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尚节俭、珍惜粮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古人很早就意识到天下之事,常成于勤俭而败于奢靡。他们当年如何节约粮食、惩治浪费行为呢？

清代陈枚彩绘本《耕织图》。 图片均为资料图

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五彩耕织图瓶。

五谷之熟，岂易易耶？

明代余继登《典故纪闻》中记载，明成祖朱棣一日上完早朝后巡视皇城，见太监用白米喂鸡而勃然大怒，他训斥曰：“此辈坐享膏粱，不知生民艰难而暴殄天物不恤。论其一日养牲之费，当饥民一家之食，朕已禁之矣。尔等职之，自今敢有复尔，必罚不宥！”糟蹋粮食的太监随后被重打二十板并枷号半月，以示惩罚。

在《庭训格言》中，康熙皇帝也曾这样教导后代子孙：“夫天地之生成，农民之力作，风雷雨露之长养，耕耘收获之勤劳，五谷之熟，岂易易耶？……奈何世之人惟知贵金玉而不知重五谷，或狼籍于场圃，或委弃于道路，甚至有污秽于粪土者。轻亵如此，岂所以敬天乎？夫歉岁谷少，固当珍重，而稔岁谷多，尤当爱惜。”

中国人一向敬畏自然，视天地为衣食父母，但世事无常，天地万物有其自然发展规律。丰年之后，难保出现灾年，唯有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不惧冻馁；若是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难免有忍饥挨饿的一天。

《清宫逸事录》中说，一次，道光前往香山健锐营巡视，发现很多八旗兵丁的宅院养猫养狗养鸟，那些猫食狗食鸟食多为小米黄米、鱼肉骨头等，十分浪费。道光见后十分生气，当即训斥，“八旗将士当牢记古训，操演技勇，练习骑射，而今却提笼架鸟、戏猫逗狗，朝廷发放的钱粮就这么糟蹋了。真是不知农人劳作之苦，如挥霍无度，迟早败掉家业！”事后，道光下令：“即日起，健锐营总统大臣、翼领、翼长罚俸半年，兵丁俸银、俸米减半！”

苏轼“房梁挂钱”

正所谓“民以食为天”，北宋时期的文学家、美食家苏轼，曾自称“聚物之夭美，以养吾之老饕”，其实他在饮食上十分节俭。

在《节饮食说》中，苏轼给自己定下规矩，“东坡居士自今日以往，早晚饮食不过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馔则三之，可损不可增”“有召我者，预以此告之，主人不从而过是，乃止”。其中大意是，苏轼平时吃饭，不过一荤一酒；自己请客或别人请吃饭，也不能超过三个肉菜，否则就不赴宴。苏轼如此，绝非造作，其用意是：“一曰安分以养福，二曰宽胃以养气，三曰省费以养财”。这等节俭，自是修养功夫。

后来，苏轼被贬黄州，他不但自己亲自耕种，还实行计划开支，这就是后来曾国藩都为之效仿的“房梁挂钱”。据说，苏轼将钱平均分成12份，每月用一份。每份中又平均分成三十小份，每天只用一小份。分好的钱按份挂在房梁上，每天取下一小份，作为当日的生活开支，如有结余，就把它们存在一个竹筒里，以备意外之需。

雍正为剩饭两下圣旨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中国是大国，如不能居安思危，难免有后顾之忧。古人写诗说，“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惟有丰年不忘饥馑，珍惜每一粒粮食，才能做到有备无患。又如“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些诗句，都是古人重视粮食安全的警句。

为了处理剩饭剩菜的问题，雍正专门下过两道圣旨。第一次是在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给御膳房下旨：“凡粥饭及肴馔等食，食毕有余者，切不可抛弃沟渠。或与服役下人食之。人不可食者，则哺猫犬。再不可用，则晒干以饲禽鸟，断不可委弃。朕派人稽查，如仍不悛改，必治以罪。”其大意是剩饭剩菜不许丢弃，可以给服役下人吃；如果人不吃，就用去喂猫；如果猫不吃，就晒干后拿去喂鸟，总之不能浪费。雍正还特别警告说，“我会派人不时检查，谁要是违反，必定治罪。”

或许因为执行的情况并不好，雍正三年后再次就浪费粮食的事发出上谕：“朕从前不时教训，上天降生五谷，养育众生，人生赖以活命，一粒亦不可轻弃。即如尔等太监煮饭时，将米少下，宁使少有不足，切不可多煮，以致余剩抛弃沟中，不知爱惜。朕屡屡传过，非止一次。恐日久懈怠，尔总管等再行严传各处首领、太监，见有米粟饭粒，即当捡起。如此不但仰体朕惜福之意，即尔等亦免暴殄天物。应不时查拿，如有轻弃米谷者，无论首领、太监，重责四十大板。如尔等仍前纵容，经朕察出，将尔总管一体重责。”

屡下禁酒令节约粮食

俗话说得好，人无俭不立。人种粮、粮养人，珍惜粮食就是尊重劳动、敬畏自然的体现，惜粮就是惜福。《朱子家训》中说，“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句警世名言，应成为国人之家训，代代相传。

明清时期，京城食用的粮食大多从南方经大运河运来，时称“漕粮”。由于运输成本高昂，一石粮食往往费银数两，而有些八旗兵丁“不知运粮之艰，既得粮米，因暂时有余，遂卖银钱，以供几次饱餐醉饮。及米不继之时，妻子又皆不免饥饿。”因此，清朝严禁卖米与奢费，可有些人认为这不过是寻常小事而有烦言，康熙则驳斥说，“米者养人之本，为人上者，不留心省察，可乎？”

清朝重视粮食安全与保障，还体现在禁止烧锅酿酒上。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因山海关外发生旱灾，而“彼处蒸造烧酒之人将米粮糜费颇多”（民间大肆酿酒而导致粮食浪费），康熙特命户部侍郎赛弼汉前往奉天，会同将军、副都统等严加禁止。随后二十余年，清朝都禁止直隶、湖广、江西、陕西等南北九省烧锅酿酒。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康熙特别召见直隶巡抚赵弘燮，再次强调严禁烧锅酿酒，并对失察官员加以重处，其严禁烧锅酿酒的理由有二：一是大量浪费粮食，有悖崇俭禁奢的社会风气；二是认为此乃小民逐末利的表现，不利于农业生产。直到康熙末年，在粮食问题相对安全后，禁酒令才有所放松。（金满楼）

来源： 海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