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杰/文 这些年，如若我们稍有关注社会新闻便会发现，伴随着一些恶性与暴力案件的频发——如杭州杀妻碎尸案、上海杀妻藏尸案以及最近几起持刀砍人与马路开车撞人案件——人们在对此紧张不安的同时，也开始关注这些施暴者：那些面对无辜者的无差别、被称作“报复社会”的恶性案件，实施者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的成长经历、犯罪心理以及施暴原因……反社会型人格，往往成为出现频率颇高的专业术语。

在精神卫生领域，专业人士把那些缺乏良知或是毫无良知的状况称为“反社会人格障碍”（antisocialpersonalitydisorder），也称为“反社会人格”（sociopathy）或“精神病态”（psychopathy），并称其为一种无法矫正的性格缺陷。研究指出，大约有4%的人属于这一情况，也就是说平均每25人之中便可能有1人具有反社会人格。而在过去的百年里，精神病学领域还使用过以下名称，如“病态人格低劣”（psychopathicinfe－riority）、“悖德症”（moralinsanity）和“道德低能”（moralimbecility）。

根据精神病学领域早期所使用的这些名称，能发现其核心焦点集中在个体的道德和良知上，因此“无罪感”（guiltlessness）被认为是一种人格障碍。但对于早期注重生物性与器质化病理原因探究的精神病学而言，这种在道德和良知上的匮乏，往往被认为是一种生理与精神疾病。但伴随着人们研究的深入，便会渐渐发现：这一障碍更有可能与后天的成长环境以及社会文化状况有关。

《当良知沉睡：辨认身边的反社会人格者》

一

在美国心理医生玛莎·斯托特的专著《当良知沉睡：辨认身边的反社会人格者》中，她便援引了美国精神病学学会发布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指出，如果一个人至少拥有以下7个特征中的3个，那么此人便可以在临床上被确诊为患有“反社会人格障碍”：1.无法遵守社会规范；2.擅于欺骗和操纵他人；3.行事易冲动，无法提前做出计划；4.易怒，具有攻击性；5.毫不顾忌自身或他人的安危；6.一贯不负责任；7.在伤害、虐待他人或偷窥他人东西之后毫无悔意。

而除此之外，诸如性格偏执、阴郁、焦虑且不善言谈、情绪以及行为的控制能力差、喜欢操纵别人等特点，也被认为是反社会人格的重要特征。

纵观这些特征，我们便会发现这一障碍的社会性维度，即关于个体如何与他人交往的问题。而在这几个特征之中，其中一部分几乎会普遍地存在于每个人身上，我们似乎不应该只在那些恶性犯罪案件中寻找人格障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这些问题也普遍存在。

人们之所以对其关注甚微或是忽视，或许和这一人格障碍的专业名称以及其所暗示的状况有关，即“反社会”似乎只是针对社会这一公共领域，而掩盖了其在私人领域中的肆虐。而且就如航空飞行安全领域中的“海恩法则”所指出的，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300起未遂先兆、1000起事故隐患，正是在私人领域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打小闹”，隐藏着严重事故的危险种子。

在中国传统的儒家——从孟子的“性善论”到王阳明的“致良知”——看来，个体天生便具有一种善的良知本性，在这一基础上建构起人与人交往的社会场域，只要秉持这一天性，便可以创造出一种和谐且善意的生活环境。对康德而言，由于“绝对律令”的存在使得我们在扩展自身的道德诉求时会考虑到他人，即只有那些能够被其他人也接受且愿意施行的准则，才会成为普遍的道德与伦理要求。

在这些思想中，道德和良知约束着我们的行为以及与他人交往的尺度，从而不会出现危及他人或社会的行为。但对精神病学所研究的反社会人格障碍者来说，他们缺乏的恰恰是这个“人与人交往”的重要部分，即以一种规范性的准则来进行（自我）约束。他们的良知无法成为控制其行为的力量，并且他们在冒犯、伤害甚至杀害他人之后，也不会遭遇自我道德的谴责与拷问，而无法形成康德所谓的道德主体。

弗洛伊德在《自我与本我》中指出个体人格存在三股力量的拉扯：本我（Id）存在于潜意识之中，是人最本能与原始的冲动和欲望，如饥饿、性欲与愤怒，它只遵从享乐原则；自我（ego）是从本我中分裂出来的部分，受现实原则影响，即以合理的方式来满足自身的欲望；超我（superego）则是人格结构中的管制者，由完美原则支配，属于人格结构中的道德部分。它位于人格结构中的最高层，是道德化的自我，由社会规范、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内化而来，其形成是社会化的结果。

如果按照弗洛伊德的这一人格结构来理解反社会人格障碍，我们便会发现它主要集中在自我部分。因为自我处于本我与超我之间，作为一个调节器，一方面要满足本我在享乐原则下所开启的无限制欲望与冲动，另一方面也需要遵从超我的规范，使其不会逾越。而一旦自我无法平衡来自这两者之间的要求，问题便会出现。

反社会人格障碍便是他们突破了超我的规范，并且完全不受其制约（超我有三个作用：一是抑制本我的冲动，二是对自我进行监控，三是追求完善的境界），却也未因此而成为本我的奴隶，反而是产生了一套完整逻辑，出现了一个不再是中介而是独裁者般的自我意识。

《自我与本我》

二

在涉及此类反社会人格障碍的研究和犯罪调查中，研究者会发现两种明显的类别，一种是最终成为罪犯，如各种杀妻或恶性社会案件中的凶手；另一种往往截然相反，他们往往十分冷静、能说会道，如变色龙般颇具魅力，甚至会有一副“精英”面孔。这就是这一人格障碍的可怕却又迷人之处。这些形象在影视剧中也颇为常见，如大名鼎鼎的神探夏洛克，他便具有强烈的反社会人格，以及他的死敌莫里亚蒂教授；电影《沉默的羔羊》中的汉尼拔，以及蝙蝠侠系列电影中的经典小丑——尤以希斯·莱杰版的小丑最为典型，他把一个具有反社会人格的反派演绎的令人不安又精彩。

这些人在吸引人之外还具有一个共性：情感上的淡漠、空洞甚至无能。无论是大侦探福尔摩斯还是汉尼拔，在迷人的表面之下是对情感的无知。这里的情感无知，不仅仅是两性感情，也包括更广泛的与他人交往和相处的能力。在《隐秘的角落》中，张东升看似人缘很好，实则没有一个真正亲密的朋友。在他美好的面具之下，是对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冷淡，这也是反社会人格障碍最令人不安的原因。

个体始终生活在群体之中，社会本身就是人际交往的公共空间，只有当人们都默认或遵守这些规范和秩序时，和谐的交流和互动才能顺利进行，反社会人格障碍是这一规则中的bug。

他们缺乏情感交流的能力，无法与他人产生联结和依附关系，从而对社会规范忽视和漠视，当他们具有自我一套完整的关于人或社会的看法时，他们便不再被社会规范所约束，反而可能对其进行有意识地破坏。就如在《蝙蝠侠：黑暗骑士》中的小丑，他认为人与人之间就如走兽，为自身的利益而角逐厮杀，覆盖在其上的那一层社会规范，只不过是脆弱的遮羞布，为什么不释放真实的自我呢？

就如弗洛伊德在讨论超我时所指出的，它其实就是我们的一系列社会规范与道德秩序——或按照康德的说法是伦理秩序。因为道德是个体对自我的要求，而伦理则来源于外部对个体的规训。

福柯在其《规训与惩罚》中发现的“真理”，即我们所处的社会、政治、文化以及性等等的秩序和结构，本身都是被知识-权力所建构。《小丑》里的小丑是从一个普通的、底层的人所变而成，正如电影中强烈的暗示，正是糟糕的政治状况与社会环境孕育了小丑的诞生。换句话说，正是社会造就了“反社会人格”的出现。

在一些对反社会人格犯罪的研究中也发现，许多人都有着相似的成长经历，例如糟糕的童年、冷漠的家庭环境以及在社会中遭遇到的羞辱、不公和剥削等等。他们最终未能顺利地社会化，为社会所规训，反而成为其中的异常者，就好似红灯般警示着他所处的环境本身潜在的问题。

《黑暗骑士》与《小丑》中的小丑，《搏击俱乐部》里的杰克以及《沉默的羔羊》中的汉尼拔，在他们的夸夸其谈中，真理和谬误共存，甚至比那些遵从着社会规范的主人公更加勇敢或真实，指出“房间中的大象”，嘲讽那些看似公正的规范与秩序。也正是在这些危险的语言中，我们发现了存在于社会中阴暗角落，看到了那些被压抑的幽灵的不满。

或许也正因此，在影视剧或文学作品中，才会经常用这样的反社会人格障碍角色，来达到某种揭露和批判的效果。

就如福柯在研究疯癫史时所指出的，在古代疯癫并不是一种生理或精神疾病，而可能是先知的征兆，这一形象在尼采的著作中也反复出现。

因此，当我们讨论这些反社会人格障碍时，并不能仅仅依靠病理学或精神病学。自18、19世纪西方精神病理学大发展后，医生们发明了各式各样的新奇名称，来覆盖个体所体现出的某些症状，正是这一病理化的泛滥，导致许多反社会人格障碍被简略地称作疾病，关进医院进行各种治疗。

三

正如许多研究所指出的——也是最让人恐惧的，许多反社会人格障碍者，是在自己清醒且非常理性的状况下实施了残酷的犯罪。

2018年，一部纪录片《挪威7.22爆炸枪击案》，向我展现了发生在2011年挪威的恐怖袭击：一名极右分子引爆了一枚汽车炸弹，随后在一个岛上的青年训练营里展开屠杀，最终造成77人死亡，两百多人受伤。在纪录片中，凶犯面对镜头时十分冷静，甚至轻松，并且还不断对镜头微笑。他非常自信自己能够读懂别人75%的想法，并且他对自己的每一步行动都有明确的目的和理由。

在最终的庭审上，他夸夸其谈地展示着自己的政治宣言，指出当下挪威存在的问题……这样一个头脑清晰且理路明确的人，甚至用理性话语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似乎让我们无言以对。没有什么目的是能够以杀害他人来合理化的，这一古老的戒律，却恰恰是许多反社会人格所蔑视的。

在他们的观念中，其他人都不过是工具或是棋子，可以被利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甚至都有一种“游戏人生”的特质，即无论是操纵还是伤害别人，或是实施恶性事件，都不过是一场游戏，而其他人都是为其所用的棋子。

希区柯克拍摄于1948年的电影《夺魂索》，改编自一起真实犯罪，两个哈佛高材生合谋杀害了一个同学，并与其他人讨论“不可杀人”这一律令的有效性。这种操纵他人生命的权力所带来的快感、以及对于自我高人一等的意淫，或许是这些反社会人格行为和欲望的本质。

我们必须尝试着去理解，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反社会人格，他们的超我为什么会失灵？还是它本身就存在问题？

汉娜·阿伦特所指出，在古希腊讨论“思考”（thinking）的哲人们便已经发现，它是一种“我与自我”的对话。我们永远不会真正地独处，在阿伦特看来，即使在个体独处时，我们也需要面对自我的诘问，因此一旦“过不了自己这一关”，自我便会出现分裂而导致精神危机，而这也就是他无法与他人正常交往的重要原因。

这一双重——与自我，与他人——的无能，使得反社会人格障碍者彻底远离这个世界。

在《政治的应许》中，阿伦特再次谈及她从其老师海德格尔那里继承来的“世界”（world）这一概念。在阿伦特看来，世界并不仅仅只是物理的存在，而是我与你之间的那个空间，它是一种处于人与人交往和言说之间的产物，就好似古希腊那些自由人进行公共事务讨论的集市。因此，“无世界性”（worldlessness）便是指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断裂，最后个体如原子般漂浮在荒漠之中而彻底迷失。反社会人格障碍者不与他人产生联系和交往，因此也就无法进入世界，只是游荡在荒漠中，并且在一步步地侵蚀世界而企图让它彻底荒漠化。

这些伴随着现代性共同诞生的心理与精神病学领域的症状，如镜子般折射出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与社会状况。“人类世界总是人类对世界之爱（amormundi）的产物”，当我们不再爱这个世界，不再与其他人通过联结、交流与行动来创造这个世界，它便会枯萎，而“无人（no-bodyness）”正是这一症状中的典型特征。反社会人格障碍便是“无人”的，而创造他们的，也正是这个日渐“无人”的荒漠化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