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元一天的人民币是& amp# 039；三元& amp# 039；即& amp# 039；世元、始源、越元& amp# 039；在中国人的时间热管中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

岁之元，夏商周秦以来，定义各有不同。夏以建寅之月（夏历的元月）为岁首，商以建丑之月（夏历的十二月）为岁首，周以建子之月（夏历的十一月）为岁首，秦以建亥之月（夏历的十月）为岁首。标准不一，因革无据，难成统绪。“汉兴，方纲纪大基，庶事草创，袭秦正朔”，然而其结果是“正朔服色，未睹其真，而朔晦月见，弦望满亏，多非是”。汉武帝“元封七年，汉兴百二岁矣，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等言‘历纪坏废，宜改正朔’”（《汉书·律历志》）。汉武帝于是命司马迁、邓平等人重新修订历法，反复推算，制定了以正月为岁首、正月初一为元日的太初历，并改年为太初。至此，以正月初一为元日，以国都为中心举行元日朝会，逐渐成古代王朝之定制，赓续不断，延绵后代，成为古代都城礼仪文化的重要传统与组成部分。

一　两汉的元日朝会与都城礼仪空间的拓展

春秋以前，并无元日朝贺的传统，朝堂是处置日常政事的场所，与礼仪活动无关。每年元旦的“朝正”礼只在宗庙举行。战国时期，宗法制逐渐解体，诸侯的政治权力逐步增强。在国家权力系统中，朝堂议政的重要性、权威性逐渐超越了宗庙祭祀。秦始皇时代，为了牢固树立中央集权的权威性，凸显大一统皇权的崇高感，开始大力推行朝贺制度。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始改年，朝贺皆自十月朔”（《资治通鉴·秦纪二》）。秦始皇三十五年，“象天设都”开始筹建阿房宫，规划中的阿房宫恢弘壮丽，庭上可坐万人，规模如此宏大，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十月大朝贺做准备。

兵马俑

汉朝沿用秦朝贺之礼。刘邦称帝后，举行酒宴，“群臣饮争功，醉或妄呼，拔刃击柱，上患之”（《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第十三》），于是大儒叔孙通请制“礼”，“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汉高祖七年（前200）长乐宫建成，叔孙通制定的朝贺礼也借此施行：

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 吏以次陈西方，东向; 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向。大行设九宾，胪句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 自诸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至礼毕，尽伏，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 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讙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

汉代的元会仪由朝仪和会仪两部分组成，其中“胪句传”及“置法酒”等级分明，极具礼法象征意义。在元会仪中，文武官员入殿后，“胪句传”是第一个重要环节。《史记索隐》言：“韦昭云‘大行掌宾客之礼，今谓之鸿胪也。九宾，则《周礼》九仪也，谓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汉依此为胪传，依次传令上也。”“胪句传”就是群臣按照尊卑等级逐次向皇帝敬贺。在这个过程中，强化了群臣的位阶次序，凸显了皇帝的尊贵地位。“置法酒”是第二个重要环节。《史记索隐》言：“姚氏云‘进止有礼也。古人饮酒不过三爵，君臣百拜，终日宴不为乱也’。”“置法酒”就是纠治制礼之前群臣“醉或妄呼”的放肆举动，营造节制有礼的朝会氛围。会仪安排在朝仪之后，包括皇帝的赏赐、宴飨及歌舞、音乐等。赏赐、宴飨是皇帝向公卿、百官表达谢意，歌舞、音乐则舒缓君臣之间的尊卑对立关系，营造君臣同乐的和谐氛围。由朝仪和会仪所组成的元会仪，既明确了君臣有别的等级秩序，维护了皇权的无上威严，又在尊卑位阶的基础上，达成了朝纪有序与君臣和谐的统一。

元会仪是汉代元日朝会的最高典礼，它必然对礼仪空间提出形制要求。当初，在长安建成未央宫，极尽恢弘壮丽：“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还，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说。”（《史记·汉高祖本纪》）东门为诸侯朝见之门，北门是臣下谒见之门，门上皆置凤阙，蔚为壮丽：“正紫宫于未央，表峣阙于阊阖。疏龙首以抗殿，状巍峨以岌嶪。”（张衡《西京赋》）元日朝贺之时，朝贺者或由横门入，经华阳街诣未央宫北阙下，或由宣平门入，经章台街诣未央宫东阙下，真是盛况空前。但武帝尤嫌不足：“惟帝王之神丽，惧尊卑之不殊。虽斯宇之既坦，心犹凭而未摅，思比象于紫微，恨阿房之不可庐”（张衡《西京赋》）“帝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乃于宫西跨城池作飞阁，通建章宫，构辇道以上下（注：辇道为阁道，可以乘辇而行）。”（《三辅黄图》卷二）朝贺者仰望殿宇，循礼递进，尊卑有殊，振恐莫名：“将乍往而未半，怵悼慄而怂兢，非都卢之轻趫，孰能超而究升。”（张衡《西京赋》）这正是朝圣者真切的礼仪心理！元会仪的本质就是要凸显大一统皇权的崇高权威，未央宫、建章宫的巨大空间有利于盛典的举行、展开、呈现，而盛大的空间规模本身就是对元会仪等宏大盛典的再度阐释与极度渲染。

东汉以降，中央集权与皇权进一步加强，元旦朝贺的意义更为重大，其“元会仪”较之西汉，制度更为完备，规模更为宏大，都城洛阳的整体布局与建筑形制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都城宫宇的方位布局从传统的坐西朝东改为坐北朝南，又在南宫南门外开辟平城门作为南北向的进城通道，在北宫南门修建宽阔的铜驼街，作为朝会活动的广场。其中北宫的正殿德阳殿专为“元会仪”所建，规制宏大，精美异常：“德阳殿周旋容万人。陛高二丈，皆文石作坛，激沼水于殿下。画屋朱梁，玉阶金柱，刻镂作宫掖之好，厕以青翁翠，一柱三带，韬以赤缇。天子正旦节，会朝百僚于此。”（《后汉书·礼仪志注》）

礼仪空间的拓展赋予“元会仪”更加丰富的内涵，其仪式感也获得了最大限度地释放。朝贺伊始，先是“两千石以上上殿称万岁，举觞御坐前”（《后汉书·礼仪志》），接着由百官朝贺，少数民族使者朝贡，再接着郡国上计吏在陛下朝见，人员数以万计，纷纷向皇帝“上寿”，紧接着有酒会歌舞，杂技表演等，场面十分壮观热闹。班固的《东都赋》描绘了这一盛大的场景：“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膺万国之贡珍。内抚诸夏，外绥百蛮。尔乃盛礼兴乐，供帐置乎云龙之庭，陈百僚而赞群后，究皇仪而展帝容。”所谓“受四海之图籍”，是指元日当天，“群臣受赐食毕，郡国上计吏以次前，当神轩占其郡国谷价，民所疾苦，欲神知其动静”（《通典·礼一二吉一一》）。上计吏所上的计簿，是全国各地统计户口、赋税、土地等的重要图籍。君主在元日朝会上，查看上计吏的统计图籍，听取报告，其礼仪的象征意义在于：就时间维度而言，元日的上计活动，是对旧年郡国治理情况的汇总总结，更是新年万象更新的伊始；就空间维度而言，上计吏赶赴京师参加元会仪，万方辐辏，有助于加深地方对都城中心地位的拥立，并使都城天下之中的观念转化为一种习惯性的皇权秩序认知，进而在年复一年的元会仪中得到强化、巩固与提升。

二　唐长安“三朝”格局与元日朝会的文学书写

两汉的元会仪制度，彰显了皇帝威仪、强化了皇权秩序。唐代承续元日朝 会制度，为进一步彰显盛世气象，还结合长安的都城形制对朝会制度进行了 延伸、变革。唐长安城形制与汉长安不同，其宫城坐北居中，全城为东西对称的中轴线布局，更加凸显皇权至上、群臣辐辏的政治主题。尤其是中北部宫城主体的建筑形制，能够充分满足大型元日朝会的需求。《唐六典》卷七载：

若元正、冬至大陈设，燕会，赦过宥罪，除旧布新，受万国之朝贡，四夷之宾客，则御承天门以听政。其北曰太极门，其内曰太极殿，朔、望则坐而视朝焉……其内曰两仪殿，常日听朝而视事焉。

唐长安城示意图

唐早期，元日朝会的地点在太极宫。太极宫地势高亢，主体建筑宏伟壮丽、睥睨天下。宫城前有五座城门，中央正门为承天门，北对太极殿，南通皇城朱雀门、郭城明德门，连通一线。太极宫是皇帝接见群臣使节之地，元日朝会也在此举行，寓意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群臣使节感念皇恩，拥护一统，心怀天下，文治武功。 太极殿位居太极宫正中，其北为两仪殿，两殿之间是为“内朝”； 太极殿以南、承天门以北为“中朝”； 承天门以南为“外朝”。 “三朝”制度始于周代。 彼时，天子、诸侯的宫室有五重或三重宫门。 “外朝”设于第一道宫门外，宫门外有广场，是召集征询国人意见之地。 《周礼·秋官司寇》言：

小司寇之职，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

唐长安宫城的空间布局仿效周“三朝”制度，但内容上又有所差别。“内朝”处理日常政务，“中朝”定期举行朝仪，“外朝”举行大规模朝贺。唐初，太极宫之承天门是元日朝贺仪典举行之地；唐中后期，元日朝贺仪式转至大明宫含元殿与丹凤门举行。唐代元日朝会承续汉“元会仪”发展而来，规模更加隆重宏大，而且元日当天只举行朝贺仪式，郡国上计另行安排日程：

凡元日大陈设于太极殿，皇帝衮冕临轩……二王后及百官、朝集使、皇亲、诸亲并朝服陪位。皇太子献寿, 次上公献寿, 次中书令奏诸州表, 黄门侍郎奏祥瑞,户部尚书奏诸州贡献,礼部尚书奏诸蕃贡献,太史令奏云物,侍中奏礼毕。然后, 中书令又与供奉官献寿。时, 殿上皆呼万岁。（《唐六典》卷四）

所谓“献寿”，即臣僚依次向皇帝敬酒，表示拜贺。“诸州表”，是指朝集使带来的诸州贺表。如李商隐所撰的《为汝南公贺元日御正殿受朝贺表》：“臣得本州进奏院状报，称元日皇帝陛下御含元殿受朝贺者。上正三辰，下临万国。事虽举旧，命则维新。”所谓“诸州贡献”， 与引文所提到的“诸蕃贡献”一样，均要陈列于庭前。又如曾任福州刺史的裴次元在《贺正进物状》中写道：“臣伏以青阳发春，肇宝历于兹始；玄穹降祚，仰圣寿而惟新，正殿向明，班行承庆，顾臣等守土，列在东隅，空怀捧日之心，望云何及……情苟为珍，愿比负暄之献。臣某不胜感恩忭跃屏营之至。”由此可以看出，唐代元日礼到人不到、上表状向皇帝祝贺的情况颇为常见。相较于郡国上计这一类的工作总结，表状朝贺更类似于政治表态的属性，是群臣使节表达对皇权至上观念的尊崇与君臣秩序的拥护。朝会活动定期举行，朝贺表、进物状的情感书写也成为常态，遂使这类文体逐渐发展为一种颇具文学渲染色彩的文章范式。换言之，与汉代元会仪不同，唐代元日朝会的重心不在郡国上计这类实用的政治汇报，而在于朝贺表状这类歌功颂德的政治表态。这其中，自然也就包括运用五律这一新兴诗体来表达君臣的政治际遇，于是，元日应制奉和也就成为唐代赋予元日朝会的一种新风尚。有唐一代，卢纶、杨巨源、王建、张祜、元稹、许浑等诸多诗人皆有元日朝会应制的传世篇目，这些诗作或描摹元日仪典，或称赞盛世祥瑞，或歌颂帝王功德，以文学的方式书写长安宫殿与元日朝贺，将元日朝会推向高潮。比如太宗的《正日临朝》：

条风开献节，灰律动初阳。百蛮奉遐赆，万国朝未央。

虽无舜禹迹，幸欣天地康。车轨同八表，书文混四方。

赫奕俨冠盖，纷纶盛服章。羽旄飞驰道，钟鼓震岩廊。

组练辉霞色，霜戟耀朝光。晨宵怀至理，终愧抚遐荒。

此诗作于贞观五年（631）正月元日。贞观四年，李靖大败突厥，太宗被奉为天可汗。所以这一年的元日盛典，太宗作此诗记其文治武功。诗的首四句点明时令、事件，次四句重在凸显自己一统四海的丰功伟绩，后八句状写元日盛典的盛大场景，抒发居安思危、克勤克俭之志。诗成之后，杨师道、颜师古、魏征、岑文本、李百药等股肱之臣均应制奉和，这些诗作造句华丽，意象繁复，用典富赡。以魏征的《奉和正日临朝应诏》为例，大量化用儒家经典为诗歌意象，如“万国会涂山”将唐太宗元日盛典比附为《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之事；“声教溢四海”则取《尚书·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之意；“复咏南风篇”出自《礼记·乐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 。《孔子家语·辨乐解》言道：“其诗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这些歌功颂德的应制诗与各州郡表达忠诚的朝贺表状相得益彰，彼此呼应，共同以文学的方式渲染着唐朝元日朝会的宗旨，即唐太宗所言：“朕虽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公谓文容不如蹈厉，斯为过矣。”（《旧唐书·音乐志》）

唐懿德太子墓壁画中的仪仗（局部）

三　北宋都城形制的变革与元日朝会的世俗化倾向

与唐及唐前都城相比，宋代都城形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之前城郭相连、郭内封闭的“坊里”“市”制度，到以宫城为中心，宫城、里城、外城三重城圈结构的开放式制度。宋代都城形制的变迁对元日朝会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宋都东京原为唐代州城，后周时期扩建了四倍大的外城，准许“京城民环汴载榆柳、起台榭、以为都会之壮”（周城《宋东京考》卷一九）。北宋建都后，进一步完善宫城、里城、外城的三重城圈结构，扩建重修宫廷殿宇，进一步强化了皇权统治的核心位置及崇高地位，彰显国家礼制的严明与皇权秩序下的大一统格局。这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致力于营建、拓展宏伟壮阔的礼仪空间。

清明上河图（局部）

从宋太祖开始，即拓展外朝大殿大庆殿，“屋十一间，龙墀三级，傍垛殿各三间”（宇文懋《大金国志》卷三三）。从宫城南面正中宣德门开始，向南直抵里城正门朱雀门，再至外城南面正门南薰门，是为贯穿全程的中轴线，沿路筑有御街，宽二百多步。宣德门到州桥北段御街，两旁则建有东西两列“千步廊”，作为宫廷广场。元日朝会前，百官即立于此等候。宋初中期，元日朝会的地点常有变动，一方面是为了寻求更开阔的礼仪空间，另一方面也与朝贺的内涵、仪式有关。太祖建隆二年（961），北宋第一次元日朝会受朝贺于崇元殿。“服衮冕，设宫县，仗卫如仪。仗退，群臣诣皇太后宫门奉贺。帝常服，御广德殿群臣上寿，用教坊乐”（《宋史·礼志》），礼仪空间由朝贺地点崇元殿转移至宴会上寿地点广德殿；乾德四年（966），太祖御文明殿受贺；开宝九年（976），又受朝于乾元殿；仁宗天圣五年（1027）元日，宰臣、百官及辽使、诸军将校身穿常服立于会庆殿，皇帝四拜祭天；后“枢密使以下迎乘舆于长春殿，起居称贺。百官就朝堂易朝服，班天安殿朝贺，帝服衮冕受朝”；朝贺结束，帝“更服通天冠、绛纱袍，称觞上寿，止举四爵。乘舆还 内，恭谢太后如常礼”（《宋史·礼志》）。可见，宋元日朝会之礼仪空间的迁移与朝贺的具体内涵、议程紧密相关，一般先于会庆殿行祭天之礼，后至长春殿、天安殿受朝贺，再转于天安殿设宴上寿。到元丰元年（1078），神宗详定正旦御殿仪注时，才将元日朝会的举行地点固定在大庆殿。

较之汉唐，宋代元日朝会的礼仪更为琐细繁缛。整个仪式百官要经十九拜三舞蹈。仪式初始，“太尉诣御座前，北向跪奏‘文武百僚，太尉具官臣某等言：元正启祚，万物咸新。伏惟皇帝陛下应乾纳祐，与天同休’”，还位，在位官俱再拜、舞蹈，三称万岁，再拜。侍中进当御座前承旨，退临阶，西向称制宣答曰：“履新之庆，与公等同之。”之后，中书令、门下侍郎升诣御座前，各奏诸方镇表及祥瑞，讫，户部尚书就承制位俯伏跪奏诸州贡物请付所司，礼部尚书奏诸蕃贡物如之，司天监奏云物祥瑞请付史馆。待礼毕，“殿上承旨索扇，殿下鸣鞭，宫县撞蕤宾之钟，左五钟皆应，协律郎举麾，宫县奏《乾安乐》，鼓吹振作，帝降座，御舆入自东房，扇开，偃麾乐止。侍郎奏解严，百官退还次。客使、陪位官并退”（《宋史·礼志》）。整套朝贺礼仪庄重肃穆，即使中书令、户部尚书、礼部尚书等地位尊崇的官员，也必须按仪制多次行拜。

宋代元日朝会不仅仪式繁缛，而且纪律严明：“朝会陈仪，衣冠就列，将以训上下、彰文物，宜慎等威，用符纪律。”（《宋史·礼志》）点滴疏漏或失误，即被冠以失仪之名。司马光《涑水记闻》就记载了仁宗朝吕夷简朝会失仪之事：“张安寿曰：吕申公夷简平生朝会出入进止皆有常处，不差尺寸。庆历中为上相，首冠百僚起居，误忘一拜而起，外间讙言吕相失仪，是天夺之魄，殆将亡矣。后十四日忽感风疾，遂致仕以至不起。”宋代朝会出入进止皆有规定，吕夷简误忘一拜，即为失仪，震惊朝野，甚至形成舆论风潮，致使其致仕不起，朝会礼仪之庄重、详审，于此可见一斑。

汉代朝会，君王受四海图籍，览郡国计簿；唐代朝贺，诸州上朝贺表状，君臣奉和元日临朝诗作，宋代元日朝会则行皇帝赐花予群臣的簪戴之礼。元日册宝之礼时，“自皇帝以至群臣禁卫吏卒，往来皆簪花”。臣僚所簪之花，皆由帝王以官序赐之，簪花的品类与多寡象征群臣荣耀程度的殊异。“宰臣枢密使合赐大花十八朵、栾枝花十朵；枢密使同签书枢密使院事赐大花十四朵、栾枝花八朵；敷文阁学士赐大花十二朵、栾枝花六朵……”（《梦粱录》卷六）， 宴会终了，臣僚皆“簪花归私第，呵引从人皆簪花”（《东京梦华录》卷九）。

与汉唐元日朝会的礼仪相比，宋代元日的簪花之礼，不仅富有诗情，也充满画意，更为庄重繁缛的朝会增添了几分喜感：“朝回两袖天香满，头上银幡笑阿咸。”（苏轼《和子由元日省宿致斋三首》其二）“春色何须羯鼓催，君王元日领春回。牡丹芍药蔷薇朵，都向千官帽上开。”（杨万里《庆寿德寿宫十首》其三）“六军文武浩如云，花簇头冠样样新。惟有至尊浑不戴，尽将春色赐群臣。”（姜夔《春词二首》其一）这些诗作传神地描摹出宋元日朝会簪戴之礼的喜庆景象，群臣满头的花枝将朝廷的恩赐与殊荣，以一种极度外化与欢喜的方式展现出来。簪戴礼是宋代元日朝会一种雅俗共赏的礼仪创造，一方面通过对花朵种类数量与等级秩序的关联，彰显出皇帝的威严与皇权的至高无上；另一方面，簪戴花朵这一极具观赏性和操作性的礼仪行为，在进行的过程中促进了君臣的交流与沟通，营造出君臣同乐的和谐氛围（有意思的是，宋朝皇帝早期参与簪戴，与民同乐；后期则转为只赐不戴）；同时，簪戴之礼能够进入元日朝会礼仪序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都城的开放格局，以及与之相应的以新“行市”、酒肆、茶坊、勾栏等文娱集市为中心的新街市文化的形成。一方面，这种文化影响着元日朝会风尚的变迁，另一方面，元日朝会风尚的世俗化倾向又浸染着民间，逐渐由宫廷礼仪演变成一种全民共享的社会风尚。

综上所述，汉代为了彰显“皇帝之贵”，创制元会仪制度，形成了元日朝会的制度典范，并与郡国上计相结合，促成治理与庆贺并行的政治实践。唐代都城的地理优势与建筑形制构成“三朝”格局，朝贺表状与奉和应制诗的书写，借由文学强化了对都城元日朝会的想象与重构，在思想层面也宣扬了大一统的治国理念与主张。宋代元日朝会对礼仪尤为重视，都城礼仪空间宏阔深入，朝堂礼仪内容庄严审慎，簪戴之礼的施行，不仅强化着皇权社会礼序等级观念，同时又为森严的等级社会营造出世俗的喜乐气息。汉、唐、宋三个大一统王朝的都城，其制度形态、空间格局、礼仪规则等互有传承，各具特色，对于元日朝会等大型典礼活动的内涵、形态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历代朝臣对于元日朝会的朝贺礼赞、文学书写也刷新着都城礼仪文化的新内涵。时至今日，元日庆典活动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节庆活动，其礼仪渊源有自，传承至今，既有除旧布新、举国同庆的传统内涵，又时时彰显着维护国家统一，保障民生幸福，期待美好未来的时代主题。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都城文化与古代文学及相关文献研究”（项目编号：18ZDA23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华女子学院文化传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