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中国人应该都还记得小学里学过寒号鸟的故事，讲的是寒号鸟好吃懒做，天晴暖和时不及早筑巢做准备，到冬夜在悬崖缝里冷得直打哆嗦，喊着“哆啰啰，哆啰啰，寒风冻死我，明天就做窝”，然而第二天放晴后又得过且过，终于等不到春天回暖，就在冬夜里冻死了。
这个道德故事的寓意一目了然，寒号鸟在其中被塑造成一只懈怠懒惰、缺乏远见的鸟儿。不过，随着它去年秋季重被选入人教版小学二年级语文课本，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寒号鸟其实原本并不是鸟，而是啮齿类的鼯鼠，诸如《寒号鸟竟然不是鸟？感觉上了假小学》这样标题的文章在网上能搜出一大堆，其依据是该寓言所源出的元代陶宗仪笔记《南村辍耕录》中，寒号鸟本是“四足，有肉翅，不能飞”的“寒号虫”。
事实果真如此吗？这个看似简单的小故事，它在流传中所蕴藏的复杂意味，其实远超我们想像。
2017年人教版的小学课本，寒号鸟是“复齿鼯鼠”形象
“寒号鸟”故事起源
寒号鸟当然是鸟。这个寓言最早并不出自中国文人笔下，而是佛经故事。
在佛典中，它被称为“雪山鸟”，梵文名“迦陵频伽”，相传栖居于雪山之中，鸣声极为动听，故又译为“妙音鸟”。
《长阿含经》卷一第一经：“菩萨生时，其声清彻，柔软和雅，如迦罗频伽鸟声。于是颂曰：‘犹如雪山鸟，饮华汁而鸣。其彼二足尊，声清彻亦然。’”此鸟又名“寒苦鸟”，传说生在天竺雪山，白昼日暖不思造巢，夜间受冻欲死，雌鸟发誓：“寒苦逼身，夜明造巢。”雄鸟对曰：“今天不知死，明日不知死。何知造作栖，安稳无常身？”人称此为“无常偈”。但天明后它们又忘记昨夜誓愿，虚度如故[1]。
敦煌莫高窟“观无量寿经变”中的迦陵频伽
法藏伯希和敦煌《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迦陵频伽细部
在深受佛教文化影响的日本，寒苦鸟的典故在文学中并不鲜见。《平家物语》第九卷第一节谈到平家的衰亡：“目下青阳之春已至，滨海之风煦和，日影也渐渐温暖起来了，可是平家的人却心境凄凉，犹如置身于大雪山中的寒苦鸟（たゞ平家の人々は、いつも氷にとぢこめられたる心地して、寒苦鳥に ことならず）。”[2]
周作人、申非的中译本译注：“苦寒鸟是佛经中想象的一种鸟，说它栖居于喜马拉雅大雪山中，夜里受寒冷之苦发奋要在天明之后筑巢，可是及至日出送来温暖，又把夜间的寒苦忘掉了。佛家以此比喻世俗人的懒惰。”在《曾我物语》第七卷中，也有此比喻（われらが有様を 物にたとふれば寒苦鳥ににたり）。享保三年（1718年）的《录内拾遗》中，则基本忠实复述了佛经中雌雄寒苦鸟的对话（終夜雌は殺我寒故と鳴き、雄は夜明造巣と鳴也。夜明ぬれば朝日の暖なるに映じて巣をも造らず）。
这个故事最初的寓意并非现在世俗理解的强调抓紧人生好时光、为将来未雨绸缪，佛家的真实用意在于隐喻未觉悟的世俗众生之无知，“造巢”在这里真正的本意是指“（佛教）修行”。在佛教中有所谓“八寒地狱”，指八种寒冷冰冻的地狱，有情众生在其中皆身受不同程度的寒苦受逼，大概在地处热带的印度社会看来，寒苦是尤其难以忍受的一种痛苦。所谓“常念众生寒苦”，也就是说，在佛教看来，世人皆受苦而不自知，难以忍受苦难时就想求神拜佛，一旦好转又好了伤疤忘了痛，得过且过。
值得注意的是，寒苦鸟的形象也并非完全负面，它的“无常偈”也提出了一个宗教命题，即既然人生无常，不知明天会不会死，那明天还有必要造巢（修行）吗？对此，佛教的回答是：死亡并非终结，除非坚定向佛之心，净除贪嗔痴恨，才能真正觉悟，彻底断除寒苦，摆脱轮回，升入天界。
既然寒苦鸟就是众生的化身，当然也不必实有此鸟。创立日莲宗的日本佛教大师日莲圣人（1222-1282）就认为，世人与寒苦鸟没什么不同，既想要升入天界，但又懒于勤修佛法，日子好过时就贪图安逸，不顾死后可能堕入八寒地狱。因此，这一故事原本具有深厚的宗教意味，旨在强调世人只有坚持不懈地实践修行，勇猛精进，才能醒悟“一切皆苦”，最终离弃种种逸乐与恶习，自觉地为来世做好准备，实现生命的自由。
扮作“迦陵频伽”跳舞的日本女孩
中国版本的变异
然而在有着自身深厚文化根基的中国，寒号鸟的故事却有着与佛经乍看相似、实则大异其趣的版本，而且这种差异甚至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就开始了。
提到“雪山鸟”的《长阿含经》早在姚氏后秦（384-417）时便已译成汉文传入，因而中国人并非不知这一典故，但却偏重将之作为因果报应中受惩罚的形象，如中国佛经《佛说善恶因果经》中说：“今身喜露形坐者，死作寒鸮虫。”此经是汉地广为流传的佛经，起始年代不详，在敦煌汉文遗书中唯一有纪年的经卷中记载于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年），可见早已流布。
在五代吴越国景霄《四分律行事钞简正记》卷十五则认为，破戒衣（僧尼犯戒条不穿法衣），将受地狱正报，转世为无毛鸟，“无毛鸟即寒号鸟是也。身既无毛，日中不出，夜里方出，作忍寒声等，广如俗书中说之。”
这里说的“寒号鸟”或“寒号虫”，其实并不是印度佛教中所说的“寒苦鸟”，而是源自中国自身传统的另一种鸟。西汉扬雄《方言》卷八：“鳱旦，周魏齐宋楚之间谓之定甲，或谓之独舂，自关而东谓之城旦，或谓之倒悬，或谓之鳱旦，自关而西、秦陇之内谓之鳱旦。”郭璞注：“鸟似鸡，五色，冬无毛，赤裸，昼夜鸣。好自低仰。言其辛苦有似于罪谪者。好自悬于树也。”
这种鸟在先秦文献中就有记载，据说夜鸣不已，到寒冷季节提前预感到阳气将生，即止声不啼。《礼记·坊记》：“《诗》云：‘相彼盍旦，尚犹患之。’”郑玄注：“盍旦，夜鸣求旦之鸟也。”
又《礼记·月令》：“仲冬之月，日在斗昏……冰益壮，地始坼，鹖旦不鸣，虎始交。”郑玄注：“曷旦，求旦鸟也。”所谓“虎始交”，也是因为虎本属阴，预感到一阳将生而交。鸟类夜鸣本不多见，猫头鹰、雄鸡夜鸣在中国古人看来都寓意不祥，《诗经》逸诗之所以说“相彼盍旦，尚犹患之”，可能也是因为以夜为昼，预兆上下失序。由于其鸣叫声如舂谷，故又被称为“独舂”，三国吴沈莹《临海异物志》：“独舂鸟声似舂声，声多者五谷伤，声少者五谷熟。”叫声多就五谷歉收，足见这种鸟在中国人看来很不吉利。
在隋唐五代提到“寒号虫”或“独舂鸟”时，人们的理解都是根据中国原有文献的，与印度佛典无关。中晚唐精通印度与中国典籍的疏勒国僧人释慧琳著《一切经音义》，这是一本引证字书来解释佛经中疑难字词的书，其卷九十九《广弘明集音下卷》引《礼记》郑玄注、扬雄《方言》及郭璞注来解释“独舂”。当代民俗学者张子开认为其注解“并无佛典背景，全是源于中土说法也”。
不过这一典故既然引入中国佛教，就与佛教原有的“众生寒苦”、“八寒地狱”之类的说法联系到了一起。可能又由于“夜鸣求旦”与“寒冷季节”这两点，加上“鳱旦鸟”与“寒苦鸟”读音也有几分近似，于是原本与所谓“地狱正报”无关的这种夜鸣之鸟就变成了中国佛教徒理解的受罚形象。
但这也不能责怪古人，连张子开这样的现代学者虽然旁征博引诸多典籍来讨论中国文献中的“鳱旦”与佛经中的“寒苦鸟”，可他的结论却也认为：它们“当为同一种鸟”。
然而，除了有限的一点相似之处外，两者其实根本不是一回事。
佛经中的雪山鸟鸣声美妙、寓言中且有雌雄对话；而中国文献中却说“鳱旦”是“无毛赤裸”、形象近于罪罚（城旦即城旦舂，秦汉时的重徒刑犯，劳役时身穿红衣，施加刑械，因为筑城挖沟是第一等苦役）、多与阴寒不祥相关[8]，甚至预兆五谷丰歉，更不曾提到它是否筑巢，也从来没有雌雄双鸟对话的说法。
从存世文献来看，在很长时间里，中国人所说的“寒号鸟”或“寒号虫”其实是国产的“鳱旦”而非印度佛经中的“寒苦鸟”。
不过，如果说隋唐时的中国人还能区分这两种不同的鸟，到了元代陶宗仪笔下，它们就有点被搞混了。现在许多人便是根据他所著《南村辍耕录》卷十五的记载，以为寒号鸟“其实是虫”，原文如下：“五台山有鸟，名寒号虫，四足、有肉翅，不能飞，其粪即五灵脂。当盛夏时，文采绚烂，乃自鸣曰：‘凤凰不如我’。比至深冬严寒之际，毛羽脱落，索然如鷇雏，遂自鸣曰‘得过且过’。嗟夫，世之人中无所守者。率不甘湛涪乡里，必振拔自豪，求尺寸名，诧九族侪类，则便志满意得，出肆入扬，以为天下无复我加矣。及乎稍遇贬抑，遽若丧家之狗，垂首贴耳，摇尾乞怜，惟恐人不我恤。视寒号虫何异哉？是可哀已。”
显然，这里说到它“盛夏时，文采绚烂……深冬严寒之际，毛羽脱落”是本自东晋郭璞所说的“五色，冬无毛，赤裸”，但说“得过且过”，却又像是佛经里寒苦鸟的口吻。陶宗仪的版本去除了原先偏重破戒受罚的宗教告诫意味，却转而强调了寒号鸟在一盛一衰时的前倨后恭，以抨击世上无操守的势利小人，不能在顺境逆境时皆宠辱不惊。
由此，寒号鸟的形象完全世俗化、道德化了，而且变成了一个人对不同境遇起落时的态度问题，而不是修行觉悟的宗教议题。陶宗仪讲这个故事的用意并不在于强调未雨绸缪和勤劳，他没谈到筑巢，寒号鸟的“得过且过”在他笔下只是失势时的隐忍蛰伏，是外部境遇的变化，其实和“懒惰”也无关——是季节更替导致它“毛羽脱落”了，勤劳也不能让它长出一身羽毛来。
不仅如此，陶氏的故事版本还进一步强化了寒号鸟的中国色彩，明确说此鸟出自“五台山”，并说“其粪即五灵脂”——据李时珍《本草纲目·禽二》“寒号虫”条解释，是“谓状如凝脂而受五行之灵气也”，中医相信可以治疗心腹冷气、女子血闭等诸症。
这可能是因其名为“寒号”而来的巫术思想，就像中医认为蝙蝠能在夜间飞行是因视力好，因而蝙蝠粪便称作“夜明砂”，据信能有“清肝明目”的功效。
照此说来，既然其粪便是中药，似乎世上真有此鸟，然而自然界却无法找到符合上述特征的鸟类。鸟类中夜鸣的本已不多见，仅夜莺、杜鹃、猫头鹰等，再加上五色、冬无毛（冬季换羽又极其罕见）、自悬于树（只有绿毛幺凤等鸟类喜欢倒挂于枝干上）等特质，实无其类；陶宗仪甚至还说它“四足、有肉翅，不能飞”，那就更近乎不可能了——全世界9000多种鸟类中，不会飞的鸟仅有企鹅、鸵鸟等40多种，至少没有原产于五台山的。
当然，它也并不像有些人所揣测的是鼯鼠，因为历代记载都明确说它是鸟（“得势时自比超过鸟中之王凤凰”的情节可以证明），何况陶宗仪还说它“不能飞”——鼯鼠至少是会飞的。只能说，它与其说是一种自然生物，不如说是一种中国文化中生成的形象。
接受即曲解？
为什么要费力追溯这些？因为有时往往是在这种不为人所留意的细小处，可以看出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中的人们在无意识中受自身文化传统影响流露出来的文化心理。
很显然，宗教意识浓厚的印度人在“寒苦鸟”的故事中，最早完全是从宗教态度来讲述并理解这一寓言的。日本受佛教文化之深超过中国，也基本完整地保留了这一层意味，但中国人却因为原有自身传统，在接受之后就基于自己原先文化里的事物来理解它了。
本来佛经中惯于以鸟取譬来劝喻世人，《法华经》、《佛本行集经》和《杂宝藏经》等还曾提到，雪山下有一只二头鸟名为“共命鸟”（或“命命鸟”），其两头分别名为“迦喽嗏”、“优波迦喽嗏”，彼此轮流休息。由于一个头总是得享美味果实，另一头心生嫉恨，于是吞下毒果，两头同归于尽。佛家以此说明人我一体，自己与众生不应强自分别，但在中国人的理解里，就有了所谓“夫妻本是同命鸟”的说法，强调世俗家庭关系的和谐。
共命鸟，梵音称“耆婆耆婆迦”（Jivajivaka）
寒号鸟的故事也是一样。印度佛经与中国本源的两种鸟原本极为不同，但到了近现代中国，随着传统文化的断裂，人们在接受这一故事时，由于不清楚其脉络演变，在理解接受时又全凭本能认知来理解。现在小学语文课本中的《寒号鸟》，是儿童文学作家柯玉生（1934-）编写的，他可能读过丁福保1922年出版的《佛学大辞典》中对寒苦鸟的解释，因而主要情节借鉴了佛经故事，但又从陶宗仪那里挪用了“得过且过”一词，将两者彻底混同了，由此改造为一个意味全然不同的新故事。
这里的问题恐怕不仅仅是中国人“搞混了”这么简单，还因为中国文化深层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一元本体论，坚信“一本万殊”，也就是在不同的表象之下，其本质都是一样的。宋神宗曾有一句名言：“佛西域人，言语即异，道理缘何异？”——佛祖虽然不是中国人，就算语言不一样，但讲的道理怎么可能不一样？在这种心态下，中国文化强调融合，关注那些相近相通的东西，却倾向于忽视那些差异和不同。正因此，人们不知不觉中把国产的“寒号鸟”和外来的“寒苦鸟”划上了等号。
当然，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中，人们也往往会借助于自己熟知的事物来理解自己不知、未知的东西。比如外星人的飞船，我们称之为“飞碟”，因为其扁圆的形状像碟子；西方的dragon和中国的“龙”一个喷火带翅膀，一个喷水没翅膀，但无论中外都常用同样的词来称呼这两个其实根本不一样的想像生物。在这种情况下，接受往往意味着“以我已有的理解来接受不同事物”，不知不觉中造成了曲解与误解。
中国龙与西方龙
在故事流传的过程中，也会不断发生变异，打上时代价值观的烙印。
现在通行小学教科书中的寒号鸟故事这一新版本强化了对儿童的道德惩戒意味，不仅加上了勤劳有准备的邻居喜鹊作为对照，而且篇末还安排寒号鸟冻死了——这可是佛经和中国古籍中从未出现的情节！
由于很多人误以为陶宗仪的记载就是这个故事最早的出处，并根据现代人的揣测将“四足、有肉翅”的“寒号虫”比附为鼯鼠，于是在1983年版的小学语文课本中，睡觉的寒号鸟就被画成一只鼯鼠的模样。
中国的寒号虫是鼯鼠，但寒号鸟是吗？
这些变异与曲解与其说是寒号鸟本来的面貌，倒不如说正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在理解和重塑传统时的某些潜在心理：看似是以科学的方法去寻找“真相”，但其实这种不了解传统本源的肤浅比附反倒进一步加大了误解，衍生出新的流行观点。
如果真要将寒号鸟比附为现实存在的生物，那么现在课本中的《寒号鸟》寓言其实并不合乎生物学的认识：既然它是“一种”鸟而不是某“一只”鸟的名字，那么它能在那么寒冷的地方生存下来，就必然能适应那个环境，不可能因为不做窝就冻死。何况，较真一点说，鸟类做窝的真正原因难道就是为了御寒吗？确切地说，鸟巢通常是为了有利于鸟类繁衍后代。虽然鸟巢确实能减少热量散失，但它们毕竟是露天漏风的，即便是树洞巢也只能比室外温度高1-7摄氏度，一夜寒流导致的降温就足以将之化为乌有，因而巢穴其实并不足以让鸟儿免于冻死。如众所知，大多数杜鹃、白玄鸥等都不会筑巢，红脚隼虽然也会自营巢，但却也经常强占喜鹊的巢。
这或许就是现实的世界：它总是比那些道德说教一目了然的寓言要复杂得多了。如果真要教导孩子求知，那就应该鼓励他们多去怀疑这些说教性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