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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婚礼的微信名字叫什么】中国人是如何开始公开征婚的?

时间:2023-03-08 20:10:50 阅读: 评论: 作者:佚名

72年前的今天,1950年4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婚姻法》)通过审议,宣布了1949年以来第一个《婚姻法》的诞生。《婚姻法》规定:“废除强迫、男尊女卑和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

现代意义上,婚姻的第一阶段从媒人的话变成了心动、告白、介绍和相亲。

对今天的人来说,从社交平台到退出、相亲、征婚都是比较常见的事情,但随着数字互联网的发展,迅速遇到陌生人的可能性增加,单身也可以通过兴趣、外貌、地域、职业、性格等特征来筛选“大象”。即使最近最火爆的人格测试(MBTI)也可以成为标记自己性格、了解对方性格的方式。

《胭脂扣》(1987)剧照。

现实生活中,单身多年的读者朋友催家长相亲的次数也不少,但上世纪初,公开征婚是绝对的神仙。因为公开征婚其实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传统社会也有征婚,但一般不是向更大、尚未形成的陌生社会公开,而是面向当地熟人社会。)

民国时代处于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交接点,所以随着征婚现象的普遍,婚姻状况出现了一种千奇百怪的姿态,自由恋爱和包办婚姻共存、新式婚礼和“妻妾成群”并行不悖。这些故事都通过画报资料成为民国社会风俗史的一部分。

《老画报里的婚恋故事》,朱力成编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22年2月。这篇文章的资料供本书参考。

征婚的新风尚:

“男性中心主义”遗迹和奇葩广告

上世纪初,对于国人来说,在过去“父母的生命、媒人的话语”的普及下,征婚公告的出现无疑是激进大胆的新事物。

第一次大胆使用这种形式的文化名词是蔡元培和张太炎。从这两个人身上可以看出民国时期新旧价值观交替混杂的特点。蔡元培的征婚公告比较现代开放,对待女性的态度比较平等,要求女性识字、枷锁,男人答应不接受妾。如果婚姻不和谐,两个人可以离婚,那么在现代观念尚未普及的20世纪初,蔡元培的这种征婚要求可以说是非常大胆激进的。张泰妍的征婚公告“男性中心主义”多得多。他的征婚公告发表在1912年北京的《顺天时报》

关于张泰炎征婚的报道文章。照片来自《老画报里的婚恋故事》,是河东(不包括剧照)。

蔡元培和第二任妻子黄仲玉。

槽点很重,但在那个时代,敢于在社会上公开征婚已经是一种开放的方法了。

在这些社会名流的推动下,公开征婚逐渐成为大众的行为。这种征婚公告风格各不相同,有的言简意赅,直接说明要求,有的写附庸风雅,一首短诗,甚至是长文。但是后者用于征婚的效果不会太理想。试想一下,如果今天有人在微信上连发几千字的小作文,那应该是非常可恶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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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生缘》(1997)剧照。

除了形式,民国时期大众征婚广告的需求也是奇葩百出。例如1926年的《申报》披露了一则绝对奇葩的征婚广告,这条征婚启事由一位男子发出,该男子“25岁,曾卒业于美国著名大学,得有文学士学位,现任武汉某专校教授”,要求女方“年龄自18至23岁,籍贯不论,须身家清白,但人品只求面无麻子、身无斑点”,可能这个人对于身体不能有瑕疵这一点极为偏执,竟然在征婚启事的最后写着“自问具有以上之资格者,请开明详细履历,随附最近之全身裸体照片,函寄武昌邮政总局拣信处转交”。

有谁会直接向对方寄出自己的裸照呢?这则征婚启事估计肯定是不会得到任何回信,如果放在今天,这位文学教授肯定会在社交媒体上成为大众口诛笔伐的笑柄。

但奇葩的征婚启事还不仅如此。1934年《天津商报图画周刊》有一则更离谱的征婚启事,征婚男子要求对方年轻聪明,而且必须是个石女。这就不知道他图的是什么了。

《天津商报图画周刊》版面。

信任去了哪

在早期,刊登征婚广告的基本都是男性,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女性征婚广告也开始出现在报纸上,但是有个区别,如果是女子征婚的话,还是双方婚前不见面的,只是通过书信往来确定对方是否合适,因此对女子而言自由度依旧有限。到了三十年代,这个束缚也被打破了,如果女子愿意的话,可以直接邀请男子去指定地点约会见面。

《游园惊梦》(2001)剧照。

不过随着征婚启事的大众化,一些打着征婚名义行骗的骗局也随之涌现。

民国时期的报纸对于这类事件也有很多记载。手段嘛,倒真是没见得有多高明,手段粗糙的,就是女子在征婚并带领对方见过自己父母后,表示很中意,但是要收些彩礼,成婚心切的男子往往会倾囊而出,之后就再也找不到女方的身影。手段巧妙一点的,则是在征婚的时候绝口不提彩礼的事情,表示爱情至上,等到两个人同居一段时间后,会说家里人做生意亏了钱,父母可能因此自杀之类的,男方也会慷慨解囊,要回家打点一下的女子离开之后,从此再无音信。

当时既没有手机等通讯手段,也没有普及照片,所以很多时候当行骗之人离开后,恍然大悟的另一方要去报案,却在到了警局后发现对方连名字都是假的。因此,民国时期的报纸上刊登的这类骗局很多,但破获征婚诈骗案的新闻,竟然一条都没有。

为了尽量杜绝这种情况,民国时期的一些报社会组织鹊桥会(也就是相亲会),为男女双方提供见面的机会,并且减少骗局出现的几率。

高调的办空中婚礼,

低调的让来宾都不知道来干嘛了

征婚可能会意外重重,到了订婚结婚的时候,事情也并不顺利。民国时期的人们,但凡接受过一些高等教育,就会想要通过标新立异的方式表现自己的现代性,再加上旧的婚姻仪式已经随着封建社会的消亡被冲击得烟消云散,所以婚应该怎么结,成为了一个近乎完全由个人决定的事情。

夸张点的,可以搞一个宏大的空中婚礼。

1929年圣诞节,国民革命军第十路航空司令刘沛泉与南京女子中学教师王素贞结婚,两个人在上海虹桥机场乘坐民用一号飞机,在空中完成了婚礼。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在飞机上结婚是个很冒险的选择,因为民用飞机在民国时期的事故率很高,开辟了云南民用航线,乘坐者却并不多。别说普通大众乘坐的民用飞机了,就连作为航空司令的刘沛泉本人,都在试航时由于机场过小飞机降落时机翼受损,导致腰部受伤,不得不进入医院休养。在同年圣诞节他继续坚持举行空中婚礼的时候,对大众的冲击力可想而知。

当天两个人乘坐飞机直冲云霄,等上升到一定高度后,在机舱里交换戒指、宣读结婚证书,完成了一系列婚礼仪式,而后安全降落。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空中婚礼后来还被拍成了纪录片。

空中婚礼的报道。

低调点的,则可以让来宾都不知道是来干嘛的。

1935年1月,因为不想让朋友送礼,画家王石之和日本夫人岩崎喜美子的婚礼没有附上任何请柬,只说邀请朋友们来吃饭,甚至还有很多朋友在此之前都不知道这两人有什么关系。一头雾水的朋友们到了现场明白原来是场婚礼后,立刻开始制造氛围,拉着王石之要让他讲讲恋爱经过。结果王石之的发言非常简单——“我五年前认识她,三年前通信,一年前订婚,今天结婚”,然后又坐了回去。

不甘心的朋友们继续闹腾,要让新婚夫妇表演一下“两个人变三个人”。

中文不太好的新娘在翻译解释了之后,还是搞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直接摇着头说“我们不会变”。

这对夫妻不仅低调,还算是反闹婚先驱了。

想把新闻搞大的,也可以轰动全国。

蒋陶结婚的报道。

例如1932年,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陶曾谷的婚礼。蒋梦麟和陶曾谷的前夫高仁山为挚友,后来因为政治原因,高仁山被军阀张作霖抓捕杀害,悼念会上,蒋梦麟与陶曾谷两人都忧伤断肠,泣不成声。之后,蒋梦麟便非常贴心地安慰呵护陶曾谷,对她关怀备至。最终,两个人的感情不断升温,在四年之后决定结婚。当时,蒋梦麟也是家有良妻之人,为了和陶曾谷结婚,毅然选择与妻子离婚。

蒋梦麟和陶曾谷结婚的消息传出,立刻震惊了文化界。作为证婚人的胡适站出来发言,表示十分佩服蒋梦麟先生的勇气,“这个婚礼可以代表一个时代变迁的象征”,为了参加蒋梦麟的婚礼,向来畏惧妻子的胡适竟然不惜冒着让妻子大发雷霆的风险,从窗户上跳出来(门已被胡适妻子江冬秀锁死)赶往现场。

在婚礼上,蒋梦麟的发言也可谓语惊四座。

“我一生最敬爱高仁山兄……因为爱高兄,所以我更爱他爱过的人,且更加倍地爱她,这样才对得起亡友。”不知道亡友泉下有知,是不是会对蒋梦麟说一句谢谢。

为婚礼准备了多少开销?

一分钱也没有

以上这些婚礼虽然现场状况比较奇葩,好歹新郎新娘都还是靠谱的,然而画家王君异的婚礼,则全程显得像是个局外人。

《倾城之恋》(2009)剧照。

王君异和妻子黄雪影的婚礼定在1935年6月4日,结果到了当天,举行婚礼的酒楼一直找不到他的人影,直到请柬上写的下午五点婚礼正式开始的时候,这位新郎才卡着点、慢悠悠地走进来,连衣服都没有换,就像是个卡点坐火车的乘客。

朋友们赶紧把这位画家拉进去,庆幸他没把这回事忘记就好。朋友们一边带着他换新郎礼服,一边问他今天婚礼准备了多少开销,然而王君异摇摇头说,自己一分钱都没有。

于是朋友们再在现场帮着筹钱。

钱筹完了,朋友们发现到场参加婚礼的宾客全都站着,就再问他“你准备了多少桌喜宴,一共邀请了多少人”。

王君异继续摇摇头,说自己也不知道邀请了多少人,因为不知道邀请了多少人,所以也不知道该预订多少桌。

朋友们只好随着现场不断涌入的宾客,现场预订。婚礼上不管问王君异什么与恋爱相关的问题,新郎都一副打死也不说的样子。

全程没有双方父母,没有证婚人,没有婚书,没有礼金,连婚礼装饰都没有。大家凑在一起吃了顿饭,然后抹抹嘴走人。

1934年5月26日的《天津商报图画周刊》也记载过一个类似的事情。这次的主人公是个普通人,在上海法租界举行婚礼,结果婚礼结束后,结账的时候新郎竟然发现身上的钱不够,打算出去借,酒店又表示不能直接让欠债的人这么走掉,好歹得留下点能抵押的东西。结果,这个新郎竟然把新娘抵押在了现场,自己跑出去借钱。直到第二天下午才把钱筹齐,此时新娘已经在酒店被扣留了将近一天。不知道这样的婚礼是否会在新娘心里留下阴影。

关于征婚骗局的报道。

从征婚到结婚,这些趣谈的出现其实也并非民国的特点,只是一来民国时期的画报小报颇多,留下了大量记录;二来,在二十世纪初期还没有形成稳定而普遍的社会道德观念,大多数事情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当作趣谈,一笑了之。如果发生在今天,看看“相亲遇到的奇葩对象”等话题讨论,种种奇葩言行换来的只能是网友们的口诛笔伐。

另外不同的一点是,民国时期的征婚启示上即使对对方有着智性上的要求,也不过是很模糊的“接受过教育”之类的表述,而现在的相亲启事会将这类要求不断细化升级,不必说具体的思想观念了,即使是像“你是否支持特朗普”这样的问题,碰上较真的,也足够两个人吵上一架了。

这可能是今天会给未来留下的婚恋趣谈吧。

本文系原创内容,资料参考自《老画报里的婚恋故事》。

作者|宫子;

编辑|挪冬;

校对|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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