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岁的张川硕士毕业了。她的世界已经22年没有白天和夜晚，没有光和色彩。
此前，她以初试、复试均为专业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安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2020级学科教授(音乐)专业硕士研究生院，成为安徽省通过全国研究生招生考试的第一位视力障碍研究生，也是全国第一位音乐系教授专业声乐方向的视力障碍研究生。
两年来，对于张晨来说，更像是一个“Kin”。在此之前，她是安庆市特殊教育学校的音乐老师。毕业后，她将带着更好的教育理念、更新的教学方法和全国第一个视障声乐硕士学位再次回到那里。
对她来说，这个证书的意义不是证书、硕士帽，而是理想、抗争、包装的石头。她想让学生知道，盲人不是只能学按摩，不是只能读特殊学校，本科也不是他们的天花板。他们可以超越自己的极限，脱离社会的眼光，争取自己更好的未来。
6月16日研究生毕业典礼上张晨和父母、丈夫的照片。回答者公岛
以下是张晨的自述。
换一种形式“看”
“学生”和“老师”这两个角色在我的人生中相互交织，彼此也是注脚。
13岁的时候来到眼镜特教学校，我正在经历人生中的第一次“巨震”。我从小就有弱视，视力只有0.3左右，但能写字和看书。小学六年级的一天，我眼底充血，视网膜脱落。走在上学的路上，突然眼前变得模糊，好像起了大雾，眼前的人和事物都只剩下一个轮廓。这样持续了三天，轮廓也消失了。
我首先想到的不是，我以后的生活该怎么办，而是，如果我父母知道这件事，他们该怎么忍受。我试图隐瞒他们，但那天晚上一回家，他们就立即发现要带我去上海做手术。我们坐飞机去，找到了当时全国最好的医院和最好的医生。但是手术没有成功。视网膜卡住了，但视力一点也没有恢复，我从此失去了光的感觉，再也分不清白天和晚上了。
我本来是个很活泼的孩子，但突然觉得手脚被捆住了，哪儿也去不了。无论去哪里，做什么事，都必须向别人求助。我开始害怕，感觉人生没有出路。
当时在整个城市唯一的特殊教育学校，我遇到了我后来的班主任。这位班主任对我影响很大。我记得一个细节。他并没有说“摸书”，而是说“看书”。他自己可能也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差异，但对我来说，这件事的感动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当时觉得自己失明了，从此与“你看”一词无缘。但是他一直传达给我们的是这种观念。“你只是换一种形式看，换另一种媒体看。(约翰肯尼迪。)
改变我人生的另一件事是音乐。我从小就很喜欢音乐，特别有乐感。父母说我小时候是特别闹的孩子，怎么哄都不行，但是放了音乐，我就安静了。一岁多的时候，我开始模仿歌曲，据说模仿的音调和节奏都是正确的。
刚刚失明的时候，我每天都很烦躁，有一次偶然听到德彪西的《月光》，它就像柔软的大手一样一下子稳定了我。当时特教学校还没有音乐老师，我定期去省城学习音乐。两周一次，从眼镜到合肥坐公交车需要4个小时，往返的话需要8个小时。
尽管学钢琴对我来说变得困难了，但我的心跳了起来。从这个音到其他音，我要一个一个地摸，找到音和音之间的感觉和距离。别人可以一边看乐谱一边演奏。我要先把乐谱完全背下来，在钢琴上找到每一个音和每个和弦之间的关系，然后双手合在一起，再一小节一小节的位置。这种过程反复无数次后，才能演奏完整的曲子。
在安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学习期间，张川与学院老师交换了音乐。回答者公岛
我的声乐启蒙老师也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她让我感受到音乐带来的“色彩感”。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正在唱《教我如何不想她》这首歌，我记得“天上飘着一点云，地上吹着微风”。唱这句话的时候，好像我面前真的有风，云飘在天空，头发一点一点地飞起来。我意识到原来音乐能让我打开另一扇门。
上了几次声乐课后，我获得了全国校园歌手大赛的银奖，和普通学生一起比赛。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2002年，初二还没有结束。学校教导主任知道我有音乐的特长。请告诉我以后可以上大学。长春大学的音乐系是招收残疾人学生。我去了。我不认为能通过考试，就去试试，看看到底能考什么。结果很意外。我通过了考试，当时获得了全国第一名。
"事实证明这是平等的。"
毕业后，我回到母校安庆特教学校当音乐老师。
我自己是视障者，我知道我的学生需要什么。我知道他们有什么样的期待，有什么样的渴望。受到当时那位声乐老师的影响，我想，视障者长期被关闭了视觉的“大门”，但训练出了很强的听觉和记忆力。我的音乐课可以以听觉为主，其他感官为辅，连接起来，构成一种通感，从而更好地通过音乐，感受这个世界。
一些学生完全没有看见过这个世界，他们不明白什么是颜色。但是有时，他们会告诉我：“这段音乐，让我感受到了白色。”我问，你是怎么感受到的？他说：“你告诉过我，白色是纯净的，圣洁的。我觉得这段音乐就是这种感觉。”这给我很大的惊喜。
孩子们想象力可丰富了。有的说这段音乐让他们想到了棒棒糖，有的说那首歌的前奏让他们感受到了草的绿色，晶莹剔透的露珠。即便以后没有当上音乐家，至少他们能够感受到生活当中的美，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他看不见，但他可以从其他的地方得到一些补偿，知道这个世界是多彩的。
后来，我发现喜欢音乐的视障孩子很多。不满足于只上音乐课，我组建起了课余合唱团。一开始，合唱团里只有七名同学，是七个女孩子。有一天，一个学生唱起了《七色光》。唱完了，她突然说，七色光有七种颜色，我们每个人就是一种颜色。我说，音乐中有七个音符，你们每个人也是一个音符。“七彩旋”，这就是我们合唱团的名字。
在安庆特殊教育学校音乐教室，张晨正在给视障学生上音乐课。受访者供图
后来，我们这个合唱团不断壮大，开始参加一些活动。有一年，当地举办了一个合唱比赛，经过争取，我们也参加了。同学们都很振奋，想拿到一个好成绩。那时候，他们除了上课，几乎都在唱歌。在食堂唱歌，在厕所里唱歌，在跑步的时候唱歌。他们真的做到了，在比赛中，他们也唱得很好。
但我没有想到的是，比赛最后现场亮分，我们学校不报分数。等所有学校领奖结束之后，我们才拿到了一个特别奖。
那一刻的感觉，真的很难形容。我以为我的学生不懂，其实他们都懂。一个很小的小朋友跑来问我：“老师，什么是特别奖？是我们表现得不好吗？”还没等我回答，另一个学生又问了：“老师，是不是无论我们唱得好不好，结果都是一样的，只能拿特别奖？”
这个问题问得我心里好沉重，我回答不了。然后，第三个孩子问我：“老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还要参加比赛？”
我很能理解他们，因为我也是这么过来的。我从小参加过各种各样的比赛，获得各种奖项，最让我深恶痛绝的，也是这种“特别奖”。这代表什么？真的说不清楚。我不能否认主办方的好意，可是我们需要的不是这样的好意，我们需要的是平等参与的机会。
我只能跟他们讲，请你们相信我，下一次如果还有这样的比赛，我向你们保证，不会再有特别奖，好吗？
我们用了一年的时间来准备第二次比赛。在比赛前夕，我找到相关负责人，希望能够按照我们本来的水平打分。是什么样，就发什么样的奖。哪怕确实是唱得不好，可以没有奖，但不要特别奖，可不可以？他们同意了。
我们又去参加了合唱比赛。这一次，无论从情感表达还是技术层面，我的学生表现都非常棒，得到全场的最高分，拿了一等奖。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因为他们知道了，原来努力是可以被认可的，原来这就是平等。
2021年7月1日，在安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举办的建党100周年原创音乐会中，张晨自弹自唱了歌曲《我爱你》。受访者供图
和普通人一样去追梦去恋爱
但是，当老师也会遇到无能为力的情况。
我有一个学生，是女孩子。她很好强，想学音乐，以后考大学。我就教她弹钢琴，教她声乐。我跟她说，去读书吧，多读书，一定是没有坏处的。可是有一天，她的家长来找我，一见面就破口大骂：“谁让你教她音乐的？学音乐有什么用？能当饭吃吗？”他们说，读什么大学，只要女儿学个推拿，赶快出来赚钱，以后找个人嫁了就行了。
在对待这些问题上，我是一个特别无能的人，我一点都不知道该怎样应对，也说不出任何话。我在想，我是不是真的错了？我究竟应该怎样引导这些学生？教育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让他们学习更多的知识，有更多的机会去深造。可能在很多人眼里，我是不现实的，因为不能赚钱。
可是如果视障者一直都是这样，除了做推拿，没有其他可能性的话，我觉得太悲哀了。我们的希望在哪里呢？但我的内心告诉我，可能会有很多非议，很多伤害，但还是应该这样做。
好在这个故事还有后续。2019年左右，这个学生的家长可能看到孩子真的很执着，也没有那么反对她学音乐，慢慢默认了。她又回到我这里，继续学音乐。现在，她要考大学了，想考音乐专业。比起我上大学的时候，她现在有了更多选择的余地。
2020年，我工作已经有14个年头了。我发现，我的学生们都觉得，对于视障人群来说，读本科应该是天花板了，没有想过是不是还能够再走得远一些。
我在想，能不能做一个先行者，让他们看到自己身上更大的可能性。也是在那个时期，我强烈地感觉到，自己似乎一直都在输出。我希望有一个系统性的学习和提升，这样才能给学生带去更好的教学理念，更新的教学方法。
这些年，我们也看到制度环境在变好。根据《平等、参与、共享：新中国残疾人权益保障70年》白皮书，2017年，融合教育首次写进《残疾人教育条例》。《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和《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2020年）》等文件均提出全面推进融合教育，让我们这些障碍人群回归主流，跟普通的学生一起学习。我不能满足于待在特殊教育的“舒适区”里，我要跳出去，和普通学生一起考试、上研究生。
张晨正在阅读盲文乐谱。受访者供图
我一边工作一边备考，那个时候是最辛苦的，一直在“见缝插针”，利用所有碎片时间。我的闹钟定在4点45分，起床大概5点左右。我会一边洗漱，一边听政治课程，就这样听着去上班。我家离学校特别近，下楼，拐个弯，走几步就到校园，我自己可以过去。到办公室以后，一般是5点半左右，我会学一会儿英语。到了7点，就要开始备课了。
就连课间10分钟也被严格计划好，可以用来背两个单词，或者看一道题。我上课的教室在5楼，我的办公室在2楼，在那段路上，我会回顾一下早上看过的内容。中午去食堂买完饭，总是一边听课，一边吃饭，吃完饭就开始学习专业课。
那时候我非常希望有一个整块的时间，总是怕事情做不完。尤其是冲刺阶段，一直到考试前十几天，政治时事的学习资料才能出来。我看不见，我先生就给我念资料，用录音录下来。我要一点一点把资料用盲文抄写一遍，然后才能开始复习。那时候我总是很焦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学得完。
这条路很艰难，好在最后，我考上了。我选择声乐专业，是因为我想到了那位老师。多年过去，我仍然清晰地记得那一天，我是怎样第一次从音乐中感受到了色彩的流动，怎样从此过上了更宽阔的人生。
现在我毕业了，时间过得真快。回想这两年，我真的觉得很温暖，也收获了很多。还记得复试的时候，正值疫情期间，只能线上考试。安庆师范大学的老师专程来我家，为我调试好设备。放榜后，校领导亲自给我送来了录取通知书，祝贺我被录取。
我很高兴除了试卷是盲文之外，其他流程都跟普通同学一样。公布成绩的时候，我的名字和所有的考生在一起。在那之前，安庆师大没有录取过视障研究生，我是第一个，但我融入在所有学生中，没有什么隔阂和障碍。我每天上课，唱歌，也参加了比赛，获得一些奖项。走在校园里，风软软地扑在身上，这些时光都如此宝贵。
张晨在安庆师范大学琴房练琴。受访者供图
我会重新回到安庆特教学校，继续做一名特教老师。我先生过去在中国导盲犬大连培训基地工作，是一名训犬师，我们因为导盲犬“fighter”（意为“斗士”）而相识。就在我入学的第二年，他也考上了安庆师范大学的特殊教育专业。认识我以后，他似乎对特殊教育有了一种“使命感”，觉得需要更多人去关注和从事特教事业。
安庆特教学校目前近70名老师，包括我在内，大约十分之一是特殊障碍人群。回想起在特教学校当学生的时候，一切都是从自我出发的。但当老师之后，关注的点是学生需要什么。他们需要的，其实不过是和所有普通人一样，去生活，去学习，去追梦，去恋爱，需要完全的平等，需要不再被视为“麻烦”和“异类”。这并不容易，但我相信只要走下去，总会走到那一天。
新京报记者 徐杨
编辑 刘倩 校对 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