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讲了“四个伟大”，即党的伟大觉醒和伟大创造、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 讲了“没有可以奉为金科玉律的教科书，也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教师爷”，引用了鲁迅先生关于“什么是路”的名言；还讲了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

我是改革的亲历者，也是改革的受益者，大约在20 年前还担任过省体改委主任，对改革很有感情，对于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具有刻骨铭心的认同。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今天，个人有很多感慨。限于时间，仅就改革开放与解放生产力、解放思想，以及与哲学、经济学的解放，谈点粗线条的认识。

一、改革开放与解放生产力

从理论上讲，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论断，与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运动学说，是一脉相承的。前者是基本结论，后者是理论依据。

邓小平同志讲，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我以为这是对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规律的深刻揭示。邓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本质，开宗明义就讲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他还说，过去我们只讲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不讲解放生产力，不完全。

毛泽东同志在1957 年2月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 扩大) 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①并且认为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 “教科书在这里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的存在，也讲要克服这个矛盾，但是不承认矛盾是动力。”②他还说: “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③毛泽东同志也就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进行了分析，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它不是对抗性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④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需要解放生产力，其直接原因有两条: 一是中国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寻求既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又符合自身实际的路子，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需要适应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基础; 二是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是广泛深刻的革命，要根据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不断地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从实践上看，“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18日的重要讲话中，讲了我们党作出改革开放重大决策之初的国际国内形势，他指出：“当时，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而 ‘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导致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温饱都成问题，国家建设百业待兴。”⑤然后引用了邓小平同志的一句话：“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1978年10月，也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同志出访日本，他在乘新干线的途中告诉记者，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

社会主义条件下解放生产力的基本途径就是改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刻指出了改革的内在逻辑：要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必须多方面改变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管理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这一年早些时候，国务院务虚会和全国计划会就有类似的表述，后面的表述是改变工农业企业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以适应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这两次会议还对此前的改革有一个基本判断，这就是“在收了放、放了收的老套中循环”。国务院务虚会还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场革命规模的巨大，变化的广泛、激烈、深刻，任务的繁重、紧迫，意义的深远，都不亚于我们党过去领导的任何革命。这两次会议是对改革开放的酝酿和准备。还是这一年的上半年，两个代表团赴日欧考察，都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先是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林乎加率领的中国经济代表团访问日本，然后是谷牧副总理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欧洲五国。中央政治局分别听取了汇报，谷牧的汇报长达七个小时。务虚会前后开了两个多月，计划会开了一个半月。围绕总结近30 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聚焦了一个主题，即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通过日欧考察，形成了三个方面的认识：一是战后日欧经济和科技发展很快; 二是欧洲发达国家资本过剩，急于寻找市场；三是国外管理经验和国际通行规则值得研究和运用。由此，形成了基本结论，下定决心搞改革开放。这两次会议实际上有一个潜台词，即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通过解放生产力来体现。我认为，国务院务虚会和全国计划会的理论深刻程度超过了六年后召开的莫干山会议和七年后召开的巴山轮会议，这也说明我们在重视专家学者理论贡献的同时，还要高度重视决策者、管理者在实践中的理论创造。

二、改革开放与解放思想

要打开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就必须从思想解放入手。如果思想不解放，仍然被旧的、过时的思想所束缚，墨守成规，那么手脚就被捆住了，步子就迈不开，也容易把新事物看成异端。

什么是解放思想，其实就是理论联系实际，认识符合实际。然而用什么理论来联系实际，所联系的又是什么实际，这是改革开放之初亟待解决的大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说明“两个凡是”的危害性，就不能面向社会实践，着眼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关于用什么理论来联系实际，邓小平同志从1977 年就开始强调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他说：“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⑥

关于联系什么实际，邓小平同志说: “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⑦我认为理论联系实际就是一个直面和应对各种重大现实问题和严峻考验的实践过程。马克思说，问题是时代的声音。⑧ 当时党和人民面临的突出问题就是“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温饱都成问题，国家建设百业待兴”，就是要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正因为如此，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明确支持和高度评价“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邓小平同志后来还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即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⑨

当然，解放思想也不是随心所欲地胡思乱想，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实事求是，才能有底气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才能真正直面现实，回应时代问题，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打开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也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避免无休止的争论，在思想方法和原则问题上形成共识。

看是否符合实际，比议论“左”与“右”、保守与改革更有意义。说到这里，使我想起了不久前舆论关注民营企业发展的问题。有的同志借助案例分析，得出了民营企业比较困难的判断，引起了中央到地方的高度重视。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民营企业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应该退出历史舞台;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国有企业还要进一步退出市场，还需要围绕姓“社”姓“资”的问题进行讨论，再来一次思想大解放。显然，这两种观点都不符合实际。首先，公有制为主体，包括民营经济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其次，从总体上看，各级政府以及全社会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基本不存在所有制、政策和舆论歧视; 第三，一些民营企业遇到困难的案例，要放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大背景下分析。经济下行，可能引起企业组织结构的变动，民营企业中中小型企业多一些，受到的影响可能大一些。因此，从政策上考虑，需要研究经济下行过程中的中小企业发展问题，需要研究去产能过程中的社保和再就业问题。从当前的情况看，需要解放思想的重点应该是由粗放型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问题。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陈云同志多次讲毛主席在延安三次给他强调，人犯错误主要不是没有经验，而是思想方法不对头。⑩

我们党从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和自身实际出发，多次开展集中教育活动，不断加强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历次集中教育活动，都会有主题、有重点，通常比较集中的是“两个路线”的教育，即思想路线教育和群众路线教育；主要致力于防止“两个脱离”，即防止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是党自身建设中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 “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⑪

三、改革开放与哲学、经济学的解放

从学术理论的视角看，通过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是与哲学、经济学的解放相联系的。哲学解放和经济学解放是思想解放的重要内容，为改革开放提供了精神动力和学理支撑。

1．哲学解放提振了民族精神

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要使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斋里和课堂上解放出来。他在延安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曾两次组织学哲学用哲学。黑格尔有一句名言，“教给哲学说德语”。德国的伟大诗人海涅说: “德国被康德引入了哲学的道路，因此哲学变成一件民族的事业。”我认为围绕改革开放，哲学在三个方面的解放，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一是围绕真理标准讨论的哲学解放。本来，毛泽东同志多次讲过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社会实践，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甚至常识。为什么真理标准讨论在党内和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呢? 主要是因为要从本本主义、从“两个凡是”中解放出来。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根据当时党内的思想状况指出: “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目标。”⑫真理标准讨论，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进一步的普及和强化，使注重实践升华为新时期的民族精神。

二是围绕发展动力的哲学解放。邓小平同志讲， “鼓励试、允许看、不争论”⑬，着眼于激发基层和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习近平总书记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深刻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⑭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放权、松绑，鼓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样一些概念和说法出现的频率很高，在党员干部中有广泛的共识，基层和人民群众的创业、创新热情受到鼓励，成为时代风尚，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改革开放前，个人和基层的创新创造，受到很大的抑制，那个时候的理论依据是“一大二公”。按指令性计划安排，由企业和集体组织生产的，便是社会主义的；大家在一起，由上至下有组织地生产劳动，才能有效率，才能有创造，平均分配才是最公平的；企业和生产队没有自主权，个人的劳动和工作岗位确定后，也没有通过竞争再选择的机会; 在计划外开辟新的生产门路，或者搞多种经营，就是搞资本主义；不允许个人经商办企业。

三是围绕内因与外因对立统一关系的哲学解放。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说: “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⑮他还介绍和分析了苏联哲学界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德波林认为事物一开始只有差异，发展到一定程度才有矛盾，矛盾发生前，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是外因。毛泽东同志批判了德波林的唯心论，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并指出，党内的教条主义受到了这一学派的影响。我认为，注重内因与外因的对立统一，应该是我们党的一个传统，但在对外开放的实践中，一开始思想认识也不是完全统一的。一种观点主张开放就要全盘照搬，不讲以我为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对外开放是资本主义化，民族产业也得不到保护和发展。对此，40年来的对外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作出了有力的回答。从内因方面讲，我们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坚持互利双赢多赢; 从外因的角度讲，我们充分利用战略机遇期，充分利用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成果和管理经验，包括与发展中国家开展互利性合作，同时积极参与全球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贡献。一个具有悠久文明的民族，积极主动地学习与运用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并为世界做出新的贡献，这是生机与活力的彰显，是智慧与力量的表达。

2．经济学解放推动了中国原创性经济发展理论的成长

改革开放之初，影响我们的经济学理论主要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西方经济学》。经济学解放的主题，是从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实际与实践出发，在学习与借鉴的基础上，生长出自己的理论。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的解放在三个方面有重大突破。

一是计划与市场都是调节手段。把计划与市场从经济制度属性中剥离出来，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取向，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涉及到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层次，计划与市场多一点少一点，不涉及姓“社”姓“资”的问题，检验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不仅过去我们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特征，西方学者也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制度所独有的，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第二个层次是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的关系。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信息是分散的、不断变化的，计划是主观的，必须借助市场来处理。上个世纪发生过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哈耶克与波兰经济学家兰格的争论。⑯中国既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而且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发挥作用。这与国家建设的历史、国家结构、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市场的局限性具有相关性。西方国家爆发的经济金融危机，也说明政府作用的必要性。

二是公平与效率能够有效地结合起来。西方经济学认为“利己主义”是发展的动力，而且“私利”有利于“公德”。也就是说，个人为了私利而生产商品、改进技术，加在一起就可以增加社会财富，推动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这就是所谓的“激励相容”。因此市场化必须与私有化结合在一起。显然，这首先是将资源配置方式与私有制绑架在一起。实际上公有制、私有制以及混合所有制，通过一定的实现形式，形成独立的市场主体，都可以在市场竞争中成长与壮大。至于“私利”有利于“公德”，我认为，只不过是自发的伦理愿望，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中，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从指导思想到制度设计，再到政策举措，都体现了公平与效率的结合。邓小平同志讲: “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⑰“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⑱在党的文件与文献中，最先有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接着有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注重效率、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注重公平的提法，后来还有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都要注重公平的提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⑲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格局，有利于保障公平与效率的有效结合。在政策举措上，打好“精准扶贫”的攻坚战，在民生问题上坚持底线思维，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调节高收入，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等，都有利于避免两极分化，促进共同富裕。而且实现共同富裕还有时间要求，即“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⑳。然而采取这些举措是否影响发展的效率呢? 没有。改革开放四十年，GDP 年均增长9．5%，持续如此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堪称世界奇迹。公平与效率的有效结合，是真正的“激励相容”。

三是在解决“短缺”之后需要致力于超越“过剩”。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分析社会主义条件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弊端时，我国经济理论界接受了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观点。科尔奈认为计划是主观的，相对于需求而言是被动的、滞后的，国家与国营企业是父子关系，存在着预算的软约束，短缺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普遍现象。我认为，其所以短缺，还应该有工业化处于起步阶段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较短的时间内，从总体上解决了凭票证供应的“短缺”问题，生产促进和适应了排浪式消费，这应该是我们对 “短缺经济”的超越。现在的情况不同了，我们已经有相当多的行业出现了生产能力过剩情况。摆在我们面前的新矛盾是: 既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又要避免市场盲目性引发的经济和金融危机，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法避免的“过剩”。中央所作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决策，采取“三去一降一补”的重大举措，以及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加上我们长期执行的战略规划、产业政策、区域政策、财政货币政策，就是要致力于防范与避免经济和金融风险，超越“过剩”。

说到资本主义无法超越“过剩”，无法避免危机，使我联想起英国女王视察伦敦经济学院时的提问，以及英国社会科学院的教授给女王的回信。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当年11月，英国女王访问了伦敦经济学院，女王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人预见到危机的到来？2009年7月，过去了8个月之后，英国的经济学教授给女王作了回复，回复称2009年6月，英国社会科学院就此召开了一次论坛。信中提出的结论性建议特别有意思，他们说：“探讨如何让财政部、内阁办公室、商务、创新和技能部及英格兰银行和其他金融服务管理局的雇员发展出一套全新的、共享的大局观能力，让您再也无需问这个问题。”据说在写回信的人员中排名第一的蒂姆· 贝斯勒教授曾访问过复旦大学。回信说到政府的“大局观能力”，有点类似于我们的语言，这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行政架构中、在他们市场经济的规则中，是做不到的；也说明他们的经济学家对避免经济金融危机感到力不从心，很无奈。

以上我们分析了哲学和经济学解放的主要内容，那么引起哲学、经济学解放的原因是什么呢? 当然是社会实践。哲学、经济学解放带来的理论创新成果也会服务于社会实践。我认为可以把德国作为一个案例，帮助我们理解哲学、经济学解放与社会实践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把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哲学称为德国古典哲学。德国经济学历史学派发挥作用的时间是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古典哲学与经济学的历史学派产生影响的时间相连，前后100多年。德国古典哲学兴盛在德国崛起之前，德国经济学的历史学派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正是德国由封建割据到统一、由欠发达国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过程。德国古典哲学在系统总结欧洲哲学的基础上，使传统哲学达到了顶峰，代表和反映了德国民族精神和启蒙时代精神的精华。德国经济学历史学派总结了当时欧洲发达国家和美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从德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出发，对当时西方主流的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奥地利学派进行了批判，认为经济学要研究生产力理论，主张国家干预，认为影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不仅仅是分工，还有伦理、道德方面的社会影响，要重视研究精神资本( 有学者认为应理解为现在所说的人力资本) 。而且还非常鲜明地强调，经济学研究要运用历史的方法，反对演绎、抽象、静态的分析方法。经济学历史学派在当时的德国具有正统地位。新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施穆勒，拥有德国社会科学教授的审批权力，他不允许运用演绎方法的经济学者在大学教书。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德国古典哲学，但也继承了其中的科学成分；马克思也批判了德国经济学历史学派最早的代表人物李斯特，但也有学者认为这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的起点。德国古典哲学和德国经济学历史学派给我们以深刻启示：一是后发国家可以通过总结，实现认识上的历史超越； 二是哲学、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要体现民族精神，要反映发展实际。

①④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214、213 ～ 214 页。

②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节选) 》，《毛泽东文集》第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133 页。

③《毛泽东年谱(1949～1976) 》第4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2页。

⑤习近平： 《在庆祝改革开放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

⑥⑦ 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4页。

⑧马克思：《集权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 上)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3页。

⑨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年，第372页。

⑩陈云：《怎样才能少犯错误》，《陈云文选》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343页。

⑪邓小平：《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5页。

⑫ ⑮毛泽东: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 991 年，第299、302 页。

⑬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第374 页。

⑭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 年10 月28 日。

⑯参见朱成全、刘帅帅：《德奥经济学方法论论战的历史澄清及当代启示》，《经济学家》2017年第7期；陶永谊著：《旷日持久的论战———经济学的方法论之争》，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陶大镛著：《外国经济思想史新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⑰邓小平：《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年，第364页。

⑱⑳邓小平：《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9页。

⑲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