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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以正史为基础，以野史和民间传说为作料，对赵匡胤五十余年的历史故实进行了全景再现。以下是本报记者与作者关于本书的对话——

金纲，原名李作乾，网名：老金在线，思想史研究者、民间学者，著有《论语鼓吹》等。１９５２年８月２３日，出生于天津市。

曾任北京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历史人物研究中心研究员，从事思想史研究和学术规划工作。

２０１１年２月辞职至今。主要著作有：

儒学研究专著《论语鼓吹》。《鲁迅读过的书》。

《论语里的“公道”与“仁德”》。

《孔子儒学“选举”与“禅让”思想刍议》。

历史研究新作《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

无《太祖誓碑》，则无大宋“文明时势”

本报记者（以下简称记）：王夫之评价赵匡胤说：“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呜呼！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您怎么看“太祖勒石”？

金纲（以下简称金）：赵匡胤不是没有错误甚至罪恶的人物，但他有千错万错，却有一项亘古未见之德政，令大宋在本质上脱离了五代乃至历史上的种种野蛮军政，进入了文明世界，为中国历史提供了了不起的政治和思想的“增量贡献”，给大宋带来了恒久的光荣。这就是《太祖誓碑》。

大宋立国，非贵族上位（这方面与大汉很像），但它依然造就了前所未见的政治文明。我倾向于认为：时势造英雄，但英雄也造时势。大宋的“文明时势”，即由赵匡胤“英雄人物”所造就，其中至大之功，是“誓碑”。没有“誓碑”，就没有大宋３２０年的“文明时势”；就像没有杰斐逊，没有《独立宣言》，就没有美国的大格局一样。制度之建构，源于种种合力，在很多历史时刻，是圣人、大贤、智者、英雄个人的作为，推动了制度的建构。

记：为何“保全柴氏子孙”？

金：因为柴氏“无罪”，老赵得到的大宋乃是由“逊周”而来。但历史上那么多杀戮前朝元首，以便斩草除根的故事，老赵为何不去做？此即去往代戾气，养天下和气。老赵有“天下目标”。他听闻、看到、亲历的梁唐晋汉周，戾气太深重了。培育国脉，养成一点祥和之气，“胜残去杀”，须有“英雄手段”。这是真的“强者”的“宽容”。

记：为何“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人”？

金：老赵应该记得周世宗柴荣曾经下过《求言诏》。正是因为这一篇《求言诏》，引来了名臣王朴的《平边策》。昔日即使尧舜禹汤这样的“上圣之君”，文武成康这样的“至明之主”，都在求逆耳之言，苦口之药，何况不及他们的人呢？士大夫，是国之精英，是读书的做官人，或做官的读书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大宋“天下为公”的基本职官结构。大宋不是为了独夫利益治国，不是为了部落利益治国，不是为了政权利益治国，而是为了全面共同体而治国。这样就需要士大夫也即邦国精英的深度介入。这样，就为帝制时代提供了最好的言论自由空间，为“君相博弈”的军政活动预先假设了两道并行的逻辑：１。君王必须自省，在羞耻心的作用下，尽力做到“防非窒欲”。

２。臣下则应该培育忠信之正，做到“忠信醇厚”。

这就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前提——“君臣交儆”。有此“君臣交儆”，而后可以“君臣共治”。“共治”之际，士大夫在“忠信醇厚”品质之后，最需要提供的就是军政智慧；帝王在“防非窒欲”品质之后，最需要提供的就是决断方向。但如果不能做到“君臣交儆”，士大夫则无能做到“忠信”，也就不大可能提供有益于邦国的军政智慧；帝王如果无能做到虚怀纳言，也就不大可能为国家运转提供正确的决断方向。士大夫的军政智慧，则主要由“上言”而体现。士大夫的“上言”是帝王战略决断的重要依据。阻断了士大夫“上言”，帝王的决断也就成了独断。

《太祖誓碑》在大宋具有大法、宪章性质，虽然不是成文法，是“秘法”，但此事够得上伟大。“言事人”于千年之前就实现了“免于恐惧的权利”。老赵立国伊始即诉诸于“天下为公”理念，奠定当时世界范围内罕见的政治格局，是大宋帝国也是中国传统的极大光荣。后来的大宋名臣范仲淹有言：“祖宗（太祖太宗）以来，未尝轻杀一臣下，此盛德之事！”

记：为何“不加农田之赋”？

金：此事关系民生。老赵宁肯宫禁生活节俭，也不苛求民间财富。传统帝王“以天下奉一人”，这个活儿，老赵不干。他的节俭深得中庸之道，他不刻意节俭以邀名，他非常喜欢宫中宴饮，经常与臣下、亲族、异邦使者觥筹交错，但他不会奢侈无度，就是因为他知道民生多艰。

大宋王朝三百年，无论遇到怎样的家国困难，也不向农民“加赋”。后晋皇帝石重贵可以打着“抗击契丹”的旗号，在士庶之间“括率”，也即搜刮财货，马楚、南汉也会这么做，甚至南唐也曾有过此类举动，但老赵不这么做。他不会在崇高的国家目标旗帜下搜敛民财。

传统儒者在推演政治、伦理价值观时，必是“民生主义”者。反暴敛、惜民力，主张轻徭薄赋，是传统儒者恒定主题。此义近于捍卫私有财产权利。中国传统圣贤人物，也无一例外，都是注重民生的人物。孙文曾言：“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民生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原动力。”（见《孙中山选集》）由此也可以概见：那些以国家“大义”为诉求，借机搜刮士庶，背离士庶“民生”的权力，都是非文明政治生态的无道行径。有道邦国、无道邦国，是否尊重“民生”，是否在“大义”旗帜下背弃“民生”，分野在此。

不仅“不加赋”，赵匡胤做得漂亮的，更多是不与民争利。除了几个较大企业收归国有算作央企之外，一般都让与民间自营，连“赋税”都不收。有一位知舒州（今属安徽安庆）、左谏议大夫叫冯瓒的上言说：“本州界内有菰蒲鱼鳖之利，居民经常捕捞了自给。但前防御使为增收，搞了个市征（纳税），这样苛细的税法，弄得当地人很困苦。期望能免掉这个赋税。”老赵听后，当即答应蠲免其赋，史称“从其请”，听从他的请求。

宋代赋税沿唐中期以来两税制，即夏、秋二税。赵匡胤时代，令州县各置义仓，官方所收二税，每一石粮，另外留出一斗贮存在这个义仓里，史称“以备凶俭”。等于国家收税，另外返还百分之十留在地方，以备凶年荒年赈济百姓。这类德政，甚至超越了“不加赋”。

老赵晚年，特别在意地方治理，有一次，他任命官员钱文敏知泸州，召见他，对他说：“泸州那个地方接近蛮獠，但越是这样，越要加以抚爱。我听说原来的知州郭思齐、监军郭重进，擅自搜敛做不法时，爱卿你此去为我调查审问一下这个事，苟有一毫侵民，朕必不赦！”

在此之前多年，赵匡胤也说过类似的话。乾德四年八月，赵匡胤召宰相以下群官多人，在紫云楼下宴饮，顺便说到“民事”。赵匡胤对赵普等人说：“下愚之民，虽不分菽麦，如籓侯不为抚养，务行苛刻，朕断不容之。”

居于弱势的庶民，即使愚蠢到不分菽麦，但如果藩镇的侯爷们不好好抚养，只知道苛刻盘剥，朕断不容这样事！

《太祖誓碑》是老赵“立德立功立言”之举。

深得“保守主义”奥妙的政治家

记：乾德二年（９６４）春正月丁未，赵匡胤下了一道诏书，规定：“县令、县簿、县尉，非公事不得到村落。”这是传统“皇权不下县”的“旧贯”。民间如何“发展”，由民间自行演绎。这种源于保守主义精神、源于儒学“仍旧贯”的智慧，成就了大宋的繁荣。是不是宋太祖受黄老哲学“无为而治”的影响？

金：赵匡胤是“无为而治”的一代圣君。“无为而治”一般被认为属于道家哲学，事实上，这是儒学最重要的思想。在《老子》中，找不到“无为而治”的完整表述，但这四个字则完整记录在《论语·卫灵公》中：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孔子说：“邦国治理达到无为而治境界的，大概只有舜吧！他做了些什么呢？只不过是恭恭正正地坐在座位上而已。”

这里涉及到孔子在前还是老子在前的问题。钱穆主张孔子在老子之前，我同意这个看法。钱穆为“无为而治”的发明权解释道：“孔子屡称尧、舜之治，又屡称其无为，其后庄、老承儒家义而推之益远。其言无为，与儒义自不同，不得谓《论语》言无为乃承之老子。”这话略过不提。

“无为而治”，是邦国治理的理想境界，是大政治家的邦国治理结果。现代文明社会也在追求这个境界和结果，所谓“小政府”，其实就是要政府的功能退至最小，而完成市场自行调节、社会自我完善的格局，也就是在向“无为而治”趋近。对百姓的干预越少，政府计划行为越少，也就越是接近于“无为而治”。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无为而治”。“恭己正南面”的执政，看似“无能”，但却是共同体的幸运。那些好大喜功，不断需要“政绩”来自我鼓舞的执政，反而可能给共同体带来不幸。人民，是可以自治的。

达致“无为而治”这个境界或结果，要有许多条件，在儒学看来，有两个条件不可或缺，一个是执政的道德境界，一个是庶民百姓的道德境界；在儒学的逻辑中，前一个条件，又是第二个条件的条件。这个意思是说：共同体间的文明程度的提高，是实现“无为而治”的先决条件；但这个文明程度，必有赖于执政者的文明程度的率先提高。《论语》中已经反复陈说了这个理念。《大学》中，将这两个条件概括为“絜矩之道”，“絜”的意思是绳索，用绳来度量；“矩”是尺子，用尺子来度量，“絜矩之道”，就是度量之道，是说言行要有规矩，要有垂范作用。但是自己首先要正确，否则，度量的对象就是不正确的。《大学》中的这个意见，更是不断出现在各种儒学著作中，从《孟子》、《荀子》一直到现代儒学。因此，这是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思想。当孔子说出“无为而治”的时候，他是相信人的道德能力的。他认为人可以实现强权治理以外的模式。

大宋的“天下目标”不是“发展”而是“太平”。一般来说，由官方主导的“发展”程序会出现种种政策倾斜。即使制定政策者皆为圣贤都难免出错，官方的圣贤与民间的圣贤一样，都是理性有限的物种，在“发展”的政策倾斜中，如果杂入“寻租”活动（一般来说，是一定会杂入的），“发展”就成为官方的牟利借口。按自发秩序原理，发展与否，是民间根据“看不见的手”自我推演的程序。官方无须倡导。因为官方不一定知道哪些该发展哪些不该发展，老赵也不例外。他即使身为“圣君”也不能保证国家的发展可以按照他的意图愿景渐次展开。传统儒学基本上不讨论“发展”问题，道理在此。

老赵不致力于“发展”，将天下目标简洁地锁定为“太平”，一切皆由民间自发地去推演。所以，乾德二年（９６４）春正月丁未，老赵下了那道诏书，成就了大宋的繁荣。

大宋经由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皇帝百年，基本上奉行一个“简”字，君王们看到天下有不足，自省中反求诸己，故天下安定。船山称：“得失之枢，治乱之纽，斯民生死之机，风俗淳浇之原，至简也。知其简，可以为天下王。”军政得失的枢机、国家治乱的枢纽，万民生死的钥匙，风俗好坏的本源，其道，都是至为简洁的。知道这种简洁，可以使天下达致王道。而那些不懂“简”，总试图有所兴作，并打着儒者的旗帜，其实是泛滥于法家做法，距离儒学远甚。老赵是传统中国深得“保守主义”奥妙的政治家。

现代社会，受激进思潮影响，人们对这类“保守主义”多不理解，以为“改天换日”之类才是“英雄手段”。这是造就世相浮躁最重要的动因之一。经验传统，是人类积年沉淀的习惯与智慧。尊重经验，就是尊重先人，事实上也即等义于尊重自我——因为自我也会成为未来的经验传统。那种动辄“历史从我开始”的狂妄，给共同体演绎的苦难已经太多了。

宋太祖反求诸己，以静制动，在渐进过程中，不断化解五代以来的社会戾气，慢慢做成一个有道世界，但他又不去顶着“自尧自舜之名，以矜其美，而刻责于人”。考察他的言论，他不像唐太宗那样，喋喋不休地讨论“仁义”。他不说沽名钓誉的话，言出于内心之诚。考察他的事迹，他也不像汉文帝汉景帝那样，忍人之所不能忍，容人之所不能容，他不用忍，也不须容，那些该“忍”的事，他能泰然处置；那些该“容”的事，他能豁达面对；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过程。所以赵匡胤的“宽容”并非有意“宽容”，而是本色存在。天下的纷乱之气，因为“我”之镇定而就绪为一种安静的秩序；天下的瓦解之势，因为“我”的真诚而变化为一种渐次的安定。这一切是怎么成就的？船山说：“无他，心之所居者本无纷歧，而行之自简也。”

记：由乱世，到升平之世，再到太平盛世，是传统圣贤期望中的风景。

金：孔子说：“善人为邦百年，可以胜残去杀。”这话与孟子“不嗜杀人者能一天下”说，都预表了由“敬畏生命”为逻辑起点的政治伦理正价值。儒学对这类价值有连续性的推崇和不衰的敬意。

船山说，“胜残去杀”，这话有人认为文景之治可以当之，其实不是的。文、景所为，是老庄道家的支流，还不是孔子所论的境界，如果要说有谁能当得这个境界，那就是宋太祖赵匡胤——“太祖其庶几矣”！

着眼当代，“以史证经”

记：有人评价说，你写的《＜论语＞鼓吹》至少有三个递进的层级：第一层级：圣贤的本意和潜台词是什么，这个层级要回答的是所指和能指问题。理解所指，需要推演，理解能指，需要考据。第二层级：抽象。目的是要从中获得人类共同意识。圣贤思想中有许多古典式表述，不抽象，不足以发见其价值。第三层级：创造性转化。这一问题与当下要求有关。在写赵匡胤时，你也有这样的考量吗？从原典本来意义出发，一步步深入历史人物的可能意义和现代意义？

金：科林伍德在讨论历史哲学时，给出的名言是“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还有一位历史哲学家叫克罗齐，他给出的名言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两句话含金量极高，展开来说需要相当篇幅。这里可以略说一说。

科林伍德一向执著于“思想的行动原则”。为此，他有一个意见说：当我们阅读柏拉图作品的时候，要这样来问问自己：如果用柏拉图的词句来表达自己时，自己想的是什么？研究者是要设身处地去想问题的。凯撒渡过了卢比孔河，这只是一个“事件的外部方面”，但他为什么要渡过？是凯撒对共和国法律的藐视？或与谋杀者信奉的宪法政策有了冲突？这才是“事件的内部方面”，两相结合，就是“思想的行动原则”了（参见《历史的观念》）。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意见，也正是“同情的理解”，且更进一层。他所提出的“事件的内部方面”作为一个“问题”，其问题的设计与提出，往往是与当代有着某种有意味的联系的。这样，就与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有了精神上的相通之处。

科林伍德的另一个意见是：历史研究应该始于问题。历史学的任务在于实现对人类“人性”的自我认识。历史学家应该有问题要解决，进入历史纵深，不过是找到一条路径而已（也许还可以有其它路径）。如果没有问题要解决，凯撒或柏拉图是没有意义的。人类的心灵从历史到现代，是有脉络可寻的。那么什么是问题呢？——这就是“一千个哈姆雷特”的问题了。结合克罗齐的意见，现代人应该不难在进入历史纵深时作出自己的选择吧？事实上，这个意见与波普尔的意见也相当接近。他认为在认识论问题上，提出问题以及用于解决该问题的知识更有趣。他认为科学主义从问题开始，而不是像归纳主义那样始于观察。不可能有一种像利奥波德·冯·兰克主张的那种“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只能有对历史的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终的，或可以“终结的”，每一代人都有权作出属于自己时代的新的解释——证诸于历史，也正是如此。

我写作《大宋帝国三百年》，也有“当代意识”的考量。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催动力量是：我的史学观念让我知道教科书讲述的“历史规律”，也许并不靠谱。我需要独立思考。此外，在我对儒学历史的研究中，我发现历史“故实”也许是解释历史儒学的一个有意味的方向；而现代儒学也是言人人殊，我愿意在“当代意识”烛照下，“以史证经”，用历史在验证儒学经典，从中寄托属于我的“经学思想”。这就是我在全书扉页中留下那一段题记的原因：孔子有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谈大义，不如春秋褒贬。如果愿意考见圣贤气象和道义担当，历史叙事比思想讨论也许更切实详尽、也更彰明昭著。

传统中至为珍贵的“圣贤气象”和“道义担当”，对当代人而言有多么重要？这是需要读者给出答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