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中国军网微信中国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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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年前，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者，中国工农红军改组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国军和新编第四军，奔赴抗战前线。为了纪念八路军和新四军成立85周年，中国军网微信系列将陆续推出，告诉大家八路军、新四军的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有阶级吗？有也有，说没有也没有。为什么这么说？首先，当时八路军、新四军部分干部确实在文件上有阶级记录，部分干部戴过阶级章。另外没有：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八路军、新四军没有正式实行阶级制度，绝大多数官兵没有阶级。
八路军整编后，越过东道黄河前往华北抗日阵线
八路军、新四军改组后，各级干部都有军衔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中国军民奋起抵抗，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大敌现在是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中国工农红军改组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包括国民革命军序列、部队编制、机构设置、人员配置、服装等，基本上和国民党军队一样。而且，根据国民革命军的阶级等级，向各级干部授予了阶级。当时国民党军的阶级等级设定为6级16级。
将军：将军、中将、少将；
教官：上校、中校、少校；
尉官：上尉、中尉、少尉；
准尉
上司：上司、上司、下士；
士兵：上等兵，一等兵，新兵。
开国长陈宣仪1937年12月毛主席对恒大说：“红军改组为八路军，名义上恢复了蒋介石统一指挥，实际上是党中央领导和指挥。这是无法改变的。”现在那么多人，国民党授予什么中校、上校，意气风发，有点忘了，沾沾自喜。这些人如果不早点给他敲响警钟，就会犯错误。" "
从1938年3月八路军120师向中央军委参谋长滕大元参谋长关于大元营以上干部履历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当时八路军的高级、中级干部都有军衔。师长，副团长是中将。师参谋长、旅长、副参谋长一般是少将。师参谋长、女参谋长、女政治部主任、团长、地长一般是上校。例如，120师团长贺龙、副团长肖克都是中将。120师参谋长朱思迪、358旅吕弟、副行长张宗森、359旅行长陈伯均、副行长王振、385旅队长王洪坤、副行长王维柱等都是少将。120师参谋处处长彭小辉、35区旅参谋长郭鹏、38旅政治部主任谢富民、111 5团团长王中祥、71 6团团长何炳炎、77十团团长张在川、1、2、10师大雁北游击区队长宋时伦等都是上校1938年12月13日，八路军第115师在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关于少校以上干部战绩的报告中也提到，陆八丹团长杨得志、陆八六团团长杨勇等都是上校。
八路军120师师长贺龙(右1)，副使团长肖克
1955年，海军少将老人灿回忆说，担任八路军129师385旅政治部主任时，有上校军衔。“当时，385旅分别被授予少将的军衔。他们曾担任女装陈锡联(1938年6月王洪坤之后，女装3354笔者周)、旅团政治委员谢富智、副行长。当时没有上校，我和旅团参谋长曾绍山、政治部副主任赵月三被授予上校军衔，被授予最高级别的职称，仅次于旅团三名少将。”
开国中将廖汉生将军回忆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组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八路军，国民政府仿效其他部队的标准，给八路军连队以上军官封了军衔。”我不戴第120师第358旅第716团副团长、上校军衔、军衔标志，只是对外联络用名片上印有“上校副团长”字样。八路军内部并不准备实行这种方式。" "
当时，八路军的部分干部为了工作需要，似乎印制了有阶级的名片。
1938年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召开了全国司以上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八路军总部向此次会议派出了8人。彭雪丰(八路军总部参谋长、八路军总部代表、少将衔)、朱昆(八路军115师参谋长、少将衔)、张福吴(代表)卢利庆(以八路军总部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名义，上校的衔)、张爱玲(八路军111)
当时八路军、新四军干部的军衔主要见于简历和报告中
中，本人一般也知道，但也有不少人对自己的军衔并没有印象。开国少将王兆相在回忆录中提到：“记得我被任命为警六团团长时，没有关于军衔的命令，也没有附带说明。但近年来我在写回忆录时，发现了一份一二〇师参谋长周士第的电报，这份电报是发给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和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发报时间是1938年2月6日，内容为介绍警六团营以上干部配备情况。其第一条是：‘上校团长王兆相，三十岁。’不过在印象中，我没有接到过授予我上校军衔的通知，也没见过八路军的各级干部佩戴军衔。”有关八路军、新四军干部的军衔，只是在抗战初中期有过记载。据1941年3月12日新三五八旅旅长彭绍辉《关于整军工作的报告提纲》中，“第四，将校以上官佐简历表” 可见，此时八路军干部简历中还有军衔等级，以后就逐渐不再提军衔而只提干部的职务了。
当然，因工作需要，八路军、新四军一些干部在抗战中后期也都使用军衔。据一个“日本八路”——反战士兵水田靖夫回忆：他在1940年梁山战役中被八路军俘虏，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三旅旅长杨勇送他一个笔记本，署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杨勇”。
抗战时期的“陆军少将”杨勇
少数八路军、新四军干部佩戴过军衔
国际友人爱泼斯坦在《抗日战争中的新四军》一文中写道：“改编为新四军后，游击队员们必须识别不同的军衔，服从他们不认得的人的命令。他们的日常生活受到严格的军事纪律的约束，这是他们以前不习惯的。”说明改编后的八路军、新四军佩戴过军衔标志。不过，八路军、新四军在这一时期佩戴过军衔的只是少数指挥员，如北伐名将叶挺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叶挺临危受命，于1937年10月出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并被授予中将军衔。
身穿中将军服的叶挺将军
另外，一些高级将领因工作需要也曾佩戴过军衔领章。如徐海东将军抗战初期曾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1939年下半年，中央研究决定，要徐海东到华中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工作。那时，刘少奇也要到华中赴任。怎样才能保证少奇同志安全到华中呢？中央决定，徐海东以中共中央检查新四军工作组组长的名义，刘少奇化名胡服，以“秘书”身份，“跟随”徐海东到华中。在路上，遇到一些麻烦，多亏徐海东的少将军服，才化险为夷。
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
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三兵团参谋长的张蕴钰将军在2002年回忆陈赓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当时自己任十一旅三十三团副团长，1940年在太行某军政学校首次见到闻名全军的陈赓将军，陈赓当时挂中将军衔，其他旅长一般都是少将。张蕴钰觉得奇怪，后了解情况后，认为陈赓曾救过蒋介石的命，又是黄埔一期，挂中将军衔并不奇怪。
另外，根据一些回忆史料，这一时期我军的一些初中级指挥员也佩戴过军衔标志。开国少将王直在新四军成立之初任新四军第二支队三团四连指导员，“在任指导员期间，最让我头疼的工作就是佩戴国民党军帽徽和军衔。我当时被授予上尉军衔，不是我嫌这个军衔低，而是在感情上难以接受。”
原新四军第四支队军需处长郑重回忆：“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鄂豫皖苏区红军在湖北黄安（今红安）七里坪集中，改编为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第四支队。上级派我担任支队军需处长，并发给缀有少校军衔的胸章佩戴。”
新四军准尉特务长胸章
由于当时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中央派出部分干部参加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他们也曾有过军衔。如周恩来就曾有过中将军衔。周恩来那时是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的首席代表。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9月，蒋介石为表示与各党派的团结和笼络人心，特邀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还授给他中将军衔。南京陷落之前，南京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等党政军机关已迁至武汉，周恩来住进中共中央长江局驻地。当时，长江局大楼内住有两名中将，即周恩来和叶剑英（十八集团军参谋长），还有四个高级参谋，即李涛、聂鹤亭、张经武、边章五。时任长江局书记的王明曾口占一联：“一门两中将，三楼四参谋。”另外，受国民政府之邀，郭沫若于1937年9月出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军衔少将。叶浅予在回忆录中写道：“1938年我在武汉参加郭沫若的军委政治部第三厅，我的军衔是中校，郭沫若和田汉都是少将。”不过，他们当时是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职，所以他们的军衔不属于八路军、新四军的军衔。
佩戴中将领章的周恩来
第十八集团军中将参谋长叶剑英
抗战初期，为了方便与国民党军打交道，在国统区的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有过军衔。如《毛泽东选集》中提到的在1939年6月12日“平江惨案”中被国民党军杀害的新四军平江通讯处主任涂正坤、副官罗梓铭，军衔分别为上校和少校。
伍修权将军回忆八路军兰州办事处迎接从苏联回来的同志：“我们马上把他们安置下来，然后给他们发八路军的军衣和符号，还给每人起一个假名字。根据各人的年龄和身份，每人安上个适当的军衔和官职，最小的给个少尉，也有中尉、上尉，最高是少校，因为我自己当时挂的是个上校军衔。”
张震上将在回忆录中提到：“（1937年）8月30日，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在太原成成中学正式挂牌办公。彭雪枫以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驻晋办事处主任的身份进行公开活动。我以八路军总部少校参谋的身份，负责联络、接待工作，并兼任办事处总务科科长。……八路军少将高级参谋边章五也在这里。……国民党军的军衔、标志，是要自己到街上去买的，回来报销。我那时不知道军衔如何佩戴，便问商店老板。他很吃惊，说：‘当官的自己还不知道？’我也就不好再细问。”
彭雪枫任八路军总部少将参谋处长、驻晋办事处主任时穿过的少将服装
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上等兵胸章
此外，抗战初期和抗战胜利后，八路军、新四军曾两次酝酿实行军衔制度，由于受当时战争环境和物质条件的限制，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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