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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滋滋造句“乐滋滋造句幼儿园

时间:2022-12-01 18:46:05 阅读: 评论: 作者:佚名

黄玉峰老师

期末考试结束了。其他班的同学都在家里焦急地等分数,或者为寒假补课找老师。上海复旦附中二年级三班的学生在班主任黄玉峰老师的带领下,登上了“学古代人、刹金人民政”寒假——浙东文化学旅。

这不是单纯的游戏。

出发前,黄玉峰老师从《史记》、《文苑精华》、《中国六朝山水诗选》等古籍和现代作家作品中,挑选了两万多字的诗文,印发给同学,要求大家仔细研读。

为期8天的旅程中,从绍兴沈园的“东风恶,欢情薄”,宁波天一阁的风雨,到张岱、郁达夫笔下西湖的不同风致,从三味书屋、兰亭到王国维故居,同学们循着名士大家的文字和足迹,在以山水自然为师的天地大课堂中,心驰神醉。

黄玉峰说,这也是他上的“语文课”。

特立独行的语文课

两年前,刚刚收到复旦附中的录取通知书不久,3班的同学又收到了一封短信:

“祝贺你进入附中修炼。愿我们为改变语文教学落后,人文素质低下的现状而共同努力。”署名是“你的朋友黄玉峰”。

信是用毛笔写的,漂亮的行书写在古色古香的宣纸信笺上。

同学们收到信后非常激动,都说没收到过老师写给自己的信,没想到还有用毛笔写信的人。

让他们更没想到的,上了快10年的语文课,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

两年来,除了统一的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语文课没有考试,也从来不做各种模拟试卷;

教材里的某些课文,老师不讲,只要大家看懂即可。却在课本之外,补充了古今中外的数百篇文章;

几十位沪上知名的学者专家到班上开设讲座,讲述他们读书、治学的心得以及研究领域中的最新发现;

每周有固定的时间练习书法,学国画和篆刻;

每星期有一节语文课到图书馆看书……

在他们那本印制精美的班刊《读书做人》创刊词中,我看到了这样的句子:“我们决心做当今语文教学的‘叛徒’”。

其实,这真正的“叛徒”是他们的语文老师黄玉峰。

“以素质教育对应试”

黄玉峰,复旦附中高级教师。一位教了30年语文课的老师。他说自己越来越不知道中学语文课该怎么教了。

“上课听分析对答案,下课做习题,已经成了语文教学的基本模式。而这些分析和练习,无非就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把好端端的文章碎尸万段。‘读书人’不读书,全成了‘习题人’。”

黄老师参加上海高考阅卷已有10年,前几年还担任阅卷中心的主任。他说,这么多年,每次阅卷都会因为试题、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的问题,和阅卷的人吵,和出卷的人吵。

按规定,阅卷中心的人要在批改前先把卷子做一遍。这里面有大学教授,有比较好的中学教师。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5个人中,3个人和2个人答案不一样,或 1个和4个不一致。还有几次5个人的答案都是一致的,结果一看标准答案,他们全错。“连老师都摸不准的题目,让学生怎么答?”

“当前语文教学面临困境,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在高考现状不能很快改变的情况下,如何扎扎实实在实践中寻找出路呢?”黄老师说,“我有一个想法,不以应试教育对应试,而以素质教育对应试。只要学生的素质真正提高了,他们对付考试的能力也不会差。”

于是,在学校领导的支持下,1997年的高一年级3班成了复旦附中首届文科加强试点班,学生由随机分班组成。黄玉峰说:“我们不是文科班,也不是重点班,只是在语文教学上,我用了点特殊的教法而已。”

“我主要让学生有一种体验”

高一年级开学第一课,黄老师提了3个问题:

“过去9年语文学习存在着什么问题?”

“学习语文是为什么?”

“怎样学好语文?”

同学们的回答五花八门,很多人都说“对语文没兴趣”、“怕语文,尤其怕作文”。

黄玉峰说:“这都是蹩脚的语文教学留下的弊端。”

为了适应考试,小学语文从二三年级开始,就让学生花大量时间去背孤立的词语解释,挖空心思地造句,机械地抄写。到了五六年级,又要做所谓的“阅读分析”,学生既没有积累足够的语言信息,形成语感,又缺乏必要的知识储备,只能死背教参和习题集中的标准答案。

到了初中,仍然是整天被泡在莫名其妙的“分析”中,阅读量少而又少。“如果高中3年那么好的年龄,再全部投入到做一些无聊的习题里,听凭一些蹩脚的老师把已经嚼得毫无滋味的东西喂给他们,真是迫害他们!”

“有些文章,不是内容不好,但是不适合放在语文教材中。”他说。对那样的文章,让学生自己看,意思明白就行了,没必要多讲。“省下的时间,让学生多看点好东西。古今中外,好文章太多了,教材中都没有。”

黄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中外许多作家、学者关于学习语文的观点,印发了叔本华、朱熹、胡适、朱自清等人论学习的文章。师生达成共识:学语文的主要途径是靠自己读书,靠自己作文,靠自己领悟,靠自己修炼。

黄玉峰说:“没有一个老师能够天天让学生有收获。我自己讲课,1课、10课可能很生动,但我讲一学期,未必就课课生动。让学生自己看书,和古人对话、和外国人对话,自己升华。不懂的来问我,我知道的告诉你,我也不懂的,和你一起探讨,或者给你介绍更有研究的老师,这种学风才是最重要的。”

在教材之外,黄玉峰两年来补充给学生印发的文章超过100万字。从《论语》、《大学》、《庄子》、《诗经》、《楚辞》中的经典篇目、西汉鸿文、唐宋散文、明清小品,到国外蒙田、茨威格等人的文章。开的书目就更广泛了,从《红楼梦》到《射雕英雄传》,从《简爱》到《共产党宣言》无所不读。

黄老师还为班上每个同学都办了复旦大学图书馆的阅览证,并和学校周围的书店联系,给学生买书优惠。“我的学生已经不再只会买教学参考书了。”

在3班教室,我看到同学的课桌上除了教材、习题集,还有《万历十五年》、《朱元璋传》、《国学概论》。

“学生们爱读书、会读书、将来养成终生与书为伴的习惯,我觉得,我的教学就成功了一半。”他说,“老师教的东西,最多就是一杯水、一桶水,为什么不让他们自己到大江大海里去游泳呢?”

劳于读书,逸于作文。读书积累到一定的量,自然会产生表达的冲动。黄玉峰说,读与写,读是根本,写是读以后自然达到的阶段。为写而写,就像让没有吃足桑叶的蚕宝宝吐丝,实在是强人所难。

在这次寒假的浙东学旅中,有一站是上虞的春晖中学。20年代,在中国有“北有南开,南有春晖”之言,当时许多的知名学者文人都曾来在此代课任教。

“蔡元培、郁达夫,叶圣陶、夏丐尊到那儿讲课。”黄老师激动地和我说,“这些学者肯去那么一个偏僻地方,可见当时人对教育的重视。弘一法师、丰子恺在那里教音乐美术。看看现在,美术音乐课都是什么人在教?”

黄玉峰在留字时写道:舌耕杏坛半生心,我在春晖愧为师。“和这些人比,我们有什么资格做老师?”

“其实,著名学者、大学教授到中学任教办讲座,在原来是有传统的。这样做最大的好处是能开阔学生的眼界,让他们接触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从1993年开始,黄玉峰就外请作家、学者、科学家来给学生开讲座。这两年,更是有计划地邀请了几十位学者专家来3班。讲座的内容除读书治学,还有不少专业性很强的题目,如:科举制度与中国社会、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的关系、文化地理学简介、红楼梦人物论,等等。

黄老师特意和专家说,要讲你自己的研究,最有心得的,不要泛泛而谈。“法乎其上,得乎其中,同学们就算不能完全领会也没关系,时间长了,他们的眼界和判断力就会不同。”

“语文要培养一个人的情操和独立的人格”

我问3班的同学:“黄老师的语文课,和你们以前上的语文课,最大的不同在哪儿?”

“自由、大胆!”他们脱口而出。

老师讲得大胆,不受教材、教参的拘束;学生想得大胆,什么观点都可以讨论,老师绝对不会说你错了,应该是什么。

比如怎么讲鲁迅。

鲁迅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他的文章在教材中也选得很多。但是,很多中学生都不喜欢鲁迅。

“因为教材中的鲁迅并不是完整的鲁迅。而且,学生心中的鲁迅,大都是经过教参解释过的鲁迅。”

黄玉峰说,教材中选鲁迅文章,大都是锋芒毕露的政论文,像《文学与出汗》《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好像没有宽容精神,不可亲近。

“再加上教参中的误读。”黄老师转述著名的鲁迅研究学者钱理群的一段话:“中学语文教参对鲁迅作品,很多分析十分烦琐,观点也大多是五六十年代的“鲁迅观”,包含着许多对鲁迅的神化、曲解和简单、机械、庸俗化的理解。实际上,近十多年来,研究鲁迅的学术界,已经对这些做过科学的清理,并且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而中学语文教学却仍然停留在五六十年代的观点……”

为了让学生接近一个完整的鲁迅,并理解他对中华民族的大爱与大恨,黄老师向同学介绍了不少教材之外的鲁迅文章。

《文化偏至论》是鲁迅5篇文言文之一,当时写作此文时作者不过20多岁。但他对世界各国宗教、文学、政治、经济的熟悉与把握,文中那些现在看来还闪着很多火花的观点,让同学们看了非常吃惊,他们感到真正接近了一个伟人。

讲《祝福》,黄老师也不是按照教参所说的“四条绳索”去分析归类,而是在同学看过文章后问了一个问题:“看到什么地方最打动你?”然后根据学生所说,一共列出了祥林嫂的14悲,再看看这些现象在现在社会中是不是还有?

那么这种“自由大胆”的语文课给予学生的是什么呢?

“我开始喜爱读书了,那些装订成册的纸张有无穷的魅力。”

“我坚持每星期背诗。”

“语文应该是大语文。我变得更关心社会、关心人了。”

“以前我以为语文就是字词、语法,而现在我领悟到了语文的真谛,那就是读书和做人。一个人懂得越多,就越会感到无知。”

“我渐渐浅浅地摸索到人类的精神家园。”

“我渐渐学会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

“也许这个班并不能把我们的文学、书画、篆刻水平提高到专业程度,但它培养了我们一样最宝贵的东西--兴趣。”

对黄玉峰老师来说,最让他高兴的,是“同学们普遍反映自己长大了,感情更丰富了,有了更强烈的爱憎、更强烈的责任感。独立的思考、自由的精神强烈了。”

这正是黄老师心中语文教育的目标,学会读书,学会作文,做真的人。

“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在教学改革上的尝试,稍微迈出了一小步,会有这样大的收获。一年半的时间,学生的飞跃让我惊讶,而且逼得我自己要不断学习。”

“他们现在很厉害的,常常向我发难,把我问倒。”黄老师乐滋滋地说。

“有没有被学生问得很尴尬的时候?”我问。

“我不大会尴尬,我不懂就说不懂。”黄老师一笑,“我觉得在学生面前要老实。”他觉得,现在的学生在很多方面都要超过老师,像对电脑的熟悉,接触的信息量之大,学新东西之快。

“现在很多老师还能吃饭,就是因为这种教学方式压制着学生,让他们不能自由充分地发展。”

“你担心不担心,这些学生适应了你的这套思路,将来却不能适应高考的要求?”

黄玉峰推推眼镜,信心十足地一笑,“对分数我一点儿也不担心。”

“教了30多年的书,对付高考我不是不会。”黄玉峰曾应邀在《文汇报》开专栏,专写高考之前的复习。他说,到高三之后,教学方法上肯定也会有所改变。而且学生们很聪明,他们也知道什么不适合表现在高考考卷上。“这都是技术性的操作,很方便。重要的是,我们不仅能应付考试,还能超越考试。”

实际上,3班这两年来的考试成绩,也一直在年级前列。语文、外语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校生物竞赛,3班同学入选最多;10名被特批提前参加复旦大学文科基地班考试的同学,有3人达到录取分数线;学校艺术节,他们拿了三分之二的奖状;计划中的第六期《读书做人》,将是数理化与外语专刊……

“这种教学方法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眼前,或是明年的高考,还可能发生在10年、20年后。随着这些学生的成长,他们如何对待世界,如何处理自己的人生问题,都会变得不一样……”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陈思和教授说。

(来源:中国青年报 记者 冯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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