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剧场终于逐渐恢复工作。在疫情跨越国境，“家”生存日益成为现实的今天，剧场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在直播中说：“剧场是20世纪留给我们的最后公共空间，是我们出家、离家出走、与他人共享的空间。”看电影是一次很不寻常的经历。我们“集体一个人看电影”，我和你坐在一起，但我一个人在看电影。这是独特的电影经验，也是共同的社会经验。" "

意大利电影《天堂电影院》 (1988)剧照。

张艺谋短片《看电影》 (2006)剧照。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是政治的动物”指出了比私生活更好的城市公共生活，人只有在公共生活中才能过上好生活。公共空间代表人与人的相遇，借用正动理论，身体上的相遇可以实现观念的获得。因此，公共空间形成了我们的集体情感和共同记忆，使我们能够从身体出发，从情感中认识到我们所在的世界。

世界著名建筑师理查德罗杰斯的《建筑的梦想》重译本最近出版了，在这本书中，他从一位建筑师的角度思考了公共空间的重要性。罗杰斯在这本书中详细描述了他对建筑设计的认识、他坚持的设计理念以及人与建筑的关系。这也是理查德的自传，充满了他对当今世界、民主、社会和公民的想法，以及他对环境正义的看法。

他在后期写道：“我对大城市、建筑和公共场所的热情、对教育和公民权利活动的信念、对文化和食物的爱好、对家人和朋友的爱。”“所以这些和建筑物有什么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个错误的问题。我从没想过只写一本关于建筑的书。这其实是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和更好的社会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是建筑是我选择的职业，建筑的文化和实践是创造社会不可缺少的要素。它旨在创造人类栖息地——，从个人的家到整个城市。正如我在书开头写的那样，好的建筑带来文明，坏的建筑带来愚昧。”

以下内容摘自出版社授权出版的《建筑的梦想》一本书。

《建筑的梦想》，[英国]理查德罗杰斯，理查德布朗，张汉译，南海出版公司，2020年6月。

原文作者| [英国]理查德罗杰斯理查德布朗

统合，吴俊熙

“公共空间是城市的肺”

无论是胡同还是宏伟的欧洲广场，没有什么比在充满活力的公共空间散步和停留更让我高兴的了。公共空间是属于所有人的地方，是公共生活的舞台。公共领域是我们作为社会动物生活的核心。朋友和陌生人在这里见面，交换货物和思想，还包括表达权利。

公共空间是城市的肺，是社会的表现和民主的力量，是各种活动和各个阶层、信仰和种族不同的人的聚集地。无论是纽约的祖科蒂公园、塔克西姆广场还是开罗解放广场，公共空间都是人们聚集在一起讨论、展示和要求改变的地方。哥伦比亚时代以来，广场一直是墨西哥城市民生活的中心。所有议会大楼外都要有市民集会的地方。英国政府试图将示威者驱逐出议会广场，这是非常尴尬的。

一个城市将因对公共领域的报道、公园和河流的处理而文明。我们访问外国城市时，就像我们访问私人住宅时注意到外墙和内部结构一样，留下记忆的地方就是这样的地方。我们不能孤立地观察建筑物本身，要结合对城市景观的体验，体会建筑物是如何与地形、框架结构、城市规划等诸多因素结合在一起的。我喜欢走在狭窄的小巷里，玩阳光在建筑物、人行道和行人之间产生光影的游戏，突然出现有耀眼灯光的广场的场面。

好的建筑应该力求精心设计公共空间，构建舒适的框架和内部结构，令街道和广场也成为可供居民们使用的没有屋顶的起居室。但在如令的市场经济环境中，经济适用房和公共空间不断受到威胁，逐渐被侵占，这是十分不人道的。建筑师和他的团队、当事人和城市规划师们都必须捍卫这些空间，保护这些空间对城市文明的积极影响。

在战前的孩提时代，我最早的记忆就是从位于的里雅斯特的外祖父的房子里向外眺望。对面是一家咖啡馆，每天早上七点左右他们就会开门，在外面摆上桌椅，然后有个人会走过来坐下。他是一名会计，咖啡馆外面的人行道就是他的办公室。我觉得这是一份理想的工作:你享受了食物和咖啡，你的顾客和朋友们也会来这儿找你。在马拉喀什巨大的德吉玛广场集市，以及印度的一些城市里也一样，那里的职员会带着打字机坐在外面，填写表格和信件，完成客户要求的工作。公共空间或大或小，或嘈杂或安静都反映了市民的价值观。希腊和罗马文明的公民精神就集中体现在了古希腊的阿哥拉市场和古罗马的公共集合场所上。随着居民的定居点逐渐转变成城市，他们日常活动（从商品贸易到洗衣服）的场所就成了公民生活的中心。

被侵蚀的公共空间

二十世纪，公共空间遭到了两个敌人的攻击。城市的圈占用地将曾经的公共场所变为私有，取而代之的是为了满足消费和利润最大化而建成的“开放的”混乱街道，千篇一律、功能单一的区域对那些拥有足够多的钱、合适的衣服或“正确”肤色的人来说，这些地方保障了他们的安全，并具有排他性。一九八三年，我第一次去休斯敦，那时我们受委托要在那里设计一个新的购物中心。在得州炎热的夏季里，富人从空调房里进入有空调的汽车里，然后进入有空调的地下购物中心，门口配有安保人员。穷人则生活在一个平行的世界里。在炎热的街道上，到处都是无家可归的人，街道也并没得到维护。

这种对公共领域的忽视是加尔布雷斯对私人财富和公众悲他生活的分析的典型体现：社会不公已暴露无遗。即使是伦敦，从我一九三九年第一次到那里以来，它已经改头换面，但一百年来，我们只新建了一座大型公共公园，而且是因为举办奥运会而建，与此同时，肯辛顿和贝尔格拉维亚的花园广场仍被锁着，除了业主、保姆和孩子之外，其他人都无法进人。在肯·利文斯通当上市长后，我曾主张改变这种局面，但毫无效果。

汽车是公共空间和整个城市的另一个敌人。它摧毁了社区精神，侵蚀了公共空间，并迫使城市根据它的需求重新规划设计。公共空间慢慢变成了公路空间，人们见面的场所被建成了满足汽车需求的环路、环形交叉口、高速公路、停车场，这些都夺去了城市的灵魂。大型高速公路系统切断了社区，吞噬了土地，占据了像洛杉矶这样的大城市百分之六十的土地面积。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们经历的一场缓慢的革命削弱了汽车的统治地位，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而不是开车的人——慢慢占据了上风。在这场革命中，人们采取了很多简单的办法来重建平衡：拆除让汽车占主导地位、像羊圈一样将行人围起来的围栏，将人行横道修得高出路面，这样才能说明有权在城市里畅行无阻的是行人，重新设计道路，为骑自行车的人腾出空间。被市民评为最宜居、最令人愉快的城市，总是那些汽车的活动空间受到限制、市民们主宰新道的城市，这并不是偶然。

开始限制汽车占据的空间后，市中心重新焕发出了生机，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干净、更健康、更生机勃勃了。自动驾驶汽气车预计将在十年内普及，它将进一步改变我们的城市，减少伤亡，改变公共空间，提高生产力，创造新的产业。

德国纪录片《街市风景：建筑篇》(2017)画面。

丹麦建筑师扬·盖尔毕生致力于分析和理解人们使用公共空间的实际方式，以便建筑师合理地设计街道和公共空间。他的工作改变了哥本哈根。从黑尔本到圣保罗，许多城市的人们都在寻求他的建议，试图让他们的公共空间变得更人性化。二〇〇四年，他来到伦敦，调查了包括托特纳姆法院路、特拉法加广场和滑铁卢在内的街道和广场的剖面图，想厘清如何利用拥堵费为人们创造一个更好的市中心。 现在，伦敦的治理仍旧支离破碎，这意味着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得到了改善——扬对伦敦公共领域的治理仍然持批评态度——但他的建议帮助人们把争论的焦点从汽车行驶的公路引到了行人的街道上来。

借用理论家迈克尔·沃尔泽的话说，良好的公共空间是“思想开放的”：它并不试图去定义具体的活动，但可以适应任何事情——情侣见面，安静的哀悼，孩子们玩耍，遛狗，政治辩论，阅读，球类运动，示威，堆雪人，野餐，上运动课，打瞌睡。无论大小，良好的公共空间是以人为尺度的。

公共空间不仅体现了城市文明的一个方面， 它还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切实的影响。经英国建筑和建筑环境委员会研究发现，那些能在公园果散步或能从窗户看到绿色景观的人，比那些不能满足这些条件的人更快乐、更健康。

纪录片《贝聿铭的光影传奇》（2009）海报。

适合小小地球的城市：定义紧凑型城市

回顾过去的五十年，我认为我所做的最有影响的研究就是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紧凑型城市的。自从一九八六年“伦敦可能的样子”展览举办以来，我在一系列的讲座中逐渐发展出了自己对城市和建筑的想法。

一九八九年，我在皇家学会做了一场小型演讲，试图让大家了解现代建筑。我将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城市与没有灵魂的虚无之地例如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这样的城市进行比较，强烈主张优秀的现代建筑是对历史建筑的补充加强，而不会与之冲突。我呼吁人们更多地关注生态，呼吁政府给我们的城市更多的指导，而不是任由它们在自由市场中自生自灭。这些想法在我第二年参加沃尔特·纽赖特纪念演讲时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后来演讲内容被结集出版成《建筑:现代观点》）：我期待出现一种新的建筑，可以更好地与其使用者产生互动，作为一个共生的网络化社会的一部分，让艺术和科学服务所有人。我把未来的建筑比作飞机上的自动驾驶仪，可以监测和调整系统，并引用了迈克·戴维斯写的一段优美的关于未来建筑的话:

仰望被光谱洗刷过的外墙，它的表面是一幅瞬息万变、五彩斑斓的地图，抖动着从空气中汲取能量，它的图像起伏变幻，如一朵云掠过太阳般光影荡漾。寒夜降临时，这堵墙会合拢自己的羽毛，北面变白，南面变蓝，它闭上眼睛，但却没有忘记为午夜守门人留下一点光亮，为南边二十二层的情侣们留下一片美景，并在黎明前转为配比百分之十二的灰色。

一九九五年，我被邀请参加睿思演讲，一个以BBC创始人的名字命名的一年一度的系列广播演讲。对我的父母来说，我受邀出席睿思演讲是对于我学识的极高荣誉，远比我一九九一年获得的爵士头衔重要得多。

我是第一个主讲睿思演讲的建筑师，我的演讲内容需要清晰、引人人胜且易于理解。对现代主义演变的枯燥讨论并不能吸引广播听众。我和同事菲利普·古姆奇德简一起准备了演讲内容。里奇·伯德特提供了帮助，我的儿子本也帮了忙。本是优雅的思想家和作家，当时正在撰写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艾耶尔的传记，并且在伦敦地方当局和唐宁街十号。担任政策制定方面的高级职务，现在则掌管着伦敦的智库中心。我们在勒·柯布西耶设计的位于巴黎郊区的乔乌尔住宅扎营，这个地方当时属于彼得·帕隆博。我们决定从太空开始讲起，描述在第一颗卫星捕捉到的图像中地球显得多么美丽和脆弱。我谈到了我们城市丰富的文化历史，它们的创造力和力量，以及贫困、环境恶化和社会的异化，还有城市作为二十一世纪人类主要的栖息地而日益增强的重要性。

我主张建立新一代可持续的紧凑型城市，它们尊重城市的局限性，能够节约和创造资源而不仅仅是消耗它们。这种城市能够让人口密集聚居，用公共交通来连接这些聚居点，提倡步行和骑自行车，防止基于汽车导致的城市无序扩张。我将公共空间与人权、公民空间与公民价值联系起来，并谈到了城市环境应拥有解放和创造文明的能力，而不是制造隔离、剥夺人民权利的能力。我的结论是，这样的城市才是唯一能够应对我们所面临的环境和社会挑战的城市模型，比如应对气候变化——自从一九九二年里约热内卢举行地球峰会以来，气候变化已经登上中心舞台，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我谈到了我们为开发更环保的建筑所做的努力，谈到了我们未能实现的伦敦规划，以及技术将带来的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变革。

德国纪录片《伯姆：家族的建筑》 (2014)画面。

建立联系紧密、工作与生活一体化、社会高度融合的城市仍然是唯一可持续的发展形式。 对这一概念的精化和实现，是我的睿思演讲的核心，也是我与城市工作组以及肯·利文斯通合作的中心。现在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为了管理城市人口的增长，我们需要以良好的设计理念、社会包容度和环境责责任为驱动力，创建紧凑型城市。

在睿思演讲中，我使用的示例之一就是我们在上海浦东新区的规划，它体现了可持续城市所有的主要特点与公共交通节点相连的不同密度层级，所有人都可使用的公共空间，各类活动与功能的重叠，以及通过自然系统来减少能源消耗的城市形式。

一九九一年， 上海预计其人口将在五年内从九百万增加到一千七百万，于是市长决定开发黄浦江上的一个泪滴形半岛，它正对着外滩的十九世纪商业街，将被打造成一个容纳百万人口的新兴卫星城市。这一计划的规模之大令人难以置信。构建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简直就像从头开始建造曼彻斯特。

作为一个港口和贸易站，上海一直比中国其他城市更加开放，但一九九一年的上海还是相当封闭。在外滩的西式建筑后面，是一片又一片的住宅区，而浦东半岛本身被质量低下的作坊和临时居住区所占据。与城市其他地方相隔绝。

上海现有的规划极度偏向于以汽车城市为模板，像是中国版的洛杉矶：一片片单一且孤立的区块被双层和三层的高架公路所分隔，行人只能使用地下通道和人行天桥，缺乏公共空间或公民中心。这被视为现代化的表现。我第一次见到市长的时候评论说，城里的人几乎都骑自行车。这其实是一种赞美。“别担心，罗杰斯先生，”他回答，“到二十世纪末，我们将禁止自行车通行。”

我们的规划由劳瑞·阿伯特主导，与奥雅纳公司合作设计了一个多功能的放射状区域，通过新的地铁线路与上海市中心相连，同时还拟建一个本地的轨道交通系统。就像波茨坦广场一样，一个巨大的公共空间将成为新开发项目的中心，任何人步行到这个中央公园或河边的其他公园都不会超过五到十分钟。六个轨道车站将构成密度最高的交通枢纽，而该区域内的大部分人出行只需要靠步行或骑自行车。在整个开发项目里，公寓、办公室、商店、文化中心、学校交叉在一起，形成了一系列如重叠的波浪般的建筑群，每一座建筑都可以充分利用日光，并享受到凉爽的自然风。使用这种天然的采光与散热系统，再加上它的交通策略，这里的能耗将比普通的市区低百分之六十。

上海浦东半岛规划图。

该项规划并不是一幅精确的蓝图，而是一个促进该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布置，旨在应对气候变化对传统城市规划带来的挑战。到现在为止，这项规划仍然是我们准备过的最强大的规划之一 ，帮助我们在实践中明确自己的城市规划思想，并为可持续发展的多功功能城市建立了一个模板，这个模板可以应用到不同的环境。但上海的规划却陷人了困境：市政府一再向我们保证，它正在被实施，但唯一被实施的只有放射状区域的规划。我们提出的详细的聚居规划和交通策略都被忽视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圈由繁忙的多车道高架公路相连 接的古怪的办公大楼，一个小公园则被困在了这个环形区域的中心。

原文作者｜[英]理查德·罗杰斯 理查德·布朗

整合丨吴俊燊

编辑｜罗东

导语校对｜王心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