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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荣山寄给胞妹方树莲的照片，背面写有留言。受访者供图

“这是真的吗?”从博物馆回来，Tom Fong无法再从父亲口中得到答案，父亲已经于1986年去世。带着满脑子疑问，他问母亲，父亲是不是从泰坦尼克号上逃生的?谭亚凤觉得不可思议，她从未听说过这些事，便对着儿子说，“我说你神经病啊，你傻啊。”

Tom Fong不甘心，他又想起了父亲的那本日记。这是父亲的宝贝，走到哪儿，他就带到哪儿。当着妻儿的面，他也毫不掩饰地在上面写写画画，只是从未将日记向他们展示过。父亲曾对Tom Fong说过，如果你想知道我的经历，等我去世后，就看这本书。可惜后来无论Tom Fong怎么找，都没有找到它。

在Tom Fong眼里，父亲就像一本厚重的历史书，只是这本书从未被他的至亲翻开过。

他无数次记起父亲的眼睛，一对小小的黑眼珠，嵌在皱纹密布的脸庞上。每当父子视线相交，他总觉得父亲在说，“我想告诉你更多事。”但是每一次，方荣山都未曾开口，只是沉默地注视着。

Tom Fong疑惑了多年，那些父亲没说出口的故事，到底是什么?

方荣山?Fang Lang?

因为一封邮件，Tom Fong开启了“寻父之旅”。

邮件来自《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纪录片的研究团队。在一个与泰坦尼克号相关的网站中，研究团队发现了Tom Fong和儿子的留言，他们自称是幸存者Fang Lang的后代。

纪录片拍片现场的研究团队成员。受访者供图

两周后，在美国威斯康辛州，Tom Fong和研究团队碰面，向他们展示了父亲的照片，并告诉他们，Fang Lang的真名其实叫方荣山。

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研究团队根据资料考证，1912年，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之后，曾有一艘折返的救生船，发现了一名浮在门板上的东亚面孔，他是整个泰坦尼克号上被救下的最后一人。据电影《泰坦尼克号》导演卡梅隆透露，影片最后，女主角露丝靠着浮木逃生的桥段，便是来自这段素材。

但Tom Fong的信息来源，只是两位亲戚的口证。这让研究团队犯了难，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名单上，的确有一个叫Fang Lang的中国人，但怎么证明，方荣山就是Fang Lang?

线索指向了广东台山，这是一座著名的侨乡城市。自18、19世纪开始，一代又一代的台山人漂洋过海，赴欧美、南洋等地生活。在台山市2014年至2019年间开展的台山市侨情调查，截至2019年，全市有163万台山籍乡亲旅居海外及港澳台11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台山市常驻人口却不到一百万。

通过查阅档案馆、博物馆里的资料，在当地志愿者的帮助下，研究团队锁定了Fang Lang有可能生活的村子——台山市下川岛水洋村。

研究团队列出的关于方荣山的线索。受访者供图

2018年，研究团队正式前往台山，开始拍摄。在这里，他们遇到了很多方荣山的族人，听到了关于方荣山的另一面，而关于他从泰坦尼克号上幸存的口证也越来越多。

“天高海阔浪波波，一条棍子救生我，兄弟有三四个，抹干眼泪笑呵呵。”首席研究员施万克回忆，在台山，还未提及任何与泰坦尼克号有关的事情，方荣山的侄子方少英突然念起一首打油诗。方少英告诉研究团队，这首打油诗是从方荣山寄给自己父亲的信里看到的。

这让研究团队兴奋了起来，施万克开始相信，他们越来越接近事实。

另一边，方荣山那位早已嫁到邻村的胞妹方树莲也在传递这一信息。她的孙子朱红品告诉研究团队，自己长到10来岁，会读书写字之后，便承担起读信、写信的任务。他记得，这是大舅公在信里写过最大的一件事。

之所以记忆这么深刻，是因为方荣山的信一来，奶奶便会念叨起那场海难，“撞到冰山之后，船沉了，他抱着一根木头，在海里浮了好久，被别人发现时，已经快要死了，最后被医救活了。”每每动情之时，或者胞兄这次寄来的信，恰好讲了些不顺的遭遇，方树莲总会流下眼泪，仿佛在那海水里受难的是她自己。

方荣山寄给胞妹方树莲的信。受访者供图

朱红品向新京报记者展示了一些书信，均出自方荣山之手，钢笔写下的繁体字至今清晰可读。为了标出重点，每封信里都有标红字迹。信的开头总是如此，“树莲胞妹，自明甥子，红品甥孙，好意甥孙媳，均安知之。”

出门在外的日子是艰难的，正如方荣山自己在信里写的，“在家千日好，出路时时难。”

面对这位胞妹，方荣山似乎毫不隐瞒，总要说些体己话。得鼻炎了、和亲友起争端了，他都一一告诉方树莲。即便隔着太平洋，这些生活琐碎依然牵动着方树莲的心，她总想着，“孤零零一个人，可怎么办?”

“命是捡来的啊。”听朱红品念完哥哥寄来的信，方树莲又感叹得抹起了眼泪。

记在心头的乡井

这条捡回来的命，始终没有忘记他的故乡。

每到人生的重要关头，方荣山总会寄来一些照片。结婚照、与孩子的合影，抑或是不同时期的个人照，每一张都透露了他的人生进程。这些照片尺寸不一，但对胞妹来说，每一张都是珍宝，她收藏好小的照片，把大的照片挂在墙上。

往后余生，方荣山只在书信里和亲友们见面。朱红品和方萃群记得，每年家里都会收到好几封来自美国的信。直到方荣山去世的前两年，朱红品还替奶奶给大舅公回过信。

与家书一同到来的，往往是钱物，这些钱物几乎负担了方树莲的全部生活费用。那个年代华侨在外，常常通过信件慰问家人安好，附带着银两。这种独特的家书，被称为银信。1986年，方树莲收到了来自胞兄的最后一封银信。只是这封信里没有信，只有银，那是一千美元。

那时，因父亲生病，朱红品四处借钱。这些钱，解决了燃眉之急。几次搬迁，当年的银信保留无几。但他们记得，艰难时日里，是远在海外的大舅公帮衬着生活。

朱红品留存了一封写于1979年的信。那封信里，方荣山正记挂着亲人的回音。红蓝相间的钢笔字里，一行醒目的红字写着，“两个月之久，未知你收到否?又不见你回信，念甚。”

慰问亲友是每封信的惯例，关于自己，他总爱在信里写，自己安好，勿念。

不过，让朱红品印象最深刻不是信，而是蛋糕。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一个餐盘大小的圆形蛋糕经由老乡送来，蓝白相间的奶油上，嵌着各种各样的水果。最终，一家人分着吃完了那块蛋糕，“那是美国寄回来的，我们沾了光”。在他们看来，这些都代表着大舅公过得不错。

方荣山还曾带着亲友一同赴美打拼。结婚前，他在香港开了一个小农庄，交付给堂兄一家人打理后，又将他们带往美国。

Tom Fong还记得见到堂叔一家人的场景，只是出门买个面包的工夫，就在家门口看到了提着大包小包的中国面孔。父亲没和母亲商量，便要让他们挤进自家那间狭小的房子，还带着他们去唐人街吃了一顿正宗的中餐。

在家乡人眼里，方荣山只是一个普通的移民者。他没有很大的成就或贡献，但他从未忘记自己的家乡。加入研究团队的台山华侨李大川称，他们在走访时得知，二战时期，方荣山还曾购买国债，为祖国抗战筹集资金。

“熬过来真不容易。”想到这位胞兄，方树莲时时对后辈们感慨。

揭开谜底

家族里口耳相传的故事被研究团队知晓。口证越来越多，但这并不算可靠的证据。

回国之后，研究团队继续查证。最终，他们发现了Fang Lang的行船卡和方荣山的入籍证明。Fang Lang的行船卡资料截止到1920年9月，而1920年9月，正是方荣山入境美国的时间。在那张入籍证明上，中文签名清晰地写着“方荣山”，而英文名写的是“Fang Lang”。

也就是说，从方荣山踏上美国国土的那一刻起，“Fang Lang”这个名字消失了。

原因不难推测。1906年4月18日凌晨，旧金山大地震后，大火烧毁了当地政府的档案资料，这让因“排华法案”无法出国的华工看到了希望，他们借用或购买出生证明，用假身份和假名字出国。研究团队发现，当时一些在世界各地奔波的华人，已经习惯了转换身份和姓名。

种种迹象表面，方荣山便是泰坦尼克号上幸存的中国人Fang Lang。

而且，他很可能确为资料里写的那位最后一名被救上来的幸存者。

谜底揭开，Tom Fong又想起了父亲的眼睛。

“那是一双神似露丝的眼睛。”他联想到电影《泰坦尼克号》里的女主角露丝。电影最后，年迈的她又来到海上。她蹒跚着走到海边，爬上栏杆的动作不再利索，低头望向那片海。

海难之后

然而，这场人类史上最大的海难，对方荣山一行人来说，也不过是人生旅途中的小坎坷。

1882年，美国实施《排华法案》，除了学者、商人，其他华人出入境变得格外艰难。在当时的舆论环境里，六名幸存的华人还被攻击为抢占了妇女儿童坐席的偷生者，然而事实与泰坦尼克号一同沉入大海。

于是，刚一到岸，六人便被驱逐出境。

在一艘运输水果的货船上，方荣山当了8年水手，之后终于入境美国。

研究团队查阅资料发现，在这场海难中不幸遇难的两名华人，是和方荣山结伴渡洋，相约一起做生意的伙伴。在Fang Lang填写的遗失物清单里，也写着领带、领结、西服等物品，看起来不像是一个要在船上当水手，终日劳动的人。

只是海难让一切化为乌有，方荣山只能重新开始。

即便是后来辗转抵达美国，他的梦想依然没有破灭，在美国，他两次创业，开洗衣房、开餐厅，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生活也格外清贫。

尽管如此，他总是西装革履地出现在大家面前，Tom Fong记得，父亲总是精神抖擞地走着路，手上还戴着一个镶着金边的玉戒指。

在登上泰坦尼克号的8名中国人中，方荣山无疑是幸运的。根据纪录片，海难中幸存的6人中，一人染上肺病而死，一人从印度下船后踪迹不明，一人和几千名中国船员一起被遣送到香港或上海，一人到加拿大经营着一家咖啡厅，一人至今仍未确定身份。

而方荣山是唯一一个留下了后代的中国幸存者。花甲之年，他娶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生下两个儿子，还活到了耄耋之年。

离婚后，他独自租住了一个顶楼的小公寓。孩子们跟着前妻生活，长大后也难以相聚，他在寄回家乡的信件上写：“国光、国民两儿在别处工作，大约百里路之远，不能常见，只由长途电话，谈话而已。”

Tom Fong说，即使父亲生活落魄，但仍保持着应有的尊严。70岁，他在租房时遭遇了“黄种狗”的侮辱，便对着对方一拳下去。

那时，“猪仔”没钱，没有身份，随时面临被遣散的风险，根本不可能结婚，也不可能拥有后代。也许正因如此，对于自己拥有两个儿子这件事，方荣山总是格外自豪。Tom Fong记得，每次方氏族人聚会时，自己的肩膀上总会环绕着一只苍老的手臂，那是方荣山，他笑着对其他人介绍，“this is my son!”

寻根之旅

2019年，Tom Fong跟着研究团队回了一趟“家”。对他来说，这也是一趟寻根之旅。

走上下川岛，如今，父亲曾经打渔的地方仍然有出海的渔船，曾经的贸易中心盖起了崭新的高楼，田地和水泥路也多了起来。岛上还开发了旅游区。

4月17日，下川岛川东大湾，方荣山曾经出海的地方。新京报记者 汪畅 摄

而父亲曾经的房子里，也住进了家族的后人，继续延绵着香火。在下川岛水洋村，方氏祠堂的香火已经延续了近三百年。经年累月，村里的方家人越来越多，他们盘根错节地驻扎在岛上。这里，成为了他们的“根”。

在这座古老的方氏祠堂里，牌位按照辈分一一排列，唯独少了方荣山。

因为泰坦尼克号，一族后人又重新有了联系，他们建立了微信群，开始通过网络传递家族亲友的变迁。

那一趟，他们一行人寻到了方荣山曾经出海的地方——川东大湾。这个曾经的出海口，如今成了一片沙滩。

当地人透露，这片沙滩平时鲜有人至，“外地人能找到这里，不太容易”，那是一条仅一车可行的泥巴路，两旁是自然生长的花草树木，转过好几个弯，再穿过一片田地，看到褐色的长毛树叶，走过，才到了这片沙滩。

海水起伏着、奔涌着，以均匀的速度向岸边前进。“哗——啪”，海浪退去又袭来，浪花每一次漫上海岸，都润湿了一圈沙子，也隐没了些许痕迹。

不过，沙滩上仍然留存着杂乱无章的脚印，它们大小不一、方向未定。那是人的足迹，一些人绕海而行，一些人从海上来，一些人往海上去。

新京报记者 汪畅 编辑 胡杰 校对 吴兴发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