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负气成今日，无人对夕阳

陈寅恪，“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的国学大师，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他可以说是国学的标杆，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群像中的代表人物，当初他在王国维走后为其写下的名言，“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更是成为后世治学的精神宣言。

陈寅恪的声名早已不是一个国学能概括，只要是稍微读过些书的人，大抵都是知道他的名字的，但有趣的是，他这名字中“恪”字的读音是百花齐放，读啥的都有，有人还写过近万字之文来研究出处和过往。

这个字的正确读音是kè，但我一直是读作què，原因无他，因为陈大师的弟子，也是国学大师的王力先生是这样称呼他的，我也就跟着如此了；而陈大师本人对人们如何称呼他并不在意，所以，怎么读都行，现在的人们也就没必要过分的去纠正谁的读音，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正确和高深。

渺渺钟声出远方，依依林影万鸦藏。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破碎山河迎胜利，残馀岁月送凄凉。

松门松菊何年梦，且认他乡作故乡。

这是当年抗日战争胜利时，随校南迁的陈大师在成都患病时所写的一首诗，名为《忆故居》，想起当年在故乡的情景，如今羁旅异乡，想当年，父亲为拒绝日本人的胁迫绝食而亡，已是八年之久，如今看到这来之不易的胜利，百感交集，遂写下这感慨万千的诗句。

诗的颔联是陈大师的名句，也是他内心的感叹和一生的写照，他一生负气，踽踽独行，此时已55岁的他，自感已是夕阳为伴，遂心生悲凉，写下了这首著名的诗。

陈寅恪，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早年留学国外，掌握八种语言，36岁时即被聘为清华研究院导师，后移教于中山大学，1969年在广州含恨离世。

一个学者声名的大小，往往于政治密切相关，比如鲁迅、胡适、郭沫若等等，至于那些心思在学术上的大师们，能有几个被人识得，如赵元任，吴宓一众，即使是黄侃这样才高八斗，当年花边新闻满天飞之人，如今也寂寞得紧。

当郭沫若为跟崇“尊李抑杜”，睁眼说瞎话，考证出茅屋冬暖夏凉，比青砖大瓦房好出多少倍时，陈寅恪是坚守自己的信仰，冷静而客观的进行学术研究，在那个大环境下，显得同时代格格不入，“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在此时的高压下，愈发更加地珍贵。

陈寅恪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这自然是指他的学问好，但这前面其实还有一句为“公子中的公子”，指的便是他的家世了。

他祖父是湖南巡抚陈宝箴，光绪帝的“新政重臣”；父亲陈三立是“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不受日本人利诱威胁，绝食而亡，母亲俞明诗是湾岛“国防部长”俞大维的姑姑；而俞大维的母亲曾广珊，是曾国藩的孙女；他的哥哥陈衡恪则是著名的画家。

幼年时，他接受了正规的国学教育，12岁即去日本留学，后来又辗转于德国、瑞士、法国及美国等诸多知名大学学习，游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了各方面的知识。

当时去外国留学之人，欺世盗名的不在少数，如方鸿渐那德国克莱敦大学的毕业文凭一般；当然，也有不少真才实学之人，博得多个学位或博士头衔回国，这在一个看出身的国度，是相当重要的。

而陈寅恪游学20多年，却没有这么多的光环傍身，仅一张学士文凭，便在他36岁时回国了，是个当时极少见的“秃头”海归，所以，当时清华校长在聘用他时，也产生了怀疑。

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但是，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最为学博识精”；而梁启超也说：“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就这样，素衣白身的他同王国维、梁启超和赵元任一起，被聘为导师，时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

两年后，38岁的他同前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唐筼结婚，唐筼也是才女，在北京女高师执教，是鲁迅夫人许广平的老师，但是，结婚后，她便一心相夫教子，消融在丈夫的光环之中，二人相敬相爱，感情深厚，直至终老。

“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不认识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厂某一个书店的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绝不会知道，他就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学者。”

这是他的弟子，后来名扬四海的季羡林先生回忆乃师时的情景，不同于那些西装革履、发光鉴人的教授，陈寅恪始终是一身布衣，他的课总是人满为患，座无虚席。

因为，他终身奉行“四不讲”之原则，即：“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

同一门课即使他自己讲过多次，却次次内容不会重复，他这“四不讲”，吸引了众多旁系学生，也有很多学者教授前来听讲，如朱自清和冯友兰这些一等一的名师。

在当时学派林立的大学校园内，陈寅恪特立独行，不党不派，那些教授们为了观点，相互攻击指责，但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对陈寅恪敬意满满，这在当时，陈寅恪就是一个学术界的传奇。

抗战爆发，学校南迁，期间他被牛津大学聘为汉学教授，但因二战未能成行，遂暂避香港；及太平洋战争日本攻占香港，他拒绝日本人拉拢，取道回国，在国内几个著名大学中任教并进行学术研究。

正是在南迁途中，他在昏暗的油灯下，撰述《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是两部中古史不朽的名著，也是他 “国可亡，而史不能灭”初衷的体现。

自笑平生畏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

千年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

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

行都灯火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

这是抗战期间，当蔡元培逝世后，在重庆选取新的中央研究院院长时，他写的一首《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诗，在此，他第一次见到蒋介石，感觉很是不好，认为其高高在上，不配当领袖，遂写此诗以讽刺。

故而吴宓记述道：“已而蒋公宴请中央研究院到会诸先生。寅恪于座中初次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有为，有负厥职。故有此诗第六句”，对当时国府领袖写此大不敬之句，从中也可见从骨子中透出的高傲和无畏。

然而，此时的他已患有严重的眼疾，当他再次接到牛津大学邀请后，为去英国治病，他接受了邀请，在英国动了手术后，接到的却是双目即将全部失明的定论。

心情沮丧到谷底的陈寅恪解除了聘约回国，继续在清华任教，此时，他撰写了《元白诗笺证稿》，后来，他拒绝了去台湾的邀聘，坚持留在大陆，移教于中山大学。

自1953年起，双目失明的他靠着口述，由助手记述，历经十年，给后世留下了他的封刀之作，约80余万言的《柳如是别传》，但因众所周知的原因，一直没有出版，他自己也知道这部书必定是命运坎坷，自言为“盖棺有期，出版无日。”

果然，直到进入八十年代，方才付梓刊印，而此时的陈寅恪已告别人世十载有余，他未能看见这凝聚了他最后的心血，在目盲体衰，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写就的这部伟大著作。

花费十年宝贵的时光，为一位烟花女子立传，这对当时很多人都觉得不值，认为其不仅是“小题大做”，而且又与当时的风尚很不相符。

但对陈寅恪来说，他是要借传修史，“贬斥势利、尊崇气节”，表面上是为一直受到轻蔑的烟花女子立传正名，而实际上则是“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的目的，其主旨所在，实为“痛哭古人，留赠来者”也。

后人对陈寅恪写这部书的原意有多种的猜测，在这众多的猜测中，我觉得还是蔡鸿生教授说得最为精准，即：

“陈寅恪‘著书唯剩颂红妆’，并非孤鸿落照，意味着从政治史和制度史的前沿作出无可奈何的退却。事实上，‘推寻衰柳枯兰意，刻画残山剩水痕’，正是源自陈寅恪先生的文化使命感。”

这段话中的“无可奈何的退却”最是令人伤感，虽然前面加有“并非”二字，然而，现实的残酷，离他心中的“独立”和“自由”，是越来越远了。

但不幸还远远没有结束，自“史无前例”开始后，他在一片黑暗中，又到了退无可退的境地，直到生命的终结。

他经历了运动最为疯狂的时期，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他自然是要受到冲击的，但是，最让他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书籍和文稿遭到了洗劫，于身于心，其痛为何如？

最终，他在无望之下，79岁的他于广州辞世，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断地流泪；而45天后，处理完他后事的夫人唐筼，也随他而去。

陈寅恪著作等身，其研究范畴极广，尤以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等方面为最，其他诸如蒙古史、古代语言学、敦煌学及古典文学等领域，都有着杰出的贡献。

中国“盖世奇才”的教书匠，将其一生都奉献给了学术和教育，他不仅是“桃李满天下”，而且在学术研究上，也是顶级的权威之人，特别是他的风骨，更是为后来者治学为人的标杆。

“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这是他为王国维撰写的碑文，也是他自己治学的方向，“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所以，他不仅仅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也是中国士林中人正直耿介，不畏强权精神的骄傲。

正是他的这种精神，使得胡适在日记中由衷地称赞，“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得到傅斯年 “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的高超评价；而姚从吾先生则认为，在他面前，“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

一代大师梁启超更是语出惊人，“我梁启超虽然著作等身，但所有著作加起来，也不如陈先生的300字有价值。”这虽然是自谦，但也可以看出，陈寅恪在这一代大师眼中的地位。

正是他的这种精神和在学术上取得的成果，使得他能提出“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这两个在当时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为前提，拒绝中央让他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委任。

元白歌行钱柳诗，

苹花不采岭南时。

左丘盲目原天意，

满纸无非马克思。

他公开宣称，“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这明显是与最高层唱反调，更有甚者，他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说：“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

这等语言，在那个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夹起尾巴做人的时代，后果自然是很严重的，所以，此后的他其实已被打入了另册，后来竟成了学术界“拔白旗”的对象。

从此，他“不辞长作岭南人”，似乎想远离朝堂，寓居一隅而专心做学问了，但是，这又如何能做得到呢，现实是，来听他课的学生越来越少，而他只能仰天长叹，将余生付诸于他的著作之中。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对所做的一切可能带来的后果是心知肚明，他坚持“独立”，因为，这是士族应该也是必须坚守的气节；他坚持“自由”，因为，这是学术之灵魂，无此何来创新？无此，“百花齐放”只能停留在美好的口号层面。

“每当社会风气递嬗变革之际，士之沉浮即大受影响。其巧者奸者诈者，往往能投机取巧，致身通显。其拙者贤者，则往往固守气节，沉沦不遇。”

陈寅恪正是这“拙者贤者”，现在，人们推崇陈大师，早已超过了其学术范畴，更多地是崇尚他的思想，独立思考、追求自由、卓尔不群的信念，更为后世读书人所应该具备的素质和努力的方向。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陈寅恪可谓是一生孤独，这两句诗也是他人生反复吟咏的主题曲，作为一个“文化遗民”，他是中华文化坚定的守护者，他给后世留下的，不仅仅是那煌煌巨著，更是留下了其不屈的风范，亦是中国文化中儒家精神不朽生命力的人格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