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互联网对传统经济的改造仍在继续，我们不需要离开家，就可以使用各种服务。互联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家政工人、快递员，这种零工不断壮大。互联网平台将他们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获得更多的就业选择。

但是出现了新的问题。在数字匹配下，人和人只有“一面之缘”，旧的信任机制无效，我们每个人的“附近”消失，兼职群体陷入一种“弱契约、强监控”的社会关系，被算法追逐，被用户苛刻要求，成为系统的弱者，长期

技术的优缺点同时出现在零工身上。如何在数字社会中重建附近和人们之间的信任，使人们不再感到孤独的“异乡人”，本周举行的腾讯科技前沿创新周上，几位学者谈论了自己对数字社会的观察，但这不应成为社会学家关注的命题。科学技术不主动行善。这是企业的责任。所有普通人也应该思考，科技浪潮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时，保持其美丽和善意。约翰f肯尼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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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候鸟”

孙萍在一个走廊门口遇见了梅姐姐。晚上8点，梅姐姐提前关闭了外卖订餐系统，坐上电动车匆匆赶来。她身体小，头盔下是晒黑的脸，眼角有细纹，留着短发。这种形象很难将她响亮的名字与——“望京女团王”联系起来。

5年来，中国社科院新闻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孙平一直在追踪互联网和平台经济形成带来的新兼职外卖基数。"他们像夏天傍晚的候鸟一样迅速聚集在一起，很快消失在巷子里。"

以前从没想过梅姐姐有一天会依靠网络工作。她来自四川农村，见到丈夫的时候家里没有电。为了赚钱，夫妻俩把大女儿留在村子里，带着小儿子到城里打工。三口人住在半地下室。她担任电梯员，每天站在一坪的空间里，负责按按钮。后来，家乡人向表弟介绍了送报的事，他不想做。梅姐姐只能自己做。她从一开始就学会骑自行车，逐渐掌握各个小区的位置和路线，拿着一捆报纸送到各个家庭锻炼力量。后来送快递，米粉什么也没说。

这些经历最后都被她用来送货了，梅姐学东西学得很快，点餐系统很快就可以开始了，各小区的位置也已经很清楚了。每当新骑手迷路，很快超时的时候，总是向她求助，向她求助。现在梅姐每天能送60多个段位，甚至比很多男骑手还能送更多的骑手，成为了王庆这个著名的“咒语王”。

像梅姐姐这样的外卖骑手穿梭在大城市的各个角落。疫情过后，孙萍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外卖骑手的行列。他们以前可能是小企业主、学生、建筑工、餐饮服务员。大部分都是兼职送外卖的。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严飞认为，劳动者依靠网络平台可以及时获得就业信息，可以用“临时合作”的方式取代传统企业长期劳动合作关系，打破传统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和空间限制。依靠互联网平台忙碌流动的这种零工，我们身边还有很多。

图片/数字原野论坛视频截图

根据2021年初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目前我国灵活就业人数已达到2亿人左右，其中包括网络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家政工人、快递员、安装师傅等。在被互联网大规模改造的居民服务业，他们的工作与数字技术紧密相连。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就业创业研究室副主任鲍春雷关注数字技术对就业岗位的影响。通过研究测量，他发现数字技术平台可以降低就业创业成本，提高就业效率。2021年，仅仅是微信平台，通过公众号、视频号、小程序推进的就业机会达4600多万个，是一个积极的数字。

鲍春雷对这些数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据调查，数字技术的赋能准确地推进了“劳动者需要的工作岗位、企业需要的劳动者”。另一方面，这种推送包容性更强。鲍春雷发现，做数字职位的人都不是高学历，而是以大专和大专以下学历为主。过去很多人从农村来到城市的第一站是进入工厂，但现在有了更多的新选择。

雅芳的选择是成为家庭阿姨。她来自苏南的一个农村，以前在村里的服装厂当女工，丈夫是电工，两人有一个儿子，生活平静。几年前，丈夫还在车祸中脑部受伤，一直躺在床上。家里的横梁倒了，但儿子要继续上学，她一直远走高飞来北京。

年轻人做家庭阿姨的不多。像雅芳一样是40 ~ 50

岁的女性成为了家政阿姨的主力。根据《2021年中国互联网家政服务行业报告》，全国家政行业从业人员从2017年的2623万增长至2020年的3275万。互联网家政平台在订单来源和数量方面，与传统家政公司相比，有着明显的优势。阿芳她们一般挂靠在家政中介平台上，通过培训，取得早教证、育儿证的证书，每介绍成功一单，平台抽取20%左右的佣金，算下来，一个月能赚六七千元。

除了更加包容的匹配度外，鲍春雷还发现，数字化平台的出现，让很多人的工作从线下转移到了线上。比如严飞就看到这样的场景，在北京新发地市场，一个个五颜六色的摊位和小货车旁，忙碌的小贩们腰间别着挎包，忙着称菜、揽客和算账，很多人还竖起了手机镜头。

▲ 图 / 数字原野论坛视频截图

“小宝哥”北漂十多年，一直在新发地市场做热带水果批发，2018年，他开始拍视频，用一双有力的手，现场掰开榴莲，在屏幕前大吃一口，有时还自创新吃法——榴莲拌米饭、大饼卷榴莲，积累了将近100万粉丝。如今，“小宝哥”的主要工作就是拍视频，上午从七八点开始，一拍两三个小时，有时还要专门写脚本。依托于数字平台，他实现了榴莲创业，还成立了一个公司，面向北方市场，做榴莲供应。

一个个梅姐和阿芳，用自己填充着数字社会里的每一条毛细血管，并成为了它的一部分。也有极少数像小宝哥这样的人，抓住了里面的机会，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被捕获的人

有一天，严飞收到了一条特殊的微信，发信人是军军，他是一个江西的00后，子承父业来到北京，家里三代人都做了门窗安装师傅。他的微信内容是一段语音，用远超年龄的成熟嗓音，低沉而平静地念着《异乡人》中的一段话：

“此时，在这黑夜尽头、拂晓之前，我听见汽笛声响起。它宣誓着旅程即将展开，通往从现在直到以后对我而言已完全无所谓的世界。许久以来第一次，我想起了妈妈。我想我了解为何她在生命来到终点时找了个男朋友，为何她会玩这种从头来过的游戏。即使是在那里，在生命逐一消逝的养老院，夜晚依然像一个忧郁的休止符。与死亡靠近的时候，妈妈必然有种解脱之感，而准备重新再活一次。这世上没有任何人有权为她哭泣。我也像她一样，已经准备好重新再活一次。”

严飞知道，军军没念出的下一句是，“我第一次敞开心胸，欣然接受这世界温柔的冷漠”。就像这本书中文版的副标题一样，“我知道这世界我无处容身”。这令严飞产生了思考，他能够理解军军的孤独与无助，“他并不是一早就打算做门窗，他有很多想法，但又受限于自己的条件，更能感受到大城市带来的压力和冷漠”。

2019年的一个夏天，通过安装门窗，严飞认识了江西老杨，他从“门窗之乡”安义县来北京务工，在双桥有了一家小门店，一直担心高三的儿子军军考不上大学，希望严飞能帮忙“敲打敲打”。

就这样，一个高三留守少年和一个清华大学教师，产生了连接，并且一直持续至今。这个个子高高，有些羞涩和内敛的男孩，曾经告诉严飞，他用尺子在地图上量过距离，中国传媒大学离父母开小店的双桥很近，他要把它当作第一志愿。但可惜，军军最终没能考上，短暂地纠结之后，他决定来到北京，跟着父亲一起安装门窗。

互联网时代的零工从业者，虽然更容易获得就业机会，在经济上的回报更多，但技术就像一张大网，他们一旦被捕获，就会被固定在一个位置上，持续为系统提供交换价值和数据价值。“被技术捕获的劳动者，劳动的主体性会慢慢丧失，数据和技术塑造了个体和系统的情景化互动，产生新的管理协商方式，每个人的遭遇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很难通过联合罢工或工会去解决工作中的压迫和不平等。”孙萍说。

只要接单系统开启，从起点到终点，外卖员的行驶速度、距离，中间拐了几道弯，打了几个电话，如何沟通，全部会被一一标记、积累和储存，等待着系统的清洗和处理，成为喂养算法与平台的养料，再被用到下一次的衡量与规制之中，这是个记录与计算的无休止循环。

为了适应这个循环，骑手们也停不下来。梅姐永远7点开系统，一有单就出发，一直跑到晚上12点，每隔一天才午休一次，“觉得困难、跑不动”，才中午回家睡一觉，两个电瓶换着充电，平均每天10点、晚上5点要更换两次。这对骑手们来说很正常，“大家都是一干就十几个小时”。她也全月无休，因为一旦休息，接单的单价和等级都会下滑，就像是玩游戏的级别，“青铜、铂金、黄金、王者，你要不断升级，也要防止自己掉下去”。春耕一到，有些骑手就要返乡，等到再次回到站点，等级早就一落再落，只能从头再来。

但系统是残酷的，时间限制越来越短，甚至梅姐有时感觉，“餐都没出，就快要超时了”，她只能更快速、不停止。有一次，梅姐的车歪倒，弄伤了手腕，需要打石膏。站长劝她休息两天，但梅姐不答应，“只要死不了，我就要上班”。她用手指替代手腕，继续骑车送餐。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了上海疫情封控期间。一位骑手争取到了小区出门证，选择出门接单，不再回家，跟其他骑手一起，住在一个废弃的三层教培小楼里，每天吃饭，全靠丈夫在小区栅栏外传递。更多的人离开家后，选择住在地铁站和桥洞里。

经济上的压力让他们别无选择。孙萍通过调研发现，在2022年，北京、上海、深圳三个地方的骑手，6成以上有负债，3成以上超过了10万元。孙萍接触过很多这样的例子，一个理发店的老板娘，几百页的银行流水，全是丈夫在网上赌输转出的钱，100多万元，一分不剩。没办法，老板娘只能跑去送外卖，每天离家还有一公里时，她就把车停下来，提前把外卖员的衣服放到箱子里，换好便服再回家，不想让人知道自家的情况。另一个中年离婚的女骑手，想要实现经济独立，从农村来到城市送外卖，她也想攒够钱，买一辆房车，这样以后去看上学的儿子，再也不用心疼酒店钱。

▲ 图 / 数字原野计划

孙萍和梅姐，就像短暂相交的两条线，很快向着不同的方向远去。有一天，孙萍发现自己被梅姐删除了好友，她一开始很困惑，直到有其他外卖员告诉她，“工作上的关系转瞬即逝，删掉你不是因为不喜欢你，可能只是没内存了，或者单纯觉得没什么可联系的”。

后来，孙萍又碰到了同样的情况。她渐渐明白，梅姐们不是故意为之。她们的工作一直在流动，没办法跟所有人保持联系。在北京的一个外卖站点中，一年之内流转或者是离职的骑手能够达到90%。昨天的同事，可能明天就已经离开，他们互相的连接变得微弱，同一个站点工作的人尚且如此，何况是一个偶然产生交集的人。

他们普遍变得孤独。严飞在研究零工从业者时，通过数据获悉，这些人有9成以上都具有明显的压抑情绪，包括焦虑、紧张和低落，同时，也有较强的被剥夺感和有限的城市融入感。“他们在一座城市里，声音一直是非常微小的，不会被人听见，听见之后，也没有得到平等的尊重与对待。”

孙萍认为，这是数字化匹配下无法避免的信任缺失。“一旦由平台充当中介来进行监管，契约关系就会取代信任关系，会缺少很多人情味。”梅姐前几天得到了从业几年里的第一个差评，原因是她通知消费者餐送到时，对方正在跟客户谈生意，觉得受到了打扰。一旦差评通过，梅姐会被扣150元。

严飞也在他的新书《悬浮》中提到类似的观点：“互联网平台和技术构建了‘弱契约’和‘强监控’的劳动模式，他们的待遇无法通过契约得到保障，但工作过程却可以通过网络完成一整套的严格监控，这可能将劳动者进一步异化。”

这些被互联网捕获的打工人，最后只能回到互联网的场域里寻求认同。孙萍的学生调查了外卖骑手的短视频制作，很多骑手喜欢发短视频，除了分享日常生活，更多还是当作随便发声的一个场域，今天遇到了一个不好的单，或者是遇到一个好人，或者是什么遇到不公平的待遇，然后骂一骂、吐槽一下。“在这个场域底下，他更多的其实是寻求一种系统之外的压力释放”，孙萍叫它“平行场域”，他们需要发声的渠道，“不在平台、不在站点，甚至不在家庭，而是一个专属于自己的空间”。

▲ 孙萍。图 / 受访者提供

重建附近和信任

梅姐、军军和小芳，以及更多的零工们，他们都是我们日常生活附近的一个个最小切面，他们因数字技术与平台改变了生活，也被数字社会所忽视，成为了悬停在城市上空，难以被看见和听见的隐形人。对他们来说，技术带来了益处，但技术同时也很残酷。

这似乎是个矛盾的问题，技术的利与弊该如何去衡量，如何促使科技向善，这也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教授刘海龙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他认为，有些技术本身就存在复杂性，就像算法技术，数据量过于庞大，导致具体运算过程对于编程者而言也是黑箱。当我们为了效率，将决断权交给算法时，是充满风险的。因此，面对这样的技术，人类的动机与责任变得更为重要。

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关注是否存在算法偏见，对某些群体存在不公平。这种判断离不开企业的衡量。孙萍认为，这是一个平衡多方利益的过程。“企业在运营过程中，占领消费者、取得消费者的信任很重要，但同时也要意识到，这是个多方参与的市场，另外的利益相关方也很重要。”

▲ 图 / 数字原野计划

这当然也是我们每个人的选择。走进深圳做城市改造研究时，严飞被一家神奇的小店吸引了。一个敞开售卖货物的小卖部，藏在小巷里，小店门口坐着一位老婆婆，一边卖货，一边跟人聊天。一米之隔就是一家大型的青年公寓，靠密码开锁，中间的空地上，摆放着六七把空着的椅子，每到晚上，总有不同的年轻人坐在这里，乘凉、聊天。

这个小店引起了严飞的思考，在这样一个小小的空间，却建立起了陌生人之间的连接。他一直在研究数字平台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微信与千里之外的人联系，足不出户轻松购物，但却忽视了周围的小世界”。

互联网到底让我们更近了还是更远了，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在孙萍的观察里，消费者和外卖员虽然面对面完成了一个配送的行为，但他们之间的任何沟通都是需要依托平台，“比如消费者对这个订单有任何的不满意，需要有任何的沟通，也是在平台上去进行的，也不是两个人面对面的去沟通”。

“我们会常常看不到他们的存在，或者仅仅只是把他当成一个红色的衣服、蓝色的衣服、黄色的衣服的一个职业象征，和这样的一个载体或一个职业的标签打交道，而不是和这样的人打交道。”严飞说。

社会学家项飚认为，我们之所以会对眼前的事物熟视无睹，是因为我们都会觉得他们不符合自己的理论视角，比如阶级、性别、自我意识，因而会显得琐碎而无意义。与此同时，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结构性的框架，有自己的一个自我价值体系所带来的一种对于世界的认知和判断，所以大家都会带着一个既有的框架去观看周围的景观。这样的一种景观的观看就会完全把自己的想法，把不在眼前的东西拉扯进去，反而忽视了对于日常生活的一种琐碎的关照。

这种关照也关系着技术体系下人与人之间信任的重建。我们应该多去关注自己日常生活中具体的人、事和物，而不是将他们当作符号。我们的附近有很多这样的人，一个相熟的菜贩，一个熟悉的理发师，一个一直光顾的洗衣店，甚至是经常打交道的社区服务站医生。严飞一直想倡导改变，我们与他们建立连接，并不难，甚至不需刻意，一次主动的搭话，一次感谢，一瓶水，互相知道名字，慢慢建立连接和信任。

现在，严飞和军军的连接并没有中断，依然常常聊天，严飞鼓励他要继续读书，试图为他介绍工作，同样地，军军也会讲述他想要自学日语，学国际贸易，把门窗小店做得跟父母不同的计划。

他们的联系很紧密，严飞充当了一扇窗户，让大军看到了没见过的世界，其实，更多时候这种连接哪怕是微小的，也会产生暖心的效果。现在，每当时间不够时，梅姐都会提前发一条短信，告诉消费者，“抱歉，要多等一会儿”，大多数都能得到理解，有些人还会回短信，让她“慢慢开，不用着急”，虽然是简单的一句话，梅姐依旧很感动，她觉得，“还是好人多”。

无疑，信任的重建，依然需要很长时间。在技术领域不断突破的同时，持续关注人与技术的连接与关系，成了当下社会学研究者们最重要的命题，在过往的科技向善创新周中，包括项飙、邱泽奇等多位学者发表了对于数字技术进步与社会协同发展的思考，未来这样的思考将会在这一空间继续延续。这关乎我们每个人在这个数字时代的境遇，关乎一个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文中军军、梅姐和小芳为化名）

▲ 腾讯科技向善创新周2023数字原野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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