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介绍
李大伟出生于1959年,出生于杨浦区安山六村的一个北方家庭,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当过教师和记者。1994年出海做生意,创立李大伟教育,1997年投资房地产。从2000年开始从事食品、养老金和酒店产业。用他自己的话形成了产业闭环,从小到老人(人生最后一站的护理人员)都缺乏殡仪馆。决心成为城市服务提供者。
从2000年开始在《新民晚报•夜光杯》开设个人专栏:五彩肉色。曾为《新闻晨报》撰写个人专栏《生意人随笔》,《上海生意经》。出版《食色之惑》、《上海市井》、《上海腔调》、今年,《上海市井》第二辑上海书展首发。他经常自诩“文章追唐宋,为人介于刘协之间”。
李大伟和画家黄亚忠在美国的山庄看书和画画。
采访地点:作者上海之家
彭派纽斯:你父母都是北方人。请介绍一下你的家庭情况。
李大伟:我出生在北方人家庭。我父亲以前在部队,在上海学习的大学留在上海工作。我妈妈出生在山东日照的石庙区,祖上乘船行。因为抗战时房子被日本人烧了,逃到了上海。因为那时还小。
我妈妈是做事标准的上海人。她自学财务,数学很好,拿着算盘和你说话。家里你想买东西吃,她就跟你算账,不让你买。她在我家不受欢迎。我父亲不能算账,吃完就用完,这是北方人和上海人之间的交战。
彭派新:小时候生活在什么环境下?
李大伟:我小时候住在杨浦区安山六村40号202-203室。1964年,交通部在上海成立了新中国第一个Tras ——“北方地区海上管理局”,被称为“北方地区局”,干部从交通部、以及北方的航运、港口系统动员起来,从部队部署师干部那里充实政治部系统,到达上海时,家人无处居住,由刚刚完工的交通部船舶研究所空降。里面山东人多,吃大蒜多,蒸馒头多,有很多“马勒牛逼”的话。所以我简单地称这两座建筑为“马勒公寓”。
彭派新:和邻居的关系怎么样?你体会到北方人和上海人的区别了吗?
李大伟:北方人比较厚道,不容易给面子。“文革”期间,单位站队有派系,楼上楼下的邻居在单位可能是对立档,回家见面也还是很有礼貌的。特别是老太太们,不管他们的儿子怎么对立,老太太对三代人都很好。北方人从不骂人。除非有人瞧不起他的孙子,否则他会追来骂你。上海人不理你,全家人都不管。
附近的孩子们都在鞍山七村小学读书,同级往往是同班同学,回到家,40号和39号的孩子们丢下书包一起玩、拥抱、啃。从我记事开始,在学校,我们都说上海话,回到家都是北方话,不是普通话。普通话以“北京方言”为基础。我们那里的北方话是以山东话为基础的,东北话、河南话、天津话、乱七八糟、一罐锡金菜、互相掐架、感染。
小时候总觉得大人之间有隔阂,老了才感觉到他们之间的热情。从2015年开始与前辈后辈的老邻居举行聚会,39号和40号邻居都来了。2015年是第一届“3940老邻居”(微信军名)聚会,大家都穿得又老又体面,我穿中山装,妻子、孩子,先向老人磕头,大家都遵守北方的习俗,互相称之为“老邻居”,完全的北方口音,“老邻居”。那个热腾腾的好像是北方人的馅饼,刚刚曝光的蒸笼馒头3354热气腾腾。
我们都超过50人了。见面见。如果一代人长的话,又是老妇人。例如,39日,刘玉才的母亲也仍然是“刘妈妈”。保姆见到我们了吗,还是北方人的亲切?“这不是老李家族的老大吗?哎呀!哎呀!”上海人不一样。上海人的老邻居见面了,自己玩,不能带老人。这就是北方人的厚道。
隔壁41号邻居是船舶研究所,南方人多,戴眼镜的人多,弹钢琴多,挂白色窗帘多,那栋楼里的孩子们好像不出门。他们是说普通话的人,很少和我们39、40号交往。那时的知识分子还是很清醒的。在他们眼里,我们都是山东玻璃人,很野蛮。
前面的建筑物,并排36-38号,都是海运局的房子,宁波人为主,后面的42-46号是建设局,苏北人为主。他们都说上海话,瞧不起我们,说我们是山东玻璃人,讨厌我们肮脏。我从小就知道山东人很崩溃。
但是他们知道,39、40号都是干部,家家至少有两间房的独立厨房,一半以上的洗手间是自用的,前后楼居民都是一代人挤一间房,一户人用卫生间和厨房。前面建筑物后面楼门前不是石头路,而是石板路,唯独我们门口建了水泥路,方便局长们接送轿车。
我们两个号码的邻居中,谁拿到票,就会再拿一分,一起去看话剧。他们就是热情。前后楼是不可能的。他们不能告诉我们羡慕。你成为你的大干部,我成为我的百姓。当时干部都很自律,家里的电话不能私下使用,书柜、书桌、椅子上都贴着编号的铁板,需要从机关借来每年付钱。所以社会是平等的,有阶层,没有阶级。
他们告诉我们
的歧视有很多是歪曲,比如说山东人不洗澡。我们当然洗澡,只是次数没他们多。干部工作都很繁忙,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回来,没有正常上下班,顾不上家里。“文革”时期,干部下放,闲在家里。他们到菜场去买菜,拿起一把就掏钱,买完就走,从不讨价还价。菜场里的小贩跟北方人蛮谈得拢的,看你吃大蒜,会搭送一头蒜。北方人爽气,不算小账,我从小看到的。上海人挑挑拣拣半天,斤斤计较,山东人非常看不惯。
澎湃新闻:你什么时候跟上海人交往多起来了?你觉得他们有什么特点?
李大伟:等我读大学,班级里有很多上海人,我多少要学习他们的行为规范。
比如,山东人对你好,就把所有都给你,我对你好,你也应该跟我好,不应该觉得烦、拉开距离。对上海人来说,这个世界不是因为你对他太好,他就得对你也要好。在上海人眼里,人与人要有适度的距离,冷暖自知。我刚开始很苦闷,觉得上海人不够意思,出了麻烦不可能两肋插刀。而山东人肯定两肋插刀,在外面给人出头打架,北方人容易出死党。上海人不会结党营私,充其量拉架,绝不会打架、帮架,不可能帮你挺身而出,你不要伤心,上海人交朋友都是适可而止。究其深层原因,就是资源少,乡下人一亩三分地,到秋天总能缓过劲来,上海人口袋里就这点钱,出门七件事都要钱。
还有一点,山东人知道“可以做的,但不可以说”,上海人呢,可以做的,就是可以说的。快毕业的时候,改革开放了,大家都做点小生意,我跟一个红木老板关系很好,他有种流氓侠气。我的几个同学都想买红木家具。一个椭圆形的大餐台加六把椅子,其中两把带扶手的,四把是不带扶手的,红木老板说他卖最便宜了,六千块。我同学说,他喜欢带把的凳子,单买啥价钱?谈了个便宜的价钱。后来他讲,没有把的凳子也蛮好,啥价钱?他又给了他一个价钱。他又说,那么椭圆形桌子呢?这个人所有加起来一算,报的价钱比六千块还要便宜。我同学脑子很好的,故意步步设套,他知道老板报价钱的时候没有动脑筋,流氓讲江湖气的,不算小账。这就是上海人,哪怕你是朋友,我账管账,跟你算得老清爽,我不会让你。我们山东人不好意思说这个话,上海人斗智斗勇,山东人斗勇不斗智。
澎湃新闻:你感觉自己完全融入上海了吗?
李大伟:后来,随着我成长,我慢慢向上海人靠拢了。
1986年,我在《消费报》经营部,组织上海消费品全国巡回展,小生意人跑来跟我讲,他想把自己的摊位摆在什么位置。位置、市口很重要,我当时不懂,一下子把好位子给掉了,人家又不谢你,人家说山东人就是傻,给了好处不要回报。实际上,北方人眼光放长远,在苦难时要你帮我,平时无所谓。
后来有个老板教了我一套上海人的做法:好处要给看得懂的人。我办教育,凡是有熟人来找我,要到我学校来上课,我就给他百分之一百好处,一分钱不要。因为他看不懂生意的,如果我给他百分之八十,他还以为我赚他百分之八十。
我刚做生意的时候,账也不会算的,我是山东人的脾气,胆子大,什么都敢做。1988年,我在山东泰安火车站边上承包了一个饭店,它本来属于青年待业安置办公室。生意很好的,早上菜堆得很高,人要踮起来才能够到,到晚上菜都没了。但我那时身边居然一分钱都没有,我妈急死了。
当时计划经济实行双轨制,同样一碗米市场价是四毛六分钱,计划调拨则是一毛四分钱。一旦有计划粮食拨下来,我马上问办公室低价买下米、面,堆在仓库里,我口袋里就没钱了。我妈就讲,钱要么在账上,要么就在库里,如果这两个地方都没有,你东西就被偷掉了,你一点想法没有,怎么就来做生意?这就是北方人,算大账,从来不算小账,从来不看成本和利润构成。我学的第二招就是算账。
直到现在,我在生活习惯、为人处世上完全上海化了。我小时候不刷牙的,爸妈不管,没养成好习惯。现在早晚刷牙,不打赤膊,不吃大蒜,怕影响人家。
如果老家来人,我帮他把宾馆找好,工作解决好,讲好在哪里办事,但不要请吃饭,一吃吃到十二点钟,很浪费时间。北方人谅解了,他说你们是上海人。
我不会表现得很热情,我怕对你太好,成为你的负担,让你感觉还不起。上海人就是懂得拿捏分寸,不让人为难,而且说到做到。我以杜月笙为榜样:精明、有分寸感,又要有流氓的狭义。
澎湃新闻:你身上山东人的特质还有所保留吗?
李大伟:在精神上,我仍然是北方人。
2000年左右,我有个名字叫三王的同学,问我借了17万。他是我大学另外一个班级的,有点流氓气,1994年我刚刚办教育的时候,他帮我的学校找老师。我知道他还不掉,还是借给他。整整两年,他一直不接我电话。两年一过,没有法律效力了。我主动找他,我不是为了钱来找你,是为了朋友。后来,我听说他中风了,我每个月给他打五千块钱,还带了同学去看他。我发现他的养老院不行,我自己开养老院的,我说到我们养老院去住。我夫人是上海人,她说你就给他五千块钱,不要讲到你养老院,否则他这五千块钱就不好拿了,他住在那个养老院,五千块还有富余,家里还可以用。我听有道理,这就是上海人跟北方人的区别。北方人很热情地帮你忙,上海人呢,我帮你忙,还让你很体面地得到好处,不是帮倒忙。
后来他老婆跟我说还是住到我的养老院。他们班级隐隐约约都知道了他的事,我让他们全班都去看他。一年去一两次,让他感到温暖。这就是北方人的兄弟热情。
2006年,我们班级一个同学得癌症,要动手术,家里没钱,托了同学来找我,因为大家都说我比较热情,可能更有号召力。动手术要花费30万,让全班同学募捐,我说不出口,我让他们家里亲戚付一半,我们付一半。他说你凭什么有把握这么做。我说我先捐十万,其他同学每个人捐两千块起。我来写信:“我们都是改革开放的得益者,两千块钱不会降低我们任何人的生活标准,但是可以救活我们同学的命”。全班一下子捐到十七万多,班级空前团结,不像上学时候勾心斗角,再也不顾及小我了。实际上每个人内心都有热血沸腾的东西,但是冷漠多了以后,就被浇灭了。
一个人文化层面的改造是很难的。我小时候眼中的美女,就是《英雄儿女》中的王芳,浓眉大眼,英雄气质,小时候很痴迷,这就是我们的审美标准。上海人的漂亮是狐仙脸。这么多年来,我既会说又会侃,交际面广,见到女人也多,大凡这种脸出来,敬而远之,本能地反感,这是变不了的。再比如我们那个楼里的人在一起,就唱《黄河大合唱》、《让我们荡起双桨》,“谁不说咱家乡好”,这些歌的歌词俗不可耐,但我们就会被里面这种革命理想主义和欢乐的精神感染,这是属于南下干部的情怀,这就是文化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