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张爱玲

我自己有个恶俗的名字，知道那个俗不可耐，也不想换别的，但我对人命真的很感兴趣。

取人的名字是轻而小的创造。以前的爷爷，冬天把双脚放在脚炉上抽着水烟，给新添的孙子起了名字，叫他什么。

让他照亮门楣，他就是努力照亮门楣。叫他赵音，叫他胜调，他要时刻记住爷爷。叫他霍生，他的生命中6月池塘的颜色多了一点。

除了小说里的人，很少有人名副其实。(往往适得其反，名字表示一种需要和不足。)据说，每10个穷人中就有9个是金贵、富人和大刘。但是不管怎样，名字与一个人的外貌品性相吻合，引起整体印象。所以起名是一种创造。

我喜欢取别人的名字，虽然我还没有实施的机会。似乎只有父母和乡村书局才拥有这项权利。除了他们，还数了买丫头的老爷夫人和舞蹈女的大班。不幸的是，这些人往往漠不关心；因为有可能有帮助的例子，所以孩子都叫、李阿姨、三大家，丫头叫如意，舞女叫见面。

天主教神父和耶稣教牧师也给受洗的婴儿起了名字(可能是他们中最感兴趣的部分)，但他们永远无法脱离乔治、玛丽和伊丽莎白的社区。我曾经收集了200到300名英国女性通用的老字号，可能都在这里。有遗漏也不多。

因为习俗相互延续，必须在那些有限的民间传说和宗教史中选择名字，所以到处见到同名的人是多么令人厌烦的事情！

有一个古老的笑话：一个人翻《圣经》，想找到与众不同的名字。他得意地告诉牧师，他决定使用没有人用过的名字——撒旦(恶魔)。

回想我们中国人，整个王云五大词典都让我们搜索了代表我们自己的两个合适的单词，有这么丰富的选择范围，但还是有人愿意称之为秀珍。称之为午夜似乎是不可原谅的。(《宽恕》前情提要。)

恰当的名字未必新奇、优雅、大方，好处都在营造与身份完全相符的清晰氛围。

我喜欢看分类广告、球类比赛、贷款、小本贷款名单，经常在那里找到很多现成的好名字。比如“柴凤英”、“焦剑所”、“这中间有人，有人想唱吗？”不用说超节俭的申汉，柴凤英不仅是标准的小家碧玉，就像通俗的故事在她的名字里迟钝地移动。不久的将来，我想写小说，以柴凤英为主角。

有人说名字只是个符号，没有多大意义。纸上拥护这个主张的人很多，但他们自己也在使用精心抢救的笔名。

当然，这只是人之常情。谁不想出众？在理想化的未来世界里，市民们都像囚犯一样编号，除了编号没有其他名字，每个数字都脱不了其独特的帅气。

三三七帅，老二看起来很文静。张汉秀的《秦淮世家》里，调皮的姑娘叫小春，李春是她刻薄的妹妹。《夜深沉》里有忠厚的郑义华，还有两个期盼已久的田地姑娘。

符号运动虽然不能彻底实施，但却是合理化的反响。因为中国人的名字太复杂了。地上有奶名。

古人的名气相当大，不像现在这样用“可爱”搪塞过去。有名是大多数女性唯一的名字。因为不上学就不需要宏伟的“学名”。出嫁后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存在，成为了“掌门先生”。

关于女人的一切都带有秘密性质，所以女人的奶名也不容易告诉你。从时事中我们可以看出，新婚的女婿在人们面前叫妻子的外号被认为是唐突的，必须引起她的撒娇。

少年的学名，公文写在开蒙的卷轴上，然后当官，就被称为“官印”，只有军友才能唱。他还有比较洒脱的“字”，可以供朋友和平代亲属使用。他有另外准备不用的外号。

至于星星号，它更是无限制的。买一件得意的古董，换一个号码，把那个古董的名字插进去。搬房子，换另一个号码。捧一个女话剧，换另一个外号。

如果原来的名字是表示心态的话，为什么不能随时随地根据变化的心情移动名字呢？

《儿女英雄传》里的安公子有“东屋奶奶”和“西屋奶奶”。他为东屋将庭院称为“板香室”，西屋称为“东香室”。他自己签了“同伙老板”。安娜里看到了，大为不快，认为有风化、雪、月亮、游戏。

读到这一段，我们大都愤愤不平，觉得旧家庭的专制，真是无孔不入，儿子取个无伤大雅的别号，父亲也要干涉，何况这别号的命意充其量不过是欣赏自己的老婆，更何况这两个老婆都是父亲给他娶的！

然而从另一观点看来，我还是对安老爷表同情的。多取别号毕竟是近于无聊。

我们若从事于基本分析，为什么一个人要有几个名字呢？因为一个人是多方面的。同是一个人，父母心目中的他与办公室西崽所见的他，就截然不同——地位不同，距离不同。有人喜欢在四壁与天花板上镶满了镜子，时时刻刻从不同角度端详他自己，百看不厌。多取名字，也是同样的自我膨胀。

像这一类的自我的膨胀，既于他人无碍，何妨用以自娱？虽然是一种精神上的浪费，我们中国人向来是倾向于美的糜费的。

可是如果我们希望外界对于我们的名字发生兴趣的话，那又是一回事了。

也许我们以为一个读者看到我们最新的化名的时候，会说：“哦，公羊浣，他发表他的处女作的时候用的是臧孙的名字，在××杂志投稿的时候他叫冥蒂，又叫白泊，又叫目莲，樱渊也是他，有人说断黛也是他。在××报上他叫东方髦只，编妇女刊物的时候他暂时女性化起来，改名商烟婵。”任何大人物，要人家牢记这一切，尚且是希望过奢，何况是个文人？

一个人，做他自己分内的事，得到他分内的一点注意。不上十年八年，他做完他所要做的事了，或者做不动了，也就被忘怀了。社会的记忆力不很强，那也是理所当然，谁也没有权利可抱怨……大家该记得而不记得的事正多着呢！

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与我同名的人有两个之多，也并没有人觉得我们的名字滑稽或具有低级趣味。中国先生点名点到我，从来没有读过白字；外国先生读到“伍婉云”之类的名字每觉异常吃力，舌头仿佛卷起来打了个蝴蝶结，念起我的名字却是立即朗朗上口。这是很慈悲的事。

现在我开始感到我应当对我的名字发生不满了。为什么不另挑两个美丽而深沉的字眼，即使本身不能借得它的一点美与深沉，至少投起稿来不至于给读者一个恶劣的最初印象？仿佛有谁说过：文坛登龙术的第一步是取一个伟丽触目的名字。果真是“名不正而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么？

张爱玲的母亲于上世纪30年代中叶在法国

中国是文字国。皇帝遇着不顺心的事便改元，希望明年的国运渐趋好转。本来是元武十二年的，改叫大庆元年，以往的不幸的日子就此告一结束。对于字眼儿的过分的信任，是我们的特征。

中国的一切都是太好听、太顺口了。固然，不中听，不中看，不一定就中用；可是世上有用的人往往是俗人。

我愿意保留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为一种警告，设法除去一般知书识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积习，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

话又说回来的。要做俗人，先从一个俗气的名字着手，依旧还是“字眼儿崇拜”。也许我这些全是借口而已。

我之所以恋恋于我的名字，还是为了取名字的时候那一点回忆。十岁的时候，为了我母亲主张送我进学校，我父亲一再地大闹着不依，到底我母亲像拐卖人口一般，硬把我送去了。

在填写人学证的时候，她一时踌躇着不知道填什么名字好。我的小名叫煐，张煐两个字嗡嗡地不甚响亮。她支着头想了一会，说：“暂且把英文名字胡乱译两个字罢。”她一直打算替我改而没有改，到现在，我却不愿意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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