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1日，我收到了“陈水武乡公益”秘书长、前杭州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队长余伟民的消息。

“法老队长徐英今天上午10点在医院去世，享年92岁。防疫要求，简化葬礼，不举行告别仪式，表示哀悼！”

一个月前，在他家，我和他握手说“你好”，他的手很有力，那握手的力量至今还在。

到目前为止，解放最久的杭州刑警在杭州刑警界有一个传说中的名字——阿帕队长。

2021年末，我在阿帕队长家听到窗外地铁建设的“隆隆”声，听到了半个世纪前的故事。

92岁的阿帕队长生前最后一次留下照片，是在接受作者采访时拍摄的

他拿着扁担挑了一双布鞋，一个是米袋，另一个是被子，一天100里，足足走了4天4夜

1949年5月3日，杭州市解放，10月1日新中国宣布成立，等待百废兴的国家正是用人的时候。

当时，杭州民政局长给川大县的老朋友唐应川发了一封信，邀请他担任杭州市公安局《公安报》主编。唐应晨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的屋顶中学担任狱警兼毕业班主任。

唐应天收到信后犹豫不决地答应了，还推荐了自己培养的初中、高中毕业生。其中他最得意的学生是高中班班长——徐英法。

1950年2月10日，唐应川老师带着27名学生出发去杭州，大部分学生乘坐长途汽车，徐英法和其他5名同学感到遗憾，大家约定聚集在他家一起散步。

徐英法，同学们都喜欢叫他“疼”。他的家乡在天台县白鹤镇，全村是徐某，从小相识，两家人共同负担他上中学的学费。

他很节约。出门的时候，身上一元钱，一双鞋，拿着扁担，一个是米袋，另一个是被子，里面包了几件简单的衣服，每天走100里路，和几个同学整整走了4天。

2月15日，阿帕瓦同学向杭州公安局报案，成为第一代新中国人民警察。

不久，“50式”第一代中国人民警察制服就下来了。

衣服分为两个季节。分为干部服和民警服。警服的胸前有布徽章，长方形的白布胸章上到处是红盒子，中间印有红字“中国人民警察”。民警服装的左侧衣领根据警钟，以“治疗”、“家具”、“交往”、“牛”为前缀，加上警号。

阿帕当年刚满20岁。70年后的今天，老人回想起自己换上这个行头的时候，说：“自己看的话都很得意！”说。

50式警服的各种标志

电视剧《无名卫士》剧照穿着50式警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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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光荣时代》剧照，讲述的就是第一代人民公安为捍卫新中国政权，全力维护社会稳定的故事

27位进入杭州公安队伍的同学中，一直留在警察队伍中的只有3人

阿法先被分到当时的新宫桥派出所（河坊街一带）当户籍警员，属于上城区公安分局。

当时，杭州有上城区、下城区，还有中城区，辖区从岳王路到环城西路。

阿法分到的片区是“断河头”（即为现在的“五柳巷历史街区”一带）。杭州河坊街东段有座桥，叫斗富一桥，东河流到这里就断了，所以此地被人叫作“断河头”。

当时，清泰街、草桥门那住满了农民，站在吴山顶上一看，望江门外都是搭建的草棚，西湖里淤泥堵塞，芦苇丛生，靠插竹竿标出航道。

1949年的西湖边

更麻烦的是，阿法他们这批新户籍警员的任务是要摸透这座城市角落，还要抓小偷、抓特务、剿土匪。每次晚上巡逻、查旅馆，阿法都会背着一把冲锋枪，以防万一。

不久，阿法被调到城站派出所管“福缘巷”一带，那里的情况更复杂，在他辖区里有个特殊的地方——“城站”，就是杭州火车站。

杭州火车站，是杭州城近现代历史上的一扇门户。杭州火车站的前身叫“清泰站”，是一位杭州萧山人牵头建起来的。

1898年，浙江省成立了“浙江全省铁路有限公司”，推选杭州萧山人汤寿潜（近代著名实业家、辛亥革命时被公推为浙江军政府都督）为公司经理。他顶住压力，从杭州闸口起，经南星桥、清泰门、艮山门的城墙外到拱宸桥修建了一条江墅铁路支线，全长16.135公里。“清泰站”成为当时中国最早一批建设的火车站，标志着杭州进入铁路时代。

1919年，孙中山提出中国铁路构想后，杭州站第二次重建。1942年新建的杭州站采用日本奈良时代（公元710年-794年）的建筑风格，大屋顶、绿色琉璃瓦、清水墙体、斗拱飞檐，檐角上挂有4只铁铃，成为杭州当时的标志性建筑，一直沿用到1997年。

1942年的杭州站

20世纪80年代的杭州站

阿法高中毕业，在当时的警察队伍里算学历高了，加上他工作出色，不久就升任正式的办事员，干的还是事无巨细的片警工作。

跟阿法一起入警的天台同学里有一个叫鲍明道的，边工作边读书，他被分在当时中城区公安分局下面的马市街派出所，立过三等功，可他一心想考大学，1952年，情急之下，不辞而别，很快就被抓了回来关了禁闭。

同学们听说了，想为他求情，以唐应晨老师和班长阿法为首联名写了一封信，证明鲍明道完全是读书心切，没有别的目的。组织上了解情况后，给予谅解，没有追究。后来，鲍明道应国家建设需要调干，去了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后成为地质部重要的苏联专家翻译。1961年“五一”劳动节，他受邀去人民大会堂赴宴，与周恩来总理握手，当了他的临时译员，后来成为福州大学教授，这些都是后话了。

当年27位进入杭州公安队伍的同学中，一直留在警察队伍中的只有3人。一位叫杨晓峰，早已去世。1951年左右，公安部在成都组织培训了新中国的第一批刑事技术化验员，他是其中之一，他也是杭州刑事技术化验领域的创始人。另一位叫老彭，默默无闻地当了一辈子民警，终身未婚，也已经离世。

阿法当刑警当了一辈子，名气响当当，很多杭州资深的民警都知道：当年上城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有一位 “阿法队长”。

那件染上血迹的血衣，被他放在城站火车站寄存处的一个柜子里，也还在。

当了几年片警后，阿法就调到治安股做代股长，一个股包括他就三个人。两年后，杭州市公安局刑侦科陈顺来调到上城区公安分局后，牵头成立刑侦组，抽调了几个人，其中就有阿法，这个刑侦组虽然设在分局，却属于市局管。

阿法回忆说，当时被选到刑侦组，成了一名刑警，感到无比自豪。说起来，阿法与刑侦工作也是有缘，在城站派出所时，当时的所长给他一本《侦查学》，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公安学院出版的，他翻来覆去地看，书都被他翻起了褶。

刑侦组成立后，刚开始办的都是些小案子。直到上世纪50年代末，北高峰上发生了一起大案。

北高峰上山之路曲折盘升，树木葱郁，溪水潺潺，在一处水潭边，游人发现一位老人死了，头部被人用石头砸得血肉模糊。

四天前，杭州环城西路有一户人家报警，说是上海来旅游的一位亲戚独自去北高峰游玩，一去不返。

死者姓候，63岁，从上海来杭州旅游，暂住在亲戚家。老人皮夹里的钱被抢走，只留下了身份证。那个年代命案并不多，何况是外来的游客被杀害在著名景区，社会影响很大。

被害人的儿子解放前在上海做地下党员，解放后，在国家煤炭部工作。中央也十分重视这个案子，杭州市公安局抽调了全市二十多位刑警组成专案组，阿法也参与其中。

那个年代，破案的最大“法宝”就是走群众路线。刑警们靠两条腿、一张嘴，凡是命案发生当天无论是本地还是外地的，只要到过北高峰的人，要全部排查出来，再一个一个去走访调查。

一位来旅游的华东师大女学生反映，那天她看到有个老人在水潭里洗手，有个比较年轻的人站在他身后。又有一位“天外天”饭店的服务员反映，那天在店里看到过老人与一个年轻人一起吃饭，两人聊得很投机。

年轻男子很可疑，他是谁？

杭州大大小小的旅馆成为调查主要范围。阿法走访到湖滨路一带的“中华饭店”，服务员说那天晚上有个年轻男性入住，次日没付钱就走了，他登记的名字叫“顾某新”，来自上海。

当时，杭州市公安局分派了几组人马，每人发了厚厚一本“书”，里面是案发当天所有到过杭州的外地旅客姓名及联系方式，大家分别赶往上海、南京、金华、江西等地调查。阿法被指派去了上海。

到了上海，杭、沪两地警方马上联手组了一个工作组，上海的组长姓端木。阿法骑一辆自行车骑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以至于后来他对上海的马路了如指掌。

他找到顾某新家里，没想到顾某新竟是一个瘫痪在床多年的病人，案发时，他不可能去杭州。

这说明，有人冒充顾某新。是谁冒充他？应该是他认识的某个人。阿法与战友们开始逐一排查顾某新的所有社会关系。

可是，顾某新的亲友逐个问询下来，都不具备条件。他们又把他以前工作的船厂职工名单调出来，共有240多人。他们花了半年时间，就在大家几乎绝望时，从大海里捞到了那根针！

许多年前，顾某新曾带过一个徒弟，叫王某良。

王某良在造船厂当了三个月学徒后，进了当时的上海市黄浦区公安分局工作。但后来，他因历史原因被“发配”去原“白茅岭”劳改农场。

阿法就顺着这条线索找到了那个农场，发现王某良竟然已经“失踪”很久了！他心中隐隐激动，刑警的直觉告诉他，北高峰命案的凶手就是他！

他们找到王某良在上海的家里，王母又害怕又哀伤地拿出一封信，阿法一看，倒抽一口凉气。

这是一封绝笔信。

信中说，当母亲看到信时他已在外地服毒自杀，不用替他收尸，自己对不起母亲的养育，就当没生过这个儿子云云。来信地址是湖北武汉的一家旅馆。

通过笔迹对比，确定在“中华饭店”冒名登记的人就是王某良，他现在在哪里？

阿法马上与武汉警方取得联系，对方答复说在当地一家旅馆是发生过一起自杀事件，但人被救了下来，审查记录上，他自称孤儿，名字叫王志文，后来被民警送去了遣送站。

事情有些扑朔迷离。阿法与另一位同事，两人两把枪，从上海再赴武汉调查。两人到武汉遣送站暗访，发现这个自杀未遂的“王志文”因为有文化、有能力，并没有被遣送走，在短短的时间里摇身一变成了遣送站里的管理人员。阿法拿出王某良的照片进行比对，确认这个“王志文”就是王某良。

面对如此狡猾的嫌疑人，阿法决定智取。

他们换上制服，拿着遣送站人员名单，走进遣送站，说要例行公事点名。一个一个名字点过去，轮到“王志文”时，阿法突然目光如电盯着他大喊一声：“王某良！”

“王志文”触电般吓了一跳，下意识地应了一声：“到！”阿法他们立即给他铐上手铐。

从武汉沿长江返回上海，要坐一天一夜的轮船，王某良缄默不语，进了上海看守所后依然拒不招供。关了三天，杭州警方派人，准备将他押送回去，他突然对警察说：去了杭州就没命了，能不能最后让他见一面母亲。

阿法他们知道，他要开口了。

经过审讯，王某良供认不讳，那件染上血迹的血衣，被他放在城站火车站寄存处的一个柜子里，也还在。

一名曾经的公安干部，在行凶前与老人在饭馆相谈甚欢，他为什么要在风景如画的北高峰投石杀人呢？难道为了钱包里那一点零花钱吗？

王某良交代，他被发配到农场后，心存怨恨，想报复社会，从劳改农场逃出后，跑到杭州作下此案。杀人后他极度恐惧，逃往金华，又入江西，再到武汉，倒是没有再做别的案子。在武汉旅馆中钱已用尽，穷途末路，打算服毒自杀。被救后得以在遣送站落脚，改了名字，幻想着自己或许重获新生。

北高峰命案，杭州警察追凶半年，集体立功，亲手逮住凶手的阿法也因此在杭州警界声名大振，那年他不到30岁。

这起未破的旧案，如今说起他还带着遗憾，“死人和活人都是浮肿的”

1956年夏季，全国的警察都换上了“55式”警服，上衣为白色和草绿色，裤子藏青色，平顶大檐帽，也就是电影《今天我休息》马天明穿的警服。1958年，警服更新为“58式”警服。

电影《今天我休息》剧照，马天明身穿的警服就是55式

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贫穷也滋生着罪恶。

余杭塘栖镇有个运河小码头叫武林头，浮上来一具已经腐败的尸体。经勘查，这是一起抢劫杀人案，死者来自义乌，来杭州卖三件自制蓑衣，遭人抢劫杀害。

杭州公安组织了一个专案组。阿法是成员之一，专案组分侦查员、船工、联防队员（即为辅警的前身）共8人，弄了两条小船，吃、住、行都在船上。塘栖是京杭大运河流经的重要城镇，他们撑着两条船沿着运河两岸，一个码头一个码头地走访调查。

他们带出来的粮票非常紧张，更别说下饭菜了。拿着杭州市公安局开的介绍信，才能到蔬菜公司买菜，可是根本无菜可买，只打回来一脸盆霉豆腐，他们天天吃霉豆腐，有时候还忙得顾不上吃饭。

老话说“人有三苦，撑船、打铁、磨豆腐”，船上生活并非十天半月，大家撑着两条小船上在运河漂泊了半年，从酷暑熬到严冬，劳累、饥饿加上长期营养不良，最后所有人都得了“浮肿病”，案件丝毫没有进展，只能鸣金收兵。

这起未破的旧案，92岁的阿法队长依然印象深刻，如今说起他还带着遗憾，“死人和活人都是浮肿的”，无奈留在了他记忆里。

这两个最近常跟大家扯闲篇的“浙江亲戚”怎么突然抓起人来了？

1966年7月，警服更新为“66式”，上衣草绿色，有红领章，下装藏蓝色。

杭州半山的原杭州钢铁厂厂区前有一大片农田，有一处叫“野毛墩”。一天，有个农夫去收玉米，发现一具赤身裸体的女尸。

死者身上穿着的一件破旧内裤，脖子上勒着的一条毛巾，阿法仔细研究着。毛巾是绿色条纹的，上面印着宁波毛巾厂，那时儿，普通的日用品基本都在本地购买，因此死者或凶手起码有一人可能来自宁波。阿法对那条内裤做了“解剖”，把里面的裤带抽出来，再把它慢慢展开摊平，细细的裤带是死者生前自己搓成的，上面印着模模糊糊的号码。

阿法经过反复琢磨、查对，判断这条裤带是用废旧的小孩袜子裁剪成条后搓成的。

这是一个重要线索！什么地方的孩子会穿有编号的袜子？

阿法联系宁波当地，询问最近有没有失踪女性，特别是福利院、幼儿园、托儿所。果然，宁波儿童福利院有一个年轻的女保育员请假外出后再没有回来。

死者身份得到认定，查起来就有的放矢了。很快，发现死者生前曾住在杭州一个小旅馆，还发现旅馆当天入住的一个男性住客在案发后，没了踪影。这个男人是宁波砖瓦厂的劳改留用人员，已婚，老婆是杭州钢铁厂职工。阿法去杭州钢铁厂找到男人的老婆，她是从宁波调到杭州钢铁厂的，她说自己早已与丈夫分居了。

案件发生地就在钢铁厂附近，这个男人应该熟悉这一带地形，他与这起案子有着撇不清的关系。

阿法他们还调查到，这个男人在上海南市有个姐姐。阿法与同事杜宝泰（后任西湖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已过世）前往上海，找到男人姐姐家中，姐姐说，他来过，借钱不成，气呼呼地走了，不知所踪。

阿法跟老杜决定守株待兔。上海当地的派出所帮着联系了街道里的积极分子，是男人姐姐的邻居，两个杭州刑警就假扮他家的远房亲戚，住了进去。上海的居住条件是出了名的紧张，当时正值夏天，两个人晚上就在折叠椅上对付，轮流值班注意隔壁动静，一日三餐付一点费用，在“亲戚”家搭个伙。

阿法和老杜住了六、七天，男人果然再一次现身。等他刚进门坐定，两人冲进去将他按翻在地，反手铐上了手铐。

街坊四邻全都出来看热闹，“哪能啦？哪能啦？”大家都好奇：这两个最近常跟大家扯闲篇的“浙江亲戚”怎么突然来抓人了？

男人交代，他在旅馆见色起意，杀人后逃走了。

案子也会带着时代烙印，有残酷，也有荒诞。

六十年代末，“杭棉”（全称为杭州第一棉纺印染厂，杭州老百姓习惯喊作“杭棉”）出事了。一女工在拱宸桥一带遭遇强奸，手脚被捆上电线，手表被抢走。阿法又出马了。

女工一直哭，什么情况也讲不清。阿法就从绑她的电线入手，他剥开塑胶外皮一看，是英国产的，这样的电线不会是民用的，再查发现其它附近工厂也没有。

“杭棉”以前叫通益公纱厂，始建于1896年，是浙江省最早、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纺织工厂之一，也只有这样的工厂，才有可能有解放前英国制造的电线。

阿法顺“电线”摸瓜，从受害女工所在车间的阁楼上搜出一堆废电线，和现场的电线型号吻合。这就蹊跷了，莫非案犯就一直在这名女工身边？还是另有隐情？

为了排除嫌疑，阿法决定先从受害人身上入手。他建议单位以调动工作的名义，请受害人去体检，结果发现她已经怀有三个月的身孕。

纸包不住火，这名女工才如实交代“此案”的原委。原她跟已婚的车间主任有了婚外情，还怀孕了，为了欲盖弥彰，就想出了这出苦肉计。她和情人共同策划了这起假强奸案。

“阿法队长”被大伙叫响了，这个称呼里既有亲昵又透着尊敬。

1972年后，警服又变了，这次是“72式”，上、下装均改为蓝色。

电视剧《便衣警察》剧照，主角扮演者胡亚捷身穿的就是72式警服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阿法已是上城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后来又任大队长，“阿法队长”之称也由此而起。

阿法办案是有天赋的，一是他懂得走群众路线，二是会巧妙设计方案，后来连杭州市以外的很多刑事案件，也请他去会诊。

有一次，上级派他去遂昌帮助调查一起案件。当地文化馆接到一封恐吓信，扬言要炸掉文化馆。当地派出所查了三、四个月也没线索，爆炸威胁悬而未决。阿法队长赶到后，一看那恐吓信的笔迹，像是小学生的笔迹，就问文化馆的人与附近小学有没有发生过摩擦。果然，文化馆曾有人跟一个小学生吵过架。他马上进学校，请语文老师们把所有孩子的作文本收上来，他一对笔迹，很快就查到了，当天就把案子破了！原来是小孩的恶作剧，把家长叫来好好教育了一番。

渐渐的，“阿法队长”被大伙叫响了，这个称呼里既有亲昵又透着尊敬。

阿法队长是大家的，但是阿法队长的小家呢？

“11岁的时候，死在杭州第三医院。”他再也无话。

阿法的老伴邵凤英，是个再质朴不过的农村妇女，今年90岁了，身体很好，行动自如，她照顾着92岁的老阿法。

我采访阿法一家人时，他身体刚刚康复，三个月前，他突发心肌梗塞，还好发现及时，抢救回来。

阿法来杭州，邵凤英在天台老家等他，直到阿法在杭州当了8年警察后，1958年，她的户口才迁进杭州。

1960年，他们生下了第一个女儿。生产时差点难产，医生问：“保大人还保孩子？”阿法毫不犹豫地说：“保大人”，幸好母女都平安。两年后，夫妻俩又生了大儿子，一家四口蜗居在后市街（惠民路）的小宿舍里。

一家人蜗居到1963年左右，因为政策原因，除了阿法本人，家属户口必须迁回原籍。计划经济时期，没户口意味着一张粮票都没有，想呆也呆不住。邵凤英只能忍着眼泪带着一岁的儿子回农村，靠耕种自留地勉强拉扯着儿子。

徐永法与老伴邵凤英，作者拍摄

妻儿回了老家，阿法一个人带着3岁的女儿，每顿食堂里打一碗菜，分着吃——如果他不出差的话。

阿法队长的工作性质，又怎么可能当个好奶爸呢？

女儿嗓门大、性格爽气，如今也是当外婆的人了，她从原杭州红雷皮鞋厂退休。现在住在父母楼下，也是想照应两位老人。

“阿法队长”生前所住小区

她告诉我，从她有记忆开始，就生活在警队里，吃“百家饭”长大。

父亲阿法一头扎进工作里，又长期在外地办案，他的同事谁有空就谁帮忙带着，如果大家都上班，就把她放在“水亭址、梅花碑”——原上城区公安分局刑警队旧址的值班室里，警察叔叔们轮流给她带口吃的，她成了大家的女儿。

邵凤英一年只能见一次女儿。每年入冬前，她背点米、番薯干从天台赶到杭州住两天，把父女俩入冬的棉衣棉被翻翻好，抱一抱女儿就流着眼泪回去了。

阿法一直很节省，他不抽烟、不喝酒，生活简朴清贫。刚参加工作时，每月补贴1元钱，用来买点牙膏牙刷肥皂。1954年后，警察工资改成月薪制，每月20元，当了干部后是60元，到八十年代时，他退二线，每月工资也就五、六百元。长期出差办案，有时免不了还要贴上自己的微薄收入。老人开玩笑地说，退休后，反而是他一生中最富裕的时候。

同事们都说阿法队长是老黄牛，他从来没有双休日、节假日的概念，没有家庭，也没有自己，单位分房子，轮到他了，他说让给年轻人，他分析起案情滔滔不绝，平时说话却很少。

1978年，一批部队转业干部进了公安队伍。老警察们有的留、有的走。阿法向组织提出离开杭州，想回老家的公安局工作，他觉得，一个家庭长期分居两地，他亏欠家人太多了。

但杭州需要他。组织上也解决了他长期两地分居的难题。妻儿进城团聚了，老婆分到杭州胶鞋厂食堂工作，大儿子后来也进了胶鞋厂，妻儿都是从工人岗位上退休。

阿法队长生前使用的牙杯，作者拍摄

1980年，阿法成为上城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其实那个时候，阿法已是知天命的年纪。

女儿说，她当时差点想找警察做对象，没想到父亲坚决反对。“别嫁警察了吧，太忙了、太苦了，将来照顾不了你！”这句话现在说来轻描淡写，却是阿法的心里话，是他对家人的愧疚。

这份愧疚的伤痛远不止这些，阿法夫妻有过一个小儿子，那会，大女儿已经上学了。阿法还是像过去照顾女儿那样，自己出门去办案，把儿子一个人留在警队。

小儿子四、五岁的时候生病了，查出来是血癌，妈妈和大儿子当时还在农村。阿法每天早上背着小儿子到公安局，放到传达室里，让他坐着，自己出门办案。

“他对我的工作拖累很大。”老阿法说起往事，眼角藏着一点泪水，停了好一会，又说了一句：“11岁的时候，死在杭州第三医院。”再也无话。

我不敢再问。我有那么一会儿出神，仿佛看到一个11岁的孩子，乖乖地坐在公安局传达室的木条长椅上望着窗外，他在等他的父亲接他回家。

阿法背着儿子医院、单位、宿舍来回近十年，每天面对形形色色的案件，又有多少个一声叹息的夜晚呢？

“阿法队长”与老战友余伟民畅谈

这一握之力，传递给我一个清晰的感觉

1985年，民警们统一穿上了“83式”制服。这次改变挺大，除了衣服草绿色和红色领章没变外，其他都变了，大盖帽上有了警徽，胸前有了警号，上衣有了臂章；臂章上“公安”二字下面首次出现英文“POLICE”。

《龙年警官》剧照，男主角扮演者张丰毅身穿的就是83式警服

2年后，1987年，阿法队长退居二线，调到市公安局，他不喜欢坐在办公室指导，他把杭州四个区七个县跑遍了，后来省公安厅又请他到各市会诊各种疑难案件，直到1990年，他退休，奔忙的脚步才开始按下暂停键。

阿法队长和家人匆忙的大半辈子，苦过、累过、穷过，也有伤痛，他们接受和承受了这一切，现在平静地安度晚年。

采访时，我希望他多讲几个案子，他说公安局的档案里都有。但是他所经历过的生活、他的思想与情感，是不会被档案所记录的呀！当他回忆起自己亲手办的大案，仿佛回到了半个多世纪前的某个时刻，我与他四目相对，看到他眼神依旧闪亮。

阿法用很重的天台口音反复地叮嘱我：如果写到他，不要提名字，最好用化名；写案子，请记住都是大家一起办的，不是他一个人；对于他本人只能“缩小”，不要“放大”，“你把我写大了，我受不了！”。

告别时，我与这位老警察握了一次手，他的手劲真大，那么有力，甚至让我觉得有点疼了，这一握之力，传递给我一个清晰的感觉：他对这70年，同时也是对他个人的全部命运与生活，给予了巨大的、强烈的肯定。

作者手记：

阿法的很多老照片都在搬家中遗失了，当他颤颤巍巍从房间里拿出了一本旧病历本，封面上有一枚二寸证件照，那是他大约五十岁的时候，我才得以瞥见传奇的“阿法队长”当年的神采。

阿法队长当年风采，作者拍摄

年逾九十的他，一身铁骨下，知止有定，一切情感、叹息、对自我或他人的评价都省略了，讲到会心处嘴角微笑而不大笑，念及伤痛时眼角含泪而不哽咽。

我之所以多次提到警服变化，建国以来，警服经历了八次大变革和几次微调，现在民警们穿的“05式”制服是在“99式”基础做了微调，每一次细节的变化都是公安工作变革的一个切面，不变的是一代代警察的初心。

《重案六组》剧照，所穿的是99式警服

无论时代怎么变，一代代刑警一脉相承，他们是“罪与罚”的实战者，他们恪尽职守，守护着平安。

上城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历任领导合影。二排右起李文龙，徐永法，顾绍良，张金根。三排右4金成松，右5余伟民

注：文中图片除标注外，均来自网络。

完

作者 ：潘城

排版 ：细辛

编辑 ：胡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