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文/李孝初道/凉山州博物馆

此前，我们介绍了北山火葬墓和出土文物，重点介绍了南朝占领西昌的背景故事和火葬墓筒的几个特点。事实上，火葬墓的故事并没有结束。陪葬品中出现的大量佛教装饰品反映出佛教在当时国家的统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那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南朝的佛教思想进入凉山后又出现了什么样的政治局面，留下了什么样的历史故事。

八角金饰。

从佛牙坊、西昌火葬墓看佛教的全盛格局

1985年，在西昌北山火葬墓发现了很多佛教元素装饰。比较典型的是，发现了形态多样、随处可见的莲花(如铜莲花、铜莲花、窑金、铜莲花等)，西昌火葬墓在卵塔形状的庙堂中还发现了洋莲、火葬筒外的莲花图案、埋在火葬筒里的铜、银莲装饰等。除莲花外，一些化妆盒上还有沾铜的金刚棒，长7 ~ 8厘米，中间有一枚戒指，需要戴在手指上。大多数化妆盒的底部放着“边”字形状的铜片，有些是铜金，有些是银色的。

这一发掘成果再次将考古学家的视线吸引到一千多年前，凉山在南朝代理政权下是佛教大兴的不同局面。

掌握南朝政权时，曾对唐发动过多次战争，太和三年(829年)，南朝兵分为三个，分别是寇伟(李凉山)、龙州(李斌)、青州(李斌)、王伟(李斌)、王伟12月，南朝兵突破成都，在城里停留了10多天。一开始，王伟首脑竭尽全力安抚城里的人，他们同意撤退、互不侵犯，但撤退前在城里大肆掠夺，掠夺了蜀地工匠万多人、物资。王伟首脑赶走俘虏，前往大渡河边，让人们哭泣，南朝渡江，数千工匠投河而死。史书上写道：“从成都到月份，八百里的人轴空空如也。”

是金铜金刚工。

这次掠夺给南朝带来了手工业的快速发展，与蜀地不相上下，但蜀地和沙洲因此遭受了巨大损失。

当时西昌基本上是个空城。南朝引进了大量移民，《元史》记载：“义宗时，蒙赵成成称昌府为建昌府，伍佰非常真实。”当时建昌府是南朝民，统治者们在凉山推广自己的文化方便得多，移民大多集中在西昌、关宁、淮安一带，在西昌境内发现的火葬墓也特别多。

在凉山各地火葬墓的文化遗产中，很容易看到火、道、油、武的文化因素，是完整的阿当利教的产物。因为阿当里教的主体是佛教，所以西昌火葬庙中佛教的元素最多。南朝代理的历代统治者都把阿当里教推崇为国教，努力通过佛教密教确立自己政权的合法地位，建立与教会交融的政权，佛教职业僧侣和统治阶层也紧密结合，带有强烈阿当里教色彩的火葬盛行。

金铜莲花雕刻。

南朝代理的22代统治者中，有9名王善伟成为僧侣，再加上被迫上任的1人，足足有10名王毅最终成为僧侣，这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当然，这一现象表明当时佛教渗透到整个大理国，全民新教不仅是百姓，统治者阶层也抛弃江山美人皈依佛门。这都是源于人们的思想观念，国家的灾难和祸福都与国王有关，与他们前世做的事有因果关系。老百姓一旦出现某种灾难的征兆，就要受制于国王的邪恶壁垒，出家才能幸免于难。

公元874年，唐朝向四川进军，知道唐朝不能再与南诏作战，只有休战和好的道路，他也知道石龙(井庄王)天性很坚强，但崇尚佛教，并派当时著名的僧侣景贤僧侣去南诏塞隆从小信仰佛教，在国内大兴佛教中一直无视本社的塞隆，看着竞选和尚，知道是高僧大德，作为京背景竞选和尚，演出了不崇拜“本社膜拜和尚”的好故事。最后，唐朝安华公主与世隆的儿子龙顺和亲史结婚，达成了“唐南和亲”，派使者到成都与高黎商量此事，可见世隆看到战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痛苦，同情人民，用“和亲”缓解矛盾，稳定国内百姓，此后没有唐朝和南朝边界。

代理国的统治者们说，

佛治国”的思想，以佛家的学说来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包括权力之争，协调各种关系，因而在大理国延续数百年间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战争、动乱或官廷杀戮之类血腥的事件，成了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地方政权。

火葬罐中随葬的铜金刚杵，中间有一指环，应该是戴在手指上使用的。

南诏大理遗址遗迹众多，重现凉山佛教大兴的历史

凉山地区的火葬墓与云南的火葬墓其实都是一个类别。凉山地区的火葬墓带有浓厚的佛教密宗阿吒力教派的色彩，在西昌附近发现的火葬墓与《蛮书》和《云南志》的记载吻合。与西昌火葬墓相同的火葬墓在云南境内很多，在楚雄、昆明、曲靖、大理、保山、腾冲等地都有大量分布。云南的火葬慕无论在墓葬形制上还是在葬具、随葬品上与西昌的火葬墓都基本相同。但云南火葬墓的时代可晚到明代，而西昌火葬墓的下限却在元末，最迟也不晚于明代初期。

云南与西昌两处同类型的火葬习俗消失时间的早晚，与这两个地区接受汉文化的程度有关。

明朝初年，朝廷下诏禁止火葬，西昌地区的火葬习俗在明初便基本消失了，其原因是明王朝的屯田移民，大量的汉民再一次迁入凉山，凉山地区的民族成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居住在这里的乌白二蛮后裔很快与汉族融合，放弃了自己的丧葬习俗，火葬逐渐被土葬取代。

鎏金万字形饰片。

同时，也因为凉山距离中央王朝统治中心较近，王朝的统治势力比较容易到达，而当时的云南却是少数民族人口占多数的地区，他们顽强地抗衡，所以火葬习俗保持得要久一些。

南诏、大理国留在凉山的遗址遗迹不少，有西昌的白塔寺（景净寺）、罗卜惹岩画、蒙段祠、西昌近郊的火葬墓群等、经久崩乡土坎土城（推测为大理国时期城址）、佑君镇沙坪村土城、小螺髻寺遗址（螺髻山北侧），此外，唐懿宗咸通五年（864年），南诏于唐嶲州治所越嶲县城外筑建昌城（西郊乡土城），于城北置三阜城，于苏祁县置笼么城（一名甸头城），于西泸县置沙野城；另还有昭觉境内的博什瓦黑岩画，德昌县境内的大螺髻寺遗址（螺髻山西侧），会理县境内的白塔。

西昌白塔寺是至今保存比较完好的南诏大理国遗址之一。冷登亿 摄

众多遗址遗迹，都毫不意外的出现了很多佛教思想的踪迹。

至今保存比较完好就有西昌的白塔寺。南诏王世隆占领西昌后，大兴土木，在西昌城的最高处，为母亲修建了规模宏大的佛寺——景净寺。由于寺中的古塔通体白色，人们称它为“建昌白塔”，景净寺也被称为白塔寺。今天的白塔寺里，还保存着一块立于明万历年间的碑，上面分明写道，白塔寺系“唐宣宗朝，景庄王同皇后段氏建”。

最初，白塔寺南面有一条缓坡大道，是朝拜白塔寺的必经之路。自唐朝以来，道路两旁耸立着一座座石塔，安放僧人圆寂后的骨灰舍利。大道上信男善女络绎不绝，摆摊、算命，热闹非凡，久而久之，这条大道也有了名字——石塔街。

如今，白塔寺经历几次修葺，只剩下一座孤独的塔楼，却惟有它，见证了那段西昌的血泪史。

也正是有了这些遗址遗迹和史料记载，考古人员才能抽丝剥茧为我们还原南诏大理时期，西昌乃至凉山的社会形态。

说起南诏留在凉山的遗迹，就不得不提到昭觉境内的博什瓦黑岩画，这组规模超大的岩画，为我们详细解读了南诏大理时期，凉山呈现出的彝汉文化大融合的场景，也带出了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彝汉老百姓受到佛教思想影响的生活画面。

铜莲花片。

昭觉博什瓦黑岩画，南诏遗迹中的经典之作

博什瓦黑，彝族译音，意为“刻有画像的岩穴”。位于昭觉境内的博什瓦黑地区曾是南诏国的管辖范围，此地曾经也是唐中原内地通往云南和南洋的“南方丝绸之路”的通道之一，南诏时期与唐王朝关系密切，因此，那里受到内地汉文化的影响是比较浓烈的，特别是南诏国王任用汉族人郑回为清平官，更加促进了彝汉文化的交流。

昭觉博什瓦黑岩画“南诏王出行图”手绘线图。

博什瓦黑岩画是这段历史的活化石。

博什瓦黑岩画自上世纪80年代被发现之后，便逐渐被世人所认识。不少文人墨客还特地前去观赏，并为它留下了诗词，韩寒的处女作《后会无期》也是以此为电影主题，去年5月，由四川人民艺术剧院与西昌市文联音乐家协会共同打造的彝族舞台剧《我呼吸——博什瓦黑》在成都上演，岩画上的动人传说被搬上舞台，重现历史，深受好评。如今，网络上一搜索，就能找到许多博什瓦黑岩画相关信息，因此也有更多游客前往，一睹这宏伟壮观的南诏大理往事。

在方圆44余亩的岩画保护区里，十六块天然巨石上雕刻着440平方米的岩画，岩画主题包含了彝汉两族的宗教信仰、生活画面，例如《南诏王出行图》《彝族毕莫做法图》、佛教的《四大金刚》等等，岩画具有浓厚的时代地方特色和典型的彝汉民族大融合的风格。

生动、大气，写实。当然，也有人会疑惑在生产工具落后的年代，为什么还要在此荒野之地开山劈石呢？

铜皮莲花。

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极其繁盛之时，而凉山自古以来就是通往西南边陲的重要通道，有专家推测，这两处岩画原本就镌刻于路旁，以供行旅之人顶礼膜拜。

这些斑驳的石刻岩画，镌刻着神秘的南诏故事古老的符号语言，阐释了在当时彝族文化曾和外来的佛教思想共同存在。在海拔2700米处的丛林掩映下，在百年苔藓的掩盖下，博什瓦黑岩画保存至今。

1991年，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博什瓦黑岩画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博什瓦黑岩画是南诏进入凉山后带来佛教思想的缩影，也是南诏大理时期的佛教遗址，堪称我国古代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灿明珠,它的发现不仅为宗教学和佛教艺术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而且丰富了佛教的传播以及古代民族关系研究，也丰富了地方史、民族史、宗教史和艺术史的研究，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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