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主席画像版本又经历了六次更迭。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幅主席画像。

画像中，毛泽东头戴八角帽，脸部稍侧，目光仰视，微带笑容，身上穿着粗呢子制服。公开资料显示，原照片于1945年6月在延安拍摄，是当时在解放区最流行的一张领袖像，而且是经毛泽东本人亲自选定同意的。

邢秋成听过关于这版画像的一个插曲，原照片上主席的领口是解开的，绘制期间，聂荣臻提出意见，认为主席画像领子上的风纪扣还是要系上。如此，才有了开国大典上的那张主席画像。

一画就是一整天

以1966年8月为分界点，天安门城楼上的主席画像从每逢重大节日才会悬挂，变成了天天悬挂。为了确保主席画像始终状态良好，中央当时决定，天安门城楼上的主席画像“一年一换、人工绘制”，换新时间定在每年国庆节前夕。

尽管如此，以年为单位的更换频率仍然是对画像质量的考验，特别是风吹日晒之下的油画褪色问题。邢秋成说，越暖的颜色褪得越快，当时使用了中国银珠等国内最好的颜料，画笔也由制笔厂单独定制，才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

邢秋成绘画用的调色板。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领袖肖像绘画组有两间画室，其中一间就设在天安门与端门之间西北角的一处铁皮房子里。为确保国庆前按时换新，画师们每年8月中旬或8月底就要进场，由于画像实在太大了，绘制过程需要20多天到1个月左右。

《天安门广场备忘录》记载，天安门城楼毛主席画像，高6米，宽4.6米，加上画框，总重量达1.5吨。邢秋成有更具体的比照，“嘴大概有80厘米，眼睛有60厘米，人在现场画的时候，身高就相当于半张脸的尺寸。”

在三人多高、两人多宽的巨大画布上落笔，不仅需要经年累月的训练，还需要画外的功夫。用邢秋成的话说，要心中有数。邢秋成的家中现在还保留着他从1976年3月到10月期间画的主席像习作，从第一张的素描，到后来上颜色的彩画。

完成一张巨幅主席画像，一般要画四遍，前两遍起稿和整体铺设，第三遍具体造型，最后一遍进行整体调整。辅助工具也非常重要，比如缩小镜，在近处就能看到相对整体的效果；望远镜，可以从远处看细节和局部。还有哈尔滨亚麻厂特制的5米多全画幅画布，解决了画像中间有拼缝的尴尬。

在没有空调的铁皮房子里，邢秋成常常一画就是一整天，从木梯子上下来都一身汗。他说，那时候条件艰苦，几乎每个人都有过从梯子上摔下来的经历，他的身上到现在还留着一道疤。

“这辈子就专职做这项工作”

1978年前后，邢秋成能够独自承揽主席画像工作了，先后为京西宾馆、工人体育场等绘制主席画像。赶上了改革开放，捧着“铁饭碗”的邢秋成似乎也感受到了一点市场经济大潮卷起的浪花，他开始拿到奖励了。有一个月，他画了6幅主席画像，赚到了8块钱奖金。

本以为画主席像的工作会这样一直干下去，可邢秋成的人生故事并没有像青春励志片里演的那样，“年轻一代”成长为“中坚力量”，把热爱的事业接续传承。

现实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领袖肖像绘制任务逐渐减少，绘画组偶尔会接手一些商业性质的工作。1992年，王国栋退休，其他一些组员也在前后几年相继调转到了其他单位。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北京市美术公司与当时北京文化系统内的几个单位组建了北京歌华文化发展集团。领袖肖像绘画组，这个应时而生的组织定格在了时代的浪潮里。

邢秋成现在还能回想起当时的困惑和不解。眼看着正在进行的项目陆续被取消，邢秋成跟老师急了，他问王国栋，“您当年招我的时候，不是承诺让我做一辈子吗？为什么现在会有这么多变化？”王国栋也没有答案。

绘画组里的同事，有人选择进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也有人选择继续坚守。邢秋成明白自己是后者，“我这人是属于一件事做到底的性格。”

画室拆掉的时候，邢秋成心里很不是滋味，特意找人给他拍了一张照片。后来，他也释然了，“我们这辈子就是专职做这项工作的，这点不会变。”

邢秋成在领袖肖像绘画组画室内留影。受访者供图

在他的内心，已经把“主席像画师”这个身份，与自己的人生做了很深的捆绑。“其实我是因为这项工作产生了一些变化。”他说，画主席像曾经带给他很强烈的成就感和满足感，让他觉得干事业特别有劲儿。

“我无论到哪儿工作，都只有一个条件，哪怕工资低点，只要允许我画这张像，我就高兴。”邢秋成已经65岁了，最近几年，各地请他去画主席像的邀约越来越多，他也觉得这是好事儿，能让主席画像这个专业被更多地重视、更好地保护。

“社会总得往前发展，现在的年轻人都有智慧，他们会慢慢明白，什么是我们应该崇敬的，什么是我们中国人宝贵的精神财富。”邢秋成说。

新京报记者 姜慧梓 景如月 周博华 李欣侗

编辑 刘梦婕 校对 李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