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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微信名要取什么样的名字】咸,妈妈。

时间:2023-02-08 04:29:16 阅读: 评论: 作者:佚名

今年秋天,就在现在,上海的名当代美术馆正在举行展览。巨大的工厂大楼里展示着四川某小镇上普通女性的毛线编织。

这些作品的主题和种类都很特别。村里的阿姨用毛线给自己设计的比基尼,自己心中的“坏人”,自己理想的家的样子,栩栩如生的毛线帽子,旗子很多。

在“安全感”主题之一,当被坏人欺负时,被问及如何保护自己和家人时,他们用编织的方式回答“泡菜坛子和里面的酸菜”,“用蚊香熏坏人”,“(用喇叭)请求帮助”。而且阿姨亲自织墙的脏话变成了辱骂冲击波。

这里有四川人的幽默、普通人的智慧、女性的生活经验和想象力。

这些作品的缘起是另一个生动的故事——出生在这个村庄的艺术家胡润平。有一天回家的时候,偶然发现自己的母亲正在织毛线帽。帽子和平时一样,收购价格便宜,村里很多阿姨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她不想妈妈的时间收获这么便宜,所以想了个办法。她编造了一个叫小芳的帽子收购公司,开始以更高的价格收购母亲的帽子,后来又收购了村里阿姨们的帽子。小芳给阿姨们特别的订单,让他们自由创造。

这一行为进行了7年,一直持续到现在。7年来,这一行动在《善意的谎言》中成长了更多,在——村阿姨们编织的作品中表达了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生命体验和自己的痛苦。作为真正的“小芳”,胡润平本人在这个过程中也受到了滋养。

当然,她也不想让这个过程特别浪漫。和阿姨们打交道也一样现实。这些作品是否是艺术,去哪里展出,他们更关心的是,小芳老板,你能给我加薪吗?可以得到很多福利吗?

9月中旬,我们在胡润平的工作室和她谈了有关小芳的事情。最后问她想怎么介绍自己,她说:“我在普通四川村北漂,从事艺术行业,关心身边的人和事,以及个人现实中的处境。””说

以下是她的故事。

文|林松科

编辑|姚璐

图片|回答者提供

"这是我妈妈的时间。"

我妈妈第一次发现织帽子是在2015年9月。当时我在成都办展览,回家去看她。回来后,我发现她在家织帽子。就是发现那种老人帽,灰堆,装满了两支。当时看到我很难受。

我问,当时有专门的帽子收购商,去我们村低价收购帽子,不提供毛线,所以我妈要亲自去买毛线,她买的毛线一定很烂。扣除成本,几乎赚不到钱。

她能感觉到什么,时间过去了,但我想,该死,这是我妈妈的时间。我告诉她,你不要挤,她说我为什么不挤我。我说它不会卖给我帽子。她说不行。我们赚不到自己的钱。我不得不暂时放弃了。

我发现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实际上很独立,你不能真正改变她。例如,我也可以给她钱,但她也不会用。她会存钱的。即使你给她买了一套房子,她也习惯了小镇,习惯了她的朋友,和周围的人关系比较舒适,所以这是她非常真实的生活方式。她在自己完整的系统内,我不能介入。

我妈妈的学历是高中毕业。她考上了大学,但家里姐妹多,养活不了大学生,所以没有学习。她在农村当过音乐老师,后来嫁给了我爸爸,住在村子里,进了小镇的缫丝厂。据我所记得,她在工厂工作了十多年,90年代工厂关闭时,她不再做固定的工作。

在小镇上很难找到固定的工作。你开个小卖点,或者做点小生意。但是当时我爷爷奶奶在,她一直没有时间照顾老人工作。像别人红白喜事的时候去帮忙一样,只能很分散。是你,是你。

当我发现她织帽子的时候,我已经离家好几年了,基本上一年回去一次,对她平时的生活也不太清楚。

后来回到北京,我仍然想着这件事,想到她整天在那里编织,总觉得哪里不对劲。我也想联系那个帽子收购商,给我妈妈帽子多点钱,或者帮她换好一点的线,坏的线很坏。我没有联系,也没有联系,我妈妈也不肯给我找,她也不知道我在搞什么鬼。

没过几天,我和我的大学室友吃饭,正好琢磨着把这件事告诉室友,你不帮我接,我就不找帽子收购商了。她得下来。我妈妈认识她,但没见过,所以她需要新名字。她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小芳。我说好土这个名字,她说不是。我觉得很好。我要叫小芳。我说没关系。这个名字是这样来的。

当时我在展览的时候偶然遇见了法国公司朋友的朋友,他们告诉妈妈他们正在收帽子。为了更清楚地挑选自己,我说我和这个人没有那么了解。看你能不能做到。你满意就做,不喜欢就不要做。

这件事就是这样开始的。

2016年,胡尹萍在箭厂空间展示妈妈编织的帽子





「你永远知道是她寄给你的帽子,
但是你永远都不知道那帽子是什么样的」

我妈妈是相信的。为什么不相信呢?我们想了很多细节。

首先这个成交是非常真实的。我们给她买好线,寄过去,她做好了帽子就寄给小芳,小芳检查没问题,再给她手工费。

那些毛线是我买的,直接在淘宝买,我会跟店家沟通,让店家不要留我的名字和电话,只写收货人的信息,直接发过去。她织好了,寄到小芳通州的家里,小芳再给我送过来。跟我完全没关系。

当然了,你条件也不能太好,钱不能给得太多,要一点点地涨。比如她织完了帽子,小芳就会问她,阿姨,你觉得这顶帽子值多少钱。一开始她说,「我觉得这个帽子,手工费你应该给我多少多少钱」。因为这顶帽子比较花时间,样子跟以前不一样。后来慢慢她会织更复杂的,就会贪婪一点,会涨价,「小芳,这个帽子我觉得我织得特别好,要贵一点」。我们就会说,「阿姨,不行,你这个手工好像没那么长时间」。要跟她讨价还价,看起来真实一点,另外我也不想滋生贪婪。

我当时给她挑毛线,挑了大概有几百种。她在缫丝厂工作了那么多年,但你知道,她可能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些线。作为一个工匠,她拿到不一样的材料,还是蛮喜悦的,非常新鲜。就像我们做雕塑,你遇到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泥巴,会对那个泥巴有情感。

一开始我选的都是很贵的线,她特别喜欢织全兔毛的,那个线好贵啊,三百多一斤,进口兔绒,确实很好,织的手感也很好。一顶帽子大概二两半到三两半,稍微大一点的四两线,你想那就非常贵了。有时候她织顺了,一天就能织很多,我想不能这样,不能给她买这么贵的线,我该破产了。后来我就挑着买,短毛,长毛,绒毛,浅绒毛……我发现这有一个好处就是,她可以掺着织,配色和样式反而越来越多。

我们最开始就跟她说了,小芳公司不规定样式,她想织什么就织什么,但有个条件,就是她必须自己满意。因为我不懂针织,没法给她提供样式。我也不想把这件事变成她的一个负担,我又不要求我妈成为一个啥,她瞎织也可以。

但她确实织出了各式各样的帽子。她会根据线的粗细、长短,织不同的样式。还有时候可能就是生活中(的灵感),比如这个季节菜花熟了,她就织了一坨菜花放在上面,今天看到一个老鼠,或者去渡了个船,就把她有印象的一点点东西织在上面。

有一年她来北京,特冷嘛,她出去买菜,要戴个帽子,再拴一条围巾,就很麻烦。后来她就做了围巾帽。相当于是帽子戴在头上,尾巴很长,可以在脖子上裹两圈,就是围巾。这是根据生活的需要,她是很务实的、很朴素的。

我记得最早她把帽子寄到小芳那儿,小芳拿过来,我们两个一起打开,一起看。我也戴,小芳也戴。你永远知道是她寄给你的帽子,但是你永远都不知道那帽子是什么样的。每一顶帽子都不一样,同一个样式可能会有几顶,有的会有点问题,在这顶的基础上,她就会调一下版型,肯定会有一顶是她最满意的。

到现在,我也能从一堆帽子里一眼认出她做的帽子——她的做工一定没有其他阿姨的好,她会更在乎帽子的款型和设计,不那么在意针脚。她做的会更生动,因为她性格就是那样。其他的阿姨也有很生动的,但是她们每个人生动的位置、生动的方式都不一样。

也因为要和小芳联系,我妈才学会用智能手机,注册了微信,有了自己的账户。最开始,她寄快递收快递,写的都是我爸的名字,因为我爸有工作,镇上的人都认识他,但后来,她会写上她自己的名字。

对我妈来说,成就感还来自于,别的阿姨都织不上这些线。在我们那个小镇,能买到的毛线品种非常有限,很多人见都没见过。对她而言,能有不一样的线,想一些花样织,而周边所有阿姨都在织同一款帽子,肯定是有极大的成就感的。

2016年一整年,我们收到了我妈妈织的100多顶帽子。在这个过程里,小芳也挺沉浸的,或者说挺魔怔的,她特别喜欢这个项目,每次送快递过来,我们都一起看。

小芳本来是北京的公务员,有北京户口,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喝杯茶,看看合同,签签字,嗑嗑瓜子,牙都磕缺了。也厌倦了日复一日的生活,后来因为帽子的事,她辞职了。

妈妈2016年一整年编织出的帽子式样



「看到实物的时候,
你永远是感动的,她不会让你麻木」

2017年3月,我们就决定成立了一个小芳公司,把这个事情持续下去。不只是收我妈妈的帽子,也收小镇阿姨们的帽子,并且想办法帮忙卖掉这些帽子。我们本来就假装是一个法国公司,成立一个公司,好像才变得更完整。当代公司制度也可以帮我们更好的促成和完善这个作品。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织什么。我很快发现,我母亲其实很普通,她能做的东西,阿姨们也能做,那一代人里有本事的人很多。她们有很多可能性,与其让它慢慢发酵,不如我给一个(主题),让她们所有的创造力集中发酵出来。

当时我定的第一个任务是比基尼。我第一次看海是2009年,在巴塞罗那的海边,当时我就想,希望有一天能跟我妈一起到巴塞罗那看看海。第二次看海是在迈阿密,那个海滩真的太好了,大家都是裸晒,我当时一直想,我靠,能把我妈带到迈阿密晒晒屁股就太好了。但是她一直在照顾爷爷奶奶,这事就不太可能。我当时就想,这群阿姨基本也没怎么见过海,如果让她们想着心中的海,织毛线比基尼,是挺酷的一个事儿。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如果织成衣,太复杂了,特别不适合表达艺术,艺术就是简单直接。比基尼多简单啊,三个点一出来,让她们直面自己的创造力。

但是说服大家做出第一套是特别难的。而且我第一个说服的其实不是阿姨,而是小芳。小芳是个有点保守的山东姑娘,一开始是不太理解的,我是先说服了小芳,小芳又在四川当地说服了一个年轻的妈妈。当时她就织了一套绿的、很保守的比基尼,裤子都是四角裤,都快到膝盖了。但我们还是鼓励她,说你看,你织得特别好,也给了她挺多钱,算是用言语和金钱鼓励她吧。慢慢别人也就开始织了。

四川气候很潮,大家都是在太阳下面织。最开始还是有点抵触,但是后来好多人都开始织,就好了,没什么顾忌了,其他人笑就笑吧。

阿姨们编织的比基尼

比基尼之后,我们做了一个关于「安全感」的项目。它的来源是2015年,我的工作室经历了一次暴力拆迁。同理到小镇阿姨,她们会怎么样呢?我让小芳问阿姨们,如果坏人来了,你们用什么样的武器保护自己和家人?

最开始她们织了,我一看,都是刀枪炮弹。想想也正常,大家意识形态中的武器就是这些。但是现实肯定不是这样,它不够真实,我就再去沟通:真的坏人来了,你不可能有枪、有子弹。还是希望她们可以更真实地思考这个问题,面对这种处境。

第一个阿姨我记得很清楚,她织的是泡菜坛子,我看到它一下子都愣住了,这泡菜坛子和泡菜,小芳问完阿姨说,坏人来了泡菜坛子扔他。

还有一个阿姨,她一直没织,我们就问她怎么回事,她说坏人来了,她会用脏话把他骂走,这个她织不出来。我们就让她发语音说了一段脏话,觉得很好,就让她把那些脏话全部织出来,什么仙人板板啊,龟儿子啊,特别特别多。脏话她也不会写,就让我们的一个团队小伙伴给她查,我说不要给她查,用拼音就好了。她很多拼音也是错了,但也没关系,能看出那个意思就行了。这次展览我们把她的脏话做了一整面墙,是挺有意思的,我估计这些阿姨做完自己也笑,可能自己也挺乐的。

其实小芳这个项目建立以后,我很少特别细节地管这些东西。阿姨说想织渔网,我说挺好的,那就织吧。可能我就忘记这件事了,她织好了寄过来,看到实物的时候,你永远是感动的,她不会让你麻木。

就像后来,「安全感」做了两年半以后,我就想,阿姨天天琢磨坏人来了,怎么保护自己的家,那阿姨脑子里的坏人都长啥样?琢磨来,琢磨去,我就想,要不让她们把自己心目中的坏人织出来。你知道她会寄一个坏人过来,但你永远都不知道坏人到底会做成什么样。

有一个阿姨织的坏人,是她去城里打工时的老板。她每次去结账,都需要那个老板签字,老板不签字,她就拿不到钱。

还有一个阿姨织的是自己,因为她身上有很多刀口,肚子上有,腿上也有,所以她夏天不穿裙子,也不穿短裤,因为别人看到她身上的刀疤,会以为她是坏人,所以她就把自己给织出来了。当时看到的时候,真的太触动了,如此真实,又如此残酷,这种东西你就会觉得特别好。至于她身上的刀疤怎么造成的,或者她的遭遇,你大概可以想象,我就没有让工作人员继续问了,再问下去就是别人的隐私了,我的工作就在这个范围内,就可以了。

其实「安全感」这个事,大家看的是阿姨的作品、阿姨的想法,但其实不只局限于阿姨,每个人都一样。我面临的不安全感,你面临的不安全感,跟阿姨面临的不安全感有很大差别吗?在这块土地上,大家面临的安全感,很多时候是有共性的。

「坏人」系列



「手好痛啊,
但是如果发点奖金,马上就不痛了」

如果真的要跟小镇的阿姨们解释什么是艺术,估计是一件很难的事,她们大多也没有兴趣了解。

阿姨们是很现实的。在她们眼里,这个工作,跟原来她们在缫丝厂的工作,或者在造纸厂的工作,是一样的。一个造纸厂的阿姨,她也不会关心这些纸最后会用在哪里。

当然她们也说过,小芳公司有点怪,「怎么你们法国公司要的都是稀奇古怪的东西?」所以我们也会造成一种假象,就说,国外公司需求不同,小芳公司其实有很多点,云南有,贵州也有,四川只是其中之一。再加上小芳一段时间在过四川,和她们共同工作,工资到位,她们也就不太会质疑了。

比起好奇公司,她们更希望活能多一些。有时候她们也会跟小芳撒娇,说这个好难织啊,手好痛啊,但是如果发点奖金,马上就不痛了(笑)。

后面我们开始做这些项目(比如「比基尼」、「武器」等等),真的,没有两三个月,是没有人动第一下筷子的。她们总会说,哎呀,你们怎么又换了呀,怎么又换了呀,怎么又做新的了,又要动脑子了呀。你永远得到的都是这样的回复。

她们最喜欢织的是帽子,织帽子几乎是不动脑子的,一天可以织三五顶,可以看着电视机,手都不用看就做了。但是要做其他东西,要动脑子,就不行了。所以后来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配货,比如阿姨如果参加某个项目,织一些需要想象力的东西,我们就给她配50顶帽子。有了这50顶帽子,她们才可能有兴趣加入。

这些动脑子的作品,钱会多好多倍,甚至一百倍都不止。但她们是不太愿意的,因为那些东西非常费劲。她要琢磨,要想,就觉得累,不爱做。除非你钱给得够够的,她就觉得可以。

就像最近,我们在给成都一个美术馆做东西,阿姨们做得很慢很慢,但我们一说需要帽子,几天就织完了,都已经寄到美术馆了。

她们也出现过抄袭的情况。奖罚分明的机制是必要的,比如这个阿姨抄袭了另一个阿姨,被抄袭的阿姨就会很不高兴,心想她抄我的,还和我拿一样的钱。抄袭的阿姨拿到的费用,应该低于其他阿姨,这样的机制一出来,阿姨就会想,抄了别人的,钱少了,好像确实没必要。

我们把阿姨们织的帽子,送到了美国反特朗普大游行的现场,又把一批绿帽子,送到了爱尔兰的圣帕特里克节游行现场(圣帕特里克节的传统颜色为绿色)。有时候也会把现场视频给她们看,她们会说:「为什么老外都喜欢戴绿的?」她们可能不会去深究,但至少会觉得说,在我们这里被嘲笑的东西,在他们那里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我觉得就足够了。

这些年,每到逢年过节,我们都会给她们发福利。最早订的规矩,是每个节日都要发。我们发过柴米油盐,洗手液,洗衣粉,锅碗,保温杯,杯子,苹果。为了让阿姨开心,也买过韩国进口的针线箱,特别好看,但结果两天就整碎了,因为她们家里都有小孩。她们不喜欢不实惠的东西,有一次我特地买了画家朋友家里种的苹果,她们收到了,很生气,说不如我们当地的好吃,还不如发钱呢。后来我们再发,就会问她们想要什么,可是我发现她们永远都想要被子(笑),我们至少已经连续发了四五次被子了。最新一次统计,她们说,还是想要蚕丝被。

之所以经常发福利,是因为当年我母亲在工厂里上班的时候,经常发各种福利,发个暖水瓶什么的,挺好的,她也会有一种集体感。我们的阿姨里,也有一些在镇上的缫丝厂干过。我们那个工厂,九十年代人很多,我记得那时候我才几岁,就在厂子里待着,几百个阿姨,就在那里做那种抽丝剥茧的工作。后来它就倒闭了,其实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些工厂,就被所谓更好的、更先进的东西替代了。

这次我们在上海展览,这个美术馆的前身,也是上海的一个生产造纸机械的工厂,也属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工厂,也是集体时代的那种结构。我在布展的时候,就拍了张照片发给我表妹,她就说,「这不是舅妈的工厂吗?」她是马上回复的,一点没打磕巴。看一眼她就能知道,对我来说,也是一样,一进那个美术馆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空间,好像跟我妈妈、阿姨们的这些作品有关联,就是这种感觉。

明当代美术馆「胡小芳和乔小幻」展览现场



「她们的处境,她们的遭遇,
她们在时代里的关系」

直到现在,我妈和阿姨们还不知道小芳的背后是我。

我一直让工作人员跟她们联系,自己是隐身的。我的工作人员回四川的时候,我妈妈也会问他:你认不认识胡尹萍?他说不认识,我妈也就没话说了。我们想过,只要我一直不出现,就算她们怀疑,我们打死不承认就可以了。

有一年我回去,发现那些阿姨都在我家织东西,都挺忙的,我回家了,阿姨们很不开心,看我有点不顺眼,觉得我要占用我妈的时间,她们说,你回来干嘛,你妈又要给你做饭,你看你妈都在教我们做东西。我回去了三天,两天都是在外面吃的饭,就最后一天,我妈看不过去了,才给我做了一顿。

但实际上,这么多年,小芳整个项目是亏钱的。因为首先我的专业知识不在这一块,第二它也需要时间去经营这个品牌,需要推广,我的精力不在这里,也没有商业才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是用「乔小幻」的名字做雕塑,来反哺小芳这个项目。

但是这么多年做下来,我觉得它带给我的滋养是相互的。就像你种一棵花,天天给它浇水施肥,或者你去饲养一个宠物,看起来是你去照顾它们,但实际上它也反馈给你很多东西。

它拓宽了我的一些观看角度。我的工作,就是用一根牙签,去戳一个巨大的水母。戳了一下,这个水母就在海洋里,开始展示出它的姿态。这个姿态可能是疯狂的、怪异的、不正常的,而我是一个观察者,会去观察这个水母的变化,以及它变化以后,这片海域发生的变化,它可能是个蝴蝶效应。真正的「小芳」,其实不是这些织物,而是水母和大海。

这个项目表面上看起来,是用毛线来表达,有很丰富的颜色,但这只是它的皮,里子不是这个。我们也可以用草,或者用竹子,任何材料都不重要。只不过刚好在我母亲这个时代,在小镇,她们擅长这个。这个作品的筋骨,是跟今天的现实有关,她们的处境,她们的遭遇,她们在时代里的关系,都融合在了这个作品里面。

具体到她们每个人,这个项目带给她们多大的改变,我觉得或许是有限的。水母依然是水母,改变不了性质,最多是这只触角灵一点,那只触角缩一点。我从来不觉得人可以改变人。

对我妈来说,可能编织的这个收入,也不是那么重要,或许能补贴一点家用,跳广场舞可以买几身衣服。但如果她不用智能手机,她的社交范围就只有周围的阿姨。有了手机,她至少认识了小芳、淘宝客服,无形之间把她带到了一个更开阔的地带,她和世界的联系更多了。我可能更在乎这个,小镇太封闭了,生活范围太狭窄,她是需要被打开一点的人。

这几年她也独立一点了,以前她经常会来缠着我,现在很少了,她会去缠着我们几位工作人员。相当于她的生活有更多的支点了。生活的支点一多,人就会更稳,心态会更健康。

至于其他阿姨,我在想,就像在织坏人的时候织了自己的那位阿姨,她愿意把这种伤疤,用这种形式表露出来,是有一种豁达在里面的。当你终于把一件事摊在面上说,她可能会释然一点,会和自己形成某种和解。

我想在未来,小芳会是一个更开阔的项目。可能不止于四川的阿姨,北京的阿姨,甚至还会有非洲的阿姨,各个国家的阿姨。

我们之前做了一个主题,就是让阿姨们编织自己「理想生活的标准配置」,其实就是大家的dream life。然后我就发现,99%的阿姨,理想惊人地一致,都是有个车子,有个房子,有个孩子,基本就是这样,没有太多别的。在我们的教育系统下面,大家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价值判断,没有多大差别。

但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教育背景和历史结构里面,每个个体对dream life 的想象,应该是非常不一样的。我希望这个项目将来可以更开阔、更深远一点。无论什么样的人种、宗教、肤色、阶级,艺术是可以超越这一切的。

在杭州的展览中,阿姨们共同编织一顶巨大的粉红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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