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疏对
三国时魏文帝曹丕《典论·论文》有名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道出了历史上知识士人赋诗作文的政治、文化终极价值。而对一个城市和地区而言，最具有超越时空意义的是其历史文化积淀，而先哲前贤们要么在汉中运筹帷幄，指点江山，导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要么仕宦、游历汉中，登临胜迹，以文记之，留下诸多有关汉中的名篇佳作，收录在历代策对、奏表、政论、题记、书信、赠诗、纪事碑文之中。这些美文名篇为中华文化增添了珠玉瑰宝，更使汉中因之增加了浓墨重彩的文化成色，使汉中声名远扬,绚丽多彩。
汉初汉王刘邦自南郑(今汉中市)出定三秦，进而称帝践祚，奠定了汉中在两汉400年间无以替代的地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作为南北政权的“拉锯”地带，汉中的重要性不容置疑，许多志士仁人纵论天下、评谈时势的对策、奏疏在汉中应运而生。西汉初韩信的《登坛对》，东汉末李朝撰、马超领衔的《上汉帝请先主为汉中王表》，彰显了汉中的地位；蜀汉习隆、向充《立诸葛亮庙表》，梁故蜀郡太守刘璠《请全南郑议》，渗透着有识之士对先贤故地的真挚情谊；西晋江统《徙戎论》中“各附本种，反其旧土”、北魏王远《石门铭》中“汉中献地，褒斜始开”等内容，反映了汉中与氐族、鲜卑族的关系；蜀汉丞相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曹魏锺会的《檄蜀文》、西晋汉中太守李密的《陈情表》，成为文学史的重要素材；汉末陈琳的《为曹洪与魏太子书》、北魏李冲的《谏戍南郑疏》，为我们留下了关于汉中地形和战场策略的不朽描述。此外，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原丁邯诏》，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也是一篇体现人文精神、关乎汉中历史的有名散文。
韩信受拜大将图
秦末，先入关中的沛公刘邦不得已接受西楚霸王项羽的汉王之封，来到南郑。在萧何的极力推荐下，刘邦“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史记·淮阴侯列传》)，拜名微位卑的韩信为大将。韩信在登坛对策中，为刘邦慷慨陈述楚汉争战形势、天下人心向背和敌我双方优劣因素，激励刘邦“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随着战争走势按韩信的分析而发展，刘邦从“汉王”成为“汉皇帝”，《登坛对》也成为著名的军事文献。四百多年后，与《登坛对》铺平了刘邦通往皇权顶峰的道路异曲同工的是，在汉中产生的《上汉帝请先主为汉中王表》，使本为左将军的刘备成为“以汉中、巴、蜀、广汉、犍为为国”(三国志·先主传》)的汉中王，并在两年后成为又一个比祖先逊色的汉皇帝，重演了“汉中开汉业”(宋·辛弃疾《木兰花慢》)、“岂知高帝业，煌煌汉中起”(宋·陆游《先主庙次唐贞元中张俨诗韵》)的史剧。北魏太和年间，在齐、魏争夺汉中之战中，魏辅国大将军李冲的《谏戍南郑疏》，就是否戍守南郑做了论述，其中，“古人有言：‘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南郑于国，实为马腹也”之说，从另一个视角对汉中与关中地区的关系进行了形象地分析。
《出师表》是蜀汉建兴五年(227)诸葛亮将离成都、出师汉中前给汉后主刘禅的奏表，《陈情表》是日后成为汉中太守的李密拒绝晋武帝出仕要求时的奏表。李密青年时曾在蜀汉为官，蜀亡后在家侍奉祖母刘氏至孝，当晋武帝征辟李密入朝时，李密写下了感人肺腑的《陈情表》婉拒出仕，其中“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僮，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刘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等名句，感情真挚，委婉哀切，催人泪下。而《出师表》和传诸葛亮作于汉中的《后出师表》，为我们留下了“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等警句名言和“妄自菲薄”、“作奸犯科”、“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等成语典故。此前200年，光武帝刘秀在《原丁邯诏》中因“汉中太守(丁邯)妻乃系南郑狱”而发出的“谁当搔其背垢者”疑问，行化成“老病者必贴身有人料理”的概略语“谁搔背痒”，也频频被后世引用(参见钱锺书《管锥编·全后汉文卷一》)。
传岳飞书《后出师表》局部
东汉末曹操及其部将远征汉中，都有文士跟从，并留下诗文。“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曾跟随曹洪到汉中，有感于汉中易守难攻，他在劝说主帅并上书曹丕请求从长计议的《为曹洪与魏太子书》这篇“妙文”(钱锺书语)中，首先对汉中的军事地理形势作了准确概括：“汉中地形，实有险固，四岳三涂，皆不及也。彼有精甲数万，临高守要，一人挥戟，万夫不得进，而我军过之，若骇鲸之决细网，奔兕之触鲁缟，未足以喻其易”，然后以此展开，引经据典，历数历史上征战攻守之策，主张养精蓄锐，不可操之过急，缓兵图蜀，可成大业。文章高屋建瓴，一泻千里，征引丰富，说理极强，盛传一时，后入选南朝萧统所编《文选》。而此文体现的魏晋时期奏议和文章的幽默诙谐特色，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以“莫逆相视，同声一笑”予以概括揭示。四十多年后，曹魏另一大将锺会攻蜀进至汉中，向蜀汉政权发出了“攻心”文书《檄蜀文》，引经据典，循循善诱”，一方面赞颂蜀汉先主刘备为“命世英才”，早年曾同魏武皇帝曹操建立友谊，“兴隆大好”，一方面声言天下大势已变，“大兵一放，玉石俱碎”，不如早点弃甲投降。这篇檄文，显示出高超的政治智慧，对瓦解蜀中人心意志起了很大作用，因为它高度肯定了蜀汉开国之君刘备的精神品质，对故丞相诸葛亮也未大加鞭挞，使蜀中君臣容易接受其中的观点，与同样收入《文选》的另一篇檄文—陈琳《檄吴将校部曲文》中大骂“孙权小子，未辨菽麦”风格迥异。
来源：文化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