演），还经营酒吧、拍短视频，才慢慢积攒了些资源。”于是天赐抓住了这个机遇，兼职成为了一名吉林当地协拍。有剧组来，天赐就负责协助找景、联络当地人当群演；没剧组时，他依然经营酒吧，过着自给自足的平凡日子，一干就是七年之久，“能做协拍，最基本的就是人脉多、资源广。剧组要多少场景、群演，几百个还是上千个，你都得能找着，有时候还得和当地部门、学校啥的沟通。你不可能去大街上现找。”

在全国影视产业未成规模的地区，有大量天赐这样半路出家的“江湖协拍”——他们大多有本职工作，并非专业影视工作者，但凭借在当地人脉广、资源多，就足以成为剧组最坚实的依靠。

杨大伟没有当过群演，但曾就职于电视台。几乎黄山的每个山头都留下过他的足迹。从电视台出来后，他赶上了户外广告高峰期，赚了一些钱，而后又投入自媒体蓝海，成立了一家传媒公司。每年，杨大伟都能结识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影视工作者，“人家可能感受到我的热情，觉得在黄山拍摄也相对靠谱，慢慢就接触上（协拍工作）了。”

杨大伟（右二）和《幸福到万家》导演郑晓龙（右三）在片场。受访者供图

2014年，杨大伟的朋友从重庆来黄山拍摄一部小成本恐怖片，寻求他的协助。这部片子投资只有五六百万，场景相对较少，只需要一些古宅、山林小道。只要对方描述出想要的景观，杨大伟马上就能找到当地契合的实景。而专业歌舞剧团、文化机构等人脉，也让对方无论想要专业演员，还是业余的“路人甲”，只要杨大伟在微信群、朋友圈发条公告，很快就能凑齐。

全方位调动多年积累的资源，并帮助一部电影完成拍摄，这让杨大伟收获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第一次服务还算顺利，他那个戏也赚钱了，卖给了视频平台，后来还发行院线了。”杨大伟言语中难掩骄傲。

——协拍感受——

1、有趣

看“戏精”群演加戏很好笑

黄山是著名的旅游城市，当地百姓见惯了国内外前来旅游的客人，却将剧组视为稀罕之物。每年，杨大伟最多接待两三个剧组，有大有小，但群演总是蜂拥而至。“老百姓兴趣很大，就是想体验生活。他们在当地生活都挺好的，不是为了钱。”杨大伟有一个开茶楼的朋友，《幸福到万家》播出后，朋友激动地发来消息，“第一集敲大鼓的那个是我阿姨！”据说，他的阿姨是当地医院的医生。

《幸福到万家》首集中敲锣打鼓的群演们。

协拍的快乐远不止于“协”。在“拍”的过程中，迎来送往形形色色的人士，感受人性的复杂与真实，这些独属于“协拍”的体验，让他们每天充满着新鲜感。

吉林和黄山一样，群演由当地各行各业的老百姓组成，有开豪车的老板，有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也有卖东西的、打零工的、做网红的……群演的个人职业与生活，天赐很少会关注，也因此见识了许多奇特的人。

有的人才华十足，私下特别能白话，但现场真给他几句台词，他却紧张到一句话都说不顺。还有特别热爱表演的人，一开机就疯狂给自己“加戏”。天赐回忆，《人世间》拍摄时有一场戏是拖拉机厂领导走过厂子，饰演工人的群演要点头打招呼。结果开机后，一个群演直接来了个浮夸的90度大鞠躬，大喊“领导好！”“我们在边上都看乐了（笑）。”还没来得及看完热闹，天赐就听对讲机那头传来焦躁的催促声：“重来！”

这种乐事在片场时常发生。《人世间》中还有一场大伙儿告状的戏，上次“90度鞠躬”的群演也在其中，“我们都了解他，想到一会儿肯定有‘节目’，就偷摸拿出手机拍。”不出所料，他又是蹬腿又是拍车窗。不成想，导演根本就没有关注到他，主要机位都在拍主演们。

“虽然我们看热闹感觉挺有意思，但其实导演特别不喜欢这种群演。有时候给他一两遍机会，但后来感觉他实在太爱表现，不按要求做，后来也就给他换掉了，不过他还是有工资和盒饭的。”天赐说。

《人世间》第一集就需要大量群演出镜。

如今，吉林每年都能接待近十个剧组。有些剧组同时开机，天赐就要兼顾两边的场景与群演协调，还要关注群演是否走错片场。“之前在网上看过明星走错片场的段子，没想到群演也会。”天赐回忆，有一次两个剧组几乎同一时间抢妆，其中剧组A的群演走到了剧组B的化妆间，化了一个极耗时间的战伤妆。结果临开拍才发现两组群演人数不对，“我急得不行，问他咋上这儿了！然后赶紧把他拽到那个剧组重新弄。反正这些事是挺有意思的。”天赐笑称。

2、纠结

陪吃陪逛、自掏腰包，也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姜桂林的工作原则是，只要想来当地看景的剧组，她一定尽心尽力地配合。从找场景、安排行程、联络交通，甚至餐饮和酒店，保证绝对的专业服务。

但在协拍江湖，仍有很多事情尚未写成明文规定。例如，剧组往往是确定开机后，才与协拍团队签订正式合同。白纸黑字落成前，即便看了一两个月景，剧组也可能随时选择其他地方。而协拍付出的时间、金钱，也成了“打水漂”。

姜桂林曾陪某个剧组在襄阳逛了半个月，从场景到资料，一切都确认完了，但开机前姜桂林却被告知因为一些原因最终剧组选择了其他地区。而看景产生的成本费用，对方没提，姜桂林也没好意思要。“白花了一两万吧。”姜桂林说，“而且这只是看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景，时间比较短。如果遇上看景时间长的，花费更大。”

杨大伟曾从事媒体工作，习惯了将一切准备工作做在前面。成为协拍后，在如打仗一般紧张的拍摄流程中，他更是不敢滞后。虽然他时常也会徘徊于“做了会不会太早？万一他们不拍了怎么办？”“但如果拍，不提前准备，临时来又搞不定”等持续的纠结之中。包括前期陪剧组看景，无论看多久，杨大伟也几乎不主动谈钱，“伤感情，也太势利了。”但这也让他时常陷入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窘境，“要是跑几天，那一点成本我就认了。如果是几个月，成本就太高了。但如果他真的没有选择在黄山拍，可能我也就找不到他们了。这就是协拍的风险。”

3、抗压

拍摄充满不确定因素，需随时调整

剧组是一个瞬息万变的地方。演员档期、剧本调整、当地政策限制、天气变化等，任何环节都让每一天的拍摄充满了不确定因素。

例如，有些演员的签约档期只有十几、二十天。在此期间，剧组必须提前抢完所有的戏，这便导致了很“恐怖”的转场过程。协拍不仅一天内要沟通多个场景，还要带着整个剧组来回穿梭。而有时剧本的不断调整，也令很多原本早就杀青的戏，又需要重新补拍，都已经开始拆置景的场景，又需要重新协调。

“像派出所、法院这些单位，不是随时想拍就能拍的。但你又得满足档期，难点就回到了制片部门，尤其是我们协拍。”一般这时候，杨大伟只能硬着头皮去和相关单位沟通。但大部分时候，剧组甚至连充分沟通时间也没有预留，深夜开会决定后，第二天就要到相关单位取景。“我也不能半夜打电话跟人家沟通。只能第二天一早提前跑到人家单位讲，尽量获得同意吧。压力大得不得了。”

如果说资源和沟通能力，是成为协拍的天然条件，那“以不变应万变”，甚至有些“厚脸皮”的情商，也是协拍在磨砺中必须掌握的“专业技能”。姜桂林服务的剧组取景地周边住着许多老年人。一天拍摄下来，几百位工作人员开着音响和扩声器，喧闹不停。后来，很多老年人以影响休息为由，堵住剧组拒绝拍摄。姜桂林只能买些小礼物，主动上门一家家沟通，“我们就这几天，看能不能多体谅一下……”

4、焦虑

因群演“半途放弃”无助到痛哭

姜桂林始终记得，自己转行成为协拍时接待的第一个剧组。剧组提出需要500名群演，姜桂林二话没说，只让剧组给她预留半个月时间，一定在开机前把人凑齐。但没多久，开机计划突然提前，姜桂林接到通知第二天就需要500位群演，想任何办法都要攒够。

“突然要500个群演，我当时是很害怕的，即便已经找了一些关系，但500多人不是个小数。” 那几乎是姜桂林最痛苦的回忆。她发动了几十年间积累的人脉，无论是就职过的装饰公司，有过接触的学校，还是快递员、做小生意的，她挨个打电话托关系、找朋友来临时救急。

开机当天，500多人按时就位，但群演来自各行各业，绝大多数来剧组就是为了体验一下，没想到一拍就是一整天。当时正值炎夏，襄阳的平均气温达到30℃以上。群演们要一直穿着厚重的盔甲站在闷热的户外。天公也不作美，下午四点多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被淋成落汤鸡的群演们开始东逃西散，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把盔甲一脱，跑得没了影，只见满地都是七零八落的盔甲和道具，鞋甩得遍地都是。

无论如何，道具一件也不能少。姜桂林的群演领队顾不上打伞，径直冲进雨里一件件捡盔甲。姜桂林看着眼前的一切，除了哭，没有任何办法。“现在我们已经做成气候了，群演们都非常懂得剧组规矩。但那时候我还没能力阻止别人走，他们也不会听我们的。”回忆起来，姜桂林仍感到无力。

在襄阳、黄山、吉林，极少有专业的跟组群演，大多是当地“凑热闹”的老百姓，有本职工作，只有空余时间才来参与。这也意味着，这里的群演是机动的，自由的，不严格受限于剧组安排的。

拍戏时，天赐最怕晚上九十点接到消息，这通常都是已敲定的群演产生了变动。“啊，不好意思，明天我去不了了”、“我有点事，下次再去吧”……“定好群演50名，第二天少一个都不行。”这是天赐对自己的要求。天赐的微信中有上千名好友，他只能给其中常合作的群演或熟悉的朋友打电话“补漏”。有的人已经睡觉了，有的人没接电话……即便只是2、3个人也很难找。直到凌晨1点，天赐还躺在床上群发微信找人，一不留神睡着了，手机啪一下重重砸在了脸上，像是在提醒他工作还没完成。天赐洗了把脸，手机同时收到了同事的消息。对方也没有睡，还在担心补群演的事。

“实在不行，明天再现‘抓’吧。”睡了不到四个小时，五点天赐就爬起来，硬着头皮继续打电话。顺利的时候，早上打10个电话就可以补上2个空缺；时间实在紧急，天赐和团队只能亲自上去“充数”。只有集合时间，副导演点名50位群演一个不少，天赐的心才算踏实了一半。

天赐在片场协调。受访者供图

5、坚持

作品热播是最大的成就感

群演的酬劳，曾被无数媒体公开报道。姜桂林说，全国群演几乎是同一薪酬标准，且这些年没有涨过工资。而同样作为基层影视工作者的协拍，与群演相比似乎算得上高收入工作。协拍的工资由基本工资、群演抽成、车补饭补等各种补贴组成。剧组拍摄时间，场景数量，所需群演数量，决定了那几个月协拍的收入多少。“之前一部电影在襄阳拍了百余天，每天都需要几百名群演。我们领队一个月可以赚近万元。”姜桂林透露。

但高收入背后，影视产业的降本增效、开机数量减少、拍摄计划存在变数，也造就了协拍工作往往“朝不保夕”——一旦几个月没有剧组，他们便一分钱也赚不到，必须通过其他工作才能糊口。

没有剧组时，杨大伟继续从事黄山当地户外广告、抖音直播的活动与内容营销。天赐在吉林专心经营酒吧，业余拍一些短视频、街拍赚外快。“所以在影视产业不太成熟的城市，我不建议大家去搞协拍。耽误时间，累，还赚不到钱。自己公司办个活动多轻松。”杨大伟时常如此想。

那为什么还要坚持做这件事？不同人的答案不尽相同。

天赐依然梦想着从事视频创作。扎根剧组这些年，他学会了如何安排机位、设计视觉。如今，他已经能独立操刀一些公益广告或小短剧。

杨大伟希望为黄山的影视产业建设增添一份力。他想不通，黄山拥有极好的旅游资源和拍摄场景，但影视产业配套为何起不来？“影视产业发展不是一天起来的，要长期做规划。”

《幸福到万家》拍摄现场。受访者供图

但回归到协拍，这件事本身所带来的成就感与满足感，才是令他们最难以割舍的。

今年是姜桂林从事协拍的第五个年头，但她已经确认这是一辈子最喜欢的工作。“当剧组给了我们一些通告，要什么样的人、多少人、几点钟集合，我们很快就能够帮他们顺利完成。而且我做的这些事，可以成就一些好作品，也能为我的这些群演拿到薪酬，这都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和价值感。”姜桂林说，协拍需要每天与人打交道，不好做也不稳定，但自2018年以来，团队中的绝大部分领队都毫无怨言地坚持在一线，“他们一定也很喜欢这个职业。”

去年，吉林来了很多剧组。天赐一边忙协拍，一边还要照看酒吧。焦头烂额之下，酒吧变得门庭冷落，不断地往里赔钱。有朋友建议他，别弄剧组了，专心做生意、拍视频，干吗让自己那么劳累。“但这么多年，积攒了这么多优秀、专业的资源，太不容易放弃了。”天赐坦言。协拍虽然疲惫，但他打心眼里感到快乐，尤其看到那些热爱表演的普通老百姓，在他的协调下真的站在了镜头前。“很多群演都和我成了朋友，他们总私信我、给我打电话，问什么时候有戏，特别积极地想去参加。”

今年，《人世间》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爆款剧，不少观众探讨场景和群演，也带热了吉林。很多曾参与拍摄的人都给天赐留言说，当时拍的时候挺“遭罪”，但细看真精彩，热播榜都排第一了！真没白去。还有人说，下次不给钱也继续参与。“这都让我感觉自己的工作特别有意义。”

杨大伟也笑称，《幸福到万家》如今播的这么好，他感到了极大的满足，几个月长途跋涉协助拍摄的疲惫、煎熬都一扫而光，“好的作品还是比较重要的。你问我赚多少钱，那也没赚多少钱，但如果积极努力，服务好剧组，有好的作品呈现给观众，自己也会感到愉悦。说白了，老了，我也可以对人家吹牛，我跟《幸福到万家》合作过，你合作过吗？（笑）”

新京报记者 张赫

编辑 佟娜

校对 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