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调解》是河南电视台公共频道黄金档知名栏目,每天能接到近1000条矛盾线索。这些以家庭为单元的矛盾都有一定共性:村镇乡下更多为了“争口气”,而城市矛盾往往关乎钱。作为栏目的金牌调解员,王瑞萍在这些家长里短中应对自如,调解成功率高达98%。她爱哭、爱在节目里唱歌,相信“母慈子才孝”“夫妻像筷子”。她收获了名声,也身处争议。无论怎样,她相信,有人情的地方就会有矛盾,人民需要调解员。
文|王一然 编辑|王珊
那只手黑壮,长在不高却横肉遍布的身体上,手臂纹满墨绿色刺青,缠绕到肩膀,手里死死攥着绿花薄纱短袖的领子。领子上,王瑞萍的五官挤在一起,被拎起来那一瞬间,她就知道,这次失策了。
王瑞萍是河南电视台公共频道《百姓调解》栏目的金牌调解员,45岁,在老郑州郊区村里长大,一头干练短发,喜欢花衣服,性子急急火火,说话不时轻轻拍一下对方,像熟识已久。
这次的调解对象陈靖,26岁,单亲,打骂长辈,砸家里东西。“乖,跟姨说说,受了啥委屈?”王瑞萍一口标准河南话对着电话,“乖”是河南话长辈对晚辈的爱称,如果当事人年纪小,她总这么开腔。
“你叫谁乖?!”电话那边,陈靖忽然调高音量翻脸:“我问你你叫谁?”
这不符合王瑞萍数年积累的调解经验。一向认为“伸手不打笑脸人”的她之前从未失手,她硬着头皮不接茬儿:“能和姨见个面吗?姨就是希望你好。”陈靖沉默许久答应。
见面之后,王瑞萍才知道,对方不是想接受调解,是想揍她。
每天,王瑞萍所在的栏目组能接到近1000件矛盾线索:村里兄弟一年多不往来,只因争门口一棵无名树;妻子踹了丈夫一脚,被一巴掌打回去,带着孩子离家出走;城市里拆迁,一家人因为谁分大房子翻了脸;高档小区家庭看似和睦,但孩子突然不愿意上学,还有父母不同意女儿婚事,逼着她做第二次人流。
但在很多观众眼里,电视里的王瑞萍“无所不能”:明明几年不说话的两家人,她能撮合在一起吃饭;母子常年争执,她能让双方落泪拥抱;一些矛盾当事人见了她,马上松口:“恁(你)来了俺就不吵了!”
今年是王瑞萍所在的《百姓调解》播出的第十年。近年来,国内电视调解类节目随着社会转型期兴盛,河南电视台有过很多调解类节目,但坚持到最后的只有《百姓调解》,收视率一直位居前五。
在栏目组,像王瑞萍这样的调解员有30多个,她接地气儿、应变能力强。被陈靖抓住领子时,她强装镇定没动,“那是交锋,如果害怕喊或者跑就完了,一下就输了!”王瑞萍的手比划着,笑得眼角折出细碎干纹,“姨有啥想不开要管你们家的事儿?就是希望你们过得好!”她逼自己和对方对视,“你真忍心对姨动手就动手吧!”
那只手最终落败松开。
(节目中的王瑞萍)
家丑不得不外扬
她从没想过那声“乖”差点让她被打。在派出所,陈靖情绪激动,不时站起来喊叫;说了会儿后,他坐下来沉默;最后,终于嚎啕大哭起来——6岁时,陈靖父亲喝农药自杀,母亲在一个月内嫁给了同村人,按村里辈份继父是陈靖的“哥”,流言汹涌,奶奶从小逼陈靖记住“你爸就是你妈害死的”。“姨呀,我从小到大没人叫过我‘乖’……”
王瑞萍才知道,电话一开始,她就无意戳中了男孩心窝子。
这是个例外,大多时候,王瑞萍的亲和力几乎战无不胜,调解成功率高达98%,成功秘诀是“看透人”。“我只需要三分钟,你说几句话,我就能知道你是啥样人。”王瑞萍瘪嘴笑,称这算“特异功能”。一个男人来找王瑞萍,调解夫妻矛盾,对方坐在对面,支支吾吾,王瑞萍问:“婆媳关系?”对方摇头。“孩子?”对方又摇头。
“行了,你出轨了吧?”
“您怎么知道?!”
出轨是最常见的夫妻矛盾之一,求助多是其中一方,但有次是女儿来的,想让母亲回归家庭。那是对儿到郑州打工的周口夫妻,女方铁了心要跟邻居一个50岁的鳏夫一起过,王瑞萍气得问:“啥真爱呀?倒贴的谁不乐意?”没想到丈夫更奇葩,表示“亲个嘴我都能接受”,仍不肯离婚。
婆媳间也永远不缺话题。王瑞萍见识过乡下给活着的婆婆敲锣烧冥纸的二婚媳妇,也见过开封一对夫妻间感情好,但在婆婆眼里“儿媳妇做什么都是错”。调查后王瑞萍才知道,双方家境悬殊,结婚时就阻力重重——那是王瑞萍最无法释怀的一起矛盾,虽然当时调解成功,但后来还是离婚了。
金钱是无法绕过的暗礁。15岁男孩有先天性心脏病,没钱救治,离婚的父母互相推卸责任,母亲一再强调“花多少钱都给治,但必须对半拿”,调解员动之以情,母亲丝毫不松口;郑州一对夫妻生了二胎,女方不满“我妈就应该给咱白看孩子?”王瑞萍给他们“定价”,男方必须每月给岳母1000块补贴。
矛盾像城市华袍上的跳蚤,装进巴掌大的单反取景器:以家庭为单元的矛盾都有一定共性,村镇乡下更多为了“争口气”,城市问题往往关乎钱。
《百姓调解》总制片人卢斌印象最深的是一起官员家庭矛盾,某位老干部丧偶后二婚,老干部病危,为了防止后妈接管遗产,几个子女把60多的老太太从病房赶了出去。“你说她能求助谁?”卢斌说,绝大多数矛盾都到不了法律底线,很多人遇到矛盾反而不爱找熟人,怕因为情感偏袒某一方;社区人民调解员效率低,而电视调解一般两天内就能解决,“当人们利益冲突到必须马上解决的时候,(电视)调解员就成了最后一根稻草,他们就会选择牺牲隐私。”
最终,栏目调解员介入,老干部的儿女和后妈签了“不争财产”协议,两个老人才得以在病房相聚。
栏目主编美娟也曾参与过调解,在她看来,传统的道德价值体系已经不适用于现在的社会发展,而新的价值道德体系还没有完全形成,必然会产生大量的矛盾。
大概10年前,互联网中兴,“就业难”与“用工荒”并存,“河南是劳务输出大省,而郑州又接纳大量省内劳务涌入。”卢斌说,节目最开始集中留守儿童妇女、空巢老人等衍生的一系列家庭矛盾。随着城市棚户区改造进行,拆迁纠纷开始多起来。公开资料显示,五年前,郑州流动人口规模达到顶峰2.5亿人次左右,房价随之膨胀,至今高端楼盘均价每平米接近4万,节目组就曾调解过一起 “儿子疯狂买房”的家庭矛盾。
王瑞萍相信,有人情的地方就会有矛盾,只是有些闹到电视上,有些隐藏房门里。一次王瑞萍在街上遇到粉丝,对方一把拉过她:“俺家之前也像节目里一样,闹得可狠!后来用你们那个办法弄好了!”
(7月31号,王瑞萍在登封塔水磨村围绕“幸福”主题做宣讲。)
取景器里做道场
七月末的郑州37度,上午10点左右,金水区万达附近小区有起亲子矛盾,摄像师拍了不到5分钟,蓝色短袖全部湿透。同行的记者郭金30出头,到节目组4年多,九成节目都和王瑞萍搭档合作,“她电视感很强,知道我们和观众要什么。”
拍了半个多小时,矛盾进入僵局,不接受调解的儿子光着膀子,穿一条大裤衩躺在卧室,门被反锁。求助者是妹妹,哥哥认为母亲的掌控欲强,干涉自己婚姻,而母亲泪眼婆娑,“你30岁我还在家起早贪黑伺候你”。王瑞萍敲了20多分钟门,对方坚持让她走。
郭金犯了难,摄像师也没办法,王瑞萍仰头看了看一楼四周,眼睛一亮:“卧室有没有窗户?”
狭长的垃圾过道里,王瑞萍找到卧室窗户,“得四目相对,让他看到我的表情。”王瑞萍隔着窗户的铁栅栏劝了十几分钟:“有啥委屈跟姐说说呀!”这是座老楼,小客厅里只靠电风扇解暑,不住擦汗的同行律师忽然抬头,卧室门开了!
(7月24日上午,王瑞萍调解一起亲子矛盾,儿子反锁着门不接受调解,王瑞萍在卧室窗户劝服对方。王一然摄)
王瑞萍擅长和当事人打成一片。“她能迅速变成那家的人。”调解员姚慧敏说,王瑞萍特色鲜明,到哪里就讲哪里的方言。当事人年纪大,她很少插话,“老人话多,要让他说完整。”听完后,她又热切拉过对方胳膊:“就把妞(我)当您女儿!”亲子矛盾里,王瑞萍也有办法:“姐知道你特别爱父母,只是他们没感觉到。”
“调解就是你要亲手把别人的心剜出来,然后接住它。”王瑞萍说。
王瑞萍学过心理学,因此平添了几分自信。“不是因为我能掐会算,是因为我学过心理学,能看透人心。”给社区调解员培训时,这是她的名言。她平时喜欢集纳各种鸡汤金句,最常用来解决夫妻矛盾的名句是:夫妻像双筷子,齐心协力才能品尝到生活的美味佳肴。对家庭的则是:母慈才子孝,你咋对爹妈孩子就咋对你!
在很多同事观众眼里,王瑞萍是最爱哭的调解员。制片人卢斌认为这“是种共情能力”,也更符合电视节目的需要。
去年10月,节目组接到寻人线索,王瑞萍跟着团队去了开封、兰考、周口等地,折腾了一个月。王瑞萍带着70多的小红母亲走到一片小树林,树林里灰雾迷蒙,老人脊背佝偻,在前面一直转圈。“画面上看不出一个母亲的无助。”王瑞萍看了看四周,对老母亲说:“是不是在这个小树林走,感觉没有出口没有方向?”对方点头,王瑞萍马上接道:“想说啥就对着树林喊吧!”
“小红!妈来找你了!”老母亲头发花白,眼缝迷离。
“小红!小红……”老人声嘶力竭,声音沙哑颤抖,王瑞萍说她心里一动,忽然流下泪来,马上走上前去:“姨,我肯定给你找小红!”一个富有冲击力的镜头马上就成了。那期节目效果影响很大,最终节目组找到了两个“小红”,还意外帮了别的寻亲家庭。
“全靠人物推着故事走,你怎么去表达是技巧。”王瑞萍说。有次调解到了瓶颈,当事人油盐不进,外面雨下得伞挡不住,王瑞萍想表现调解员的气愤和焦虑,索性一把扔掉伞,整个人瞬间在滂沱中被淹没。
记者郭金觉得王瑞萍的这种电视感“是天赋,因为毕竟在拍节目,讲故事要有节奏起伏。”有些调解员业务没问题,但连镜头都不会找。
不仅流泪,王瑞萍还经常在节目中唱歌。七年前,让她大火的《垃圾堆里的九旬老人》中,雪片像棉絮散落打脸,儿女们都不想赡养老人,晚上九点多,王瑞萍让同事打开远光灯,穿着黄棉袄,戴着绿围巾,在天寒地冻里唱了首《母亲》,高音上不去时,她马上泣不成声:“我真的都唱不下去了……”而另一次,矛盾解决后,70多岁的当事人靠着她肩膀时,她觉得老太太像个孩子,又唱起了《世上只有妈妈好》。
“做饭”也是她想出来的一个调解秘技。在很多拍摄尾声,王瑞萍都会让亲子矛盾中的孩子、夫妻矛盾中的一方下厨:一次丈夫跟妻子闹矛盾绝食,王瑞萍机警从厨房拿来馒头和大葱,给妻子使眼色,丈夫吃得狼吞虎咽,矛盾解决了,很多观众都打热线来称看王瑞萍的很多节目“看哭了”。
除了情感牌,王瑞萍也清楚,检验人心最好用的道具莫过于金钱。在一起前夫和现任丈夫争妻的矛盾中,二人都未登记,按照婚姻法规定也不符合“事实婚姻”。王瑞萍分别和两个男人说:“她现在得先看病,需要拿五万块钱。”前夫表示“要钱一分没有”,而后者则说:“倾家荡产都给治。”
王瑞萍让女方跟了后者。
(《垃圾堆里的九旬老人》视频截图)
“赌徒”
九年的电视调解,王瑞萍成了公众人物。她一上出租车,司机回头看了眼问:“最近忙不?”公益活动现场,观众跑到前面拉她:“俺家有个事儿你快去给调解调解!”小区附近买菜大妈路过,两步走上来猛地拍她肩膀:“走上俺家里吃饭去!”王瑞萍赶紧感谢拒绝,不一会儿,大妈又端着切好的西瓜下楼,挡在镜头前,“先别拍了怪热!吃两口西瓜!”
在老公眼里,她也“像个明星”,除了调解现场,还在婚礼主持、公益活动、社区调解员培训、领导干部讲课等各种场合穿梭。
老郑州人王瑞萍在郊县村里长大。母亲是赤脚医生,热心肠,她小时候跟在后面,见识各样人家;后来家里开小卖部,成了村里八卦集合点,迎来送往中家长里短,妯娌婆媳,柜台就成了王瑞萍的耳朵。也让她建立了最早判断是非的标准:村里人的口碑。
调解现场,王瑞萍也常常依据于此,“村里人评价这个媳妇可好”“丈夫死不到一个月改嫁,要被村里戳脊梁骨的”。她调解夫妻矛盾,拉着妻子的手说:“要是你好言好语,把自己打扮好,他还能不回家?再说你也得有自己的朋友圈子。”这对那些家庭中经济弱势的主妇们十分管用,一个当事人感激道:“我20多年都围着他和孩子活,没有自我了。”
王瑞萍很少怯场。大专毕业后,她想当兵未果,辗转去了做假发的美艺工厂。她刚去两个月,就和两个老员工一起挂上了大红花,“站在上面可拽!”但那之后,和她一起上班的同事就不再叫她同路。后来她辞职开了家服装店,生意红火,但一直想“认识更广的圈子”。
9年前,为了扩充调解员队伍,《百姓调解》节目组进行海选,栏目长期占据河南电视台公共频道黄金档70分钟以上,但偏公益性,调解员没薪水,每条节目只有200块稿费,交通住宿自费。即便如此,现场竞争依然激烈,初选时,她素面朝天,区别于其他报名者的正式,在模拟调解现场就拉家常,表现出亲和力。
刚进团队时,王瑞萍在一众走亲和路线的调解员中并不出众。制片人卢斌提出让她做些改变,她觉得自己个子矮,气场不够,换掉舒适的运动装,踩上高跟鞋。“穿上高跟鞋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王瑞萍画着挑眉,挺起后背,微昂着下巴。去外面讲课,休息时,她脱掉鞋光着脚,在角落客套;观众手机一聚焦,她穿回那双贴满水钻的武器,瞬间高5厘米,青色棉布旗袍上红色花朵炫目,又变回不需要看幻灯片讲课的“王老师”。
调解并非一帆风顺。第一次去现场,女当事人和一名已婚男人同居,称男人对女儿“手脚不干净”,王瑞萍没经验,被男方骂了足足三分钟,一句话没说出来,节目没录成,最后只得带着女孩去报警。
做调解员第二年,王瑞萍去武汉考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这也是节目组对调解员“优胜劣汰”的标准之一:必须在某个领域有一技之长,尤其是心理学或法律。
节目组鼓励调解员个性发展,王瑞萍是“温情牌”,有次观众发给她张调解现场抓拍的照片:她蹲下身子,仰着头看一个五六岁左右的小男孩,手臂扶着细幼身躯,皱眉噙泪。“我当时一看照片自己都感动了,看到我眼里满满的都是爱……”王瑞萍说着,眼眶又瞬间湿润起来。
但她平时也“轴得很”。几年前,王瑞萍接到诈骗电话后报警,警察得知她没被骗,态度不好,她编了短信发过去:警察同志,如果换一种口气说话也许你的工作会更开心,生活会更快乐。对方回了个“谢谢”,王瑞萍才心满意足;还有次在路上,交警口气恶劣,她打了两遍督查热线,又联系指导员要私下见对方,要帮他“意识到自己问题”。
六年前,王瑞萍成了金牌调解员,后来又评上了河南省委宣讲团青年宣讲骨干,很多机构邀请她去讲课。前几个月的一次外出授课,许多乡镇领导干部在台下,身材矮小的她毫不怯场,讲到沟通,她经验十足:“有领导习惯带纸巾,到村里擦一下人家凳子,噫!这一下恁(你)就别想好好在村里开展工作了,得和百姓融到一起!”到后来,有学员主动给她端水,甚至有人在下面喊:“小姐姐,我爱你!”
《百姓调解》支撑了频道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盈利收入。赞助商会点名王瑞萍参加活动,她能及时get到“点”,在粉丝活动上设计互动,让观众坐在赞助车商样车里,“要是西天取经有我们这台车,什么火焰山都能过去!”掌声爆发,王瑞萍说,老板一激动,给两个家庭困难的孩子捐了一万块钱。
被关注和认可不断带给王瑞萍成就感。她承认最开始做这行是为了“积累媒体圈的人脉”,但后来,讲课和主持有一定收入,聚光灯也让她越来越欲罢不能,“感觉自己就像个小太阳,会上瘾。”
(王瑞萍近照 王一然摄)
魔方
最近,有一篇与王瑞萍有关的文章在网上传播,标题是《妻子出轨怀孕,丈夫在调解员劝说下欣然接受》。那期调解节目中,妻子出轨还怀了第三者孩子,双方老人都不想闹得家庭破裂。最终,丈夫同意妻子生下孩子,并且视如己出。
这期节目在网上引起了争议。王瑞萍解释,那家的妻子对婆婆特别好,老人都希望再给她一个机会。而且她反复问过当事人意愿,都想维持这个家庭。但网络版就节选了后面那一点,她觉得她调解的没问题。
实际上,关于这档节目,一直存在不同声音:“我靠看了一期百姓调解毁三观啊!”“有些奇葩到顶点的,都怀疑是不是故意演出来坑大家玩。”
王瑞萍也关注节目评论和反馈,连抖音评论也一条条翻。“有时候一天两三个事,奇葩的我们都吓一跳,还有功夫演!”她说。
制片人卢斌承认,猎奇是节目最早几年的关注点,“一开始着重展现矛盾冲突,因为节目没有观众基础。”这也是节目最开始根植的土壤,“看闲事儿”,“其实长江以北大多有这个特点。”卢斌笑着解释,比如两个人在街上骂架,北方大多数会呼啦啦围观一大堆看看怎么回事,评评理,“但人家南方最多就看两眼。”
时间长了,节目内部也开始反思,“你已经做到了有一定关注度,接下来怎么建立平台的信任,就要真正的去解决问题。”卢斌说。
四五年前《百姓调解》开始转型,“从原来主要展示矛盾部分,变成尽量模糊个人隐私把大概事实说清楚,后三分之二就是注重你调解员到底在现场说了什么,你的观点是什么。能不能让老百姓信服。其实就是传递一种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同时把一些优良的传统道德文化,家庭相处之道,法理和情理等等融合在里面。”
为了解决问题,调解团队会在现场做议程设置。录制一期男方出轨原配求助的节目时,双方僵持不下,王瑞萍把女方叫走,让她装晕,“如果他紧张你,就试着挽回;如果他没有反应就真别过了。”
结果原配情绪激动,真的晕过去,但男方和第三者坐在一起,脸上甚至没什么表情变化。那一瞬间她就知道要“劝离”。“趁着姐在这儿,还能帮你多争取点(财产),别过了。”
那期节目同样遭到了很多观众质疑:“你怎么能劝原配离婚让小三上位!”王瑞萍觉得自己是“大女人”,按照生活经验和心理学的人心把控,她觉得女人应该聪明,“就算你当时劝和,事后男方该出轨出轨,还是不回家,痛苦的是谁?”
她说,站在道德制高点很容易,“有人被出轨过,她就恨小三。”但日子能不能过,她觉得自己从当事人双方表现就能感受出来。
观众接受不了“小三上位”,同样接受不了“劝和不劝离”。有起家暴调解,王瑞萍本想劝离,但女方一直和王瑞萍回忆丈夫“除了发脾气打我其他都可好”,调解要尊重当事人意愿,尤其是弱势一方,她最后只能改成“劝和”,让家暴男改变,回归家庭。
网友骂他“为人渣说话”。王瑞萍摇摇头:“网络版为了流量都剪坏了。”有时在现场要呆上一两天,网络版七八分钟大多展示矛盾戏剧冲突,甚至背离调解员的想挽救家庭的初衷:当事人根本不愿离婚,顾及孩子,自己也没有生存能力,只希望王瑞萍“给说好”。
求助者的动机也没那么单纯。有的夫妻推搡几下,对方称“长期被打”。曾有一个当事人谎称夫妻矛盾需要调解,但实际情况是要债,“你只能信他们两成话。”记者郭金摊手,“电话里说时都站在自己的利益方。”
基层状况远比电话里描述的复杂。有一次,调解员李亚楠到了村里,对方让她滚,她不死心,结果一条大黄狗窜出来,一口咬住她的腿;女方被婆家扣下,李亚楠跟另一个老调解员到现场,半个村人手里拿着棍子、刀等器械,砸烂了摄像机,“那个场面都懵了,她婆婆就坐在我们车引擎盖上。”
王瑞萍遇到过一个出轨的男当事人想回归家庭,求助节目组,摆脱第三者女老师。王瑞萍带着记者到了女老师家门外等待调解,结果男方进去再出来后,忽然心软不想分开,她按照之前说好的往下劝,门里迎面飞出一把菜刀,落在她小腿上,去医院缝了9针,现在还留下蜈蚣一样的疤痕。
(7月23日下午,王瑞萍受邀到高新区给社区调解员们培训讲课。王一然摄)
没有影子的“将军”
王瑞萍从没想过,被过多关注也会成为烦恼。微博私信越来越多,她不敢回,“一人一点事,我电话不成了热线了吗?” 有些粉丝知道王瑞萍家庭地址,从外地坐车等在家门口不肯走。一个女粉丝早上7点就坐在她家沙发上嚎啕大哭。在休假的王瑞萍火气腾得上来:“恁看一大早跑俺家哭啥咧?是不是有点过分!”当事人不理,坚持把自己想调解的事说完。
王瑞萍说,他们觉得调解员不是人,是天使,永远微笑、能敲开别人敲不开的门,她变得像一个垃圾桶,每个人都肆无忌惮扔垃圾进去,“直到里面满了,漫出来了他们也不觉得恶心。”
遇到难事,王瑞萍总会在朋友圈的状态前加个黄色向日葵表情,躺在床上自己和自己说话。
矛盾日积月累,摄影师也笑称“看多了有心理阴影”,有些调解员也需要心理排解师。调解员姚慧敏每次遇到赡养矛盾,声音就会不自觉提高——当事人说:“你就当我不是好人行了吧!”她反击:“你就不是人!”“你就当我没良心行了吧!”“你就没有心!”
排解师给姚慧敏疏导:就像战场上孤胆英雄的将军,会骂胆小的儿子“我没你这样的儿子”,每个人都有正义和虚伪自私两面,当你用比较高的道德底线要求自己时,看到别人展现另一面就会愤怒,其实是不想承认自己也有这一面。
电视调解员队伍不断改革丰富,里面不乏大学老师、派出所所长和工会主席。有些调解员还被借去深圳、北京等同类节目参与调解和交流。调解员李亚楠本是戏曲演员,觉得“50出头年纪尴尬,艺术养年轻不养老,也不能太早脱离社会”。但她李亚楠低估了调解现场:得精神病的妻子被关在羊圈里,穿着裙子高跟鞋的李亚楠一推门,铺天盖地人畜粪便,她扶当事人坐在轮椅上,到处都是屎,苍蝇打得脸都麻木,她跑出去吐得昏天暗地,“我从小到大都没见过有这样的地方!”
回到家,母亲和弟弟反对她再去,“你是艺术家!为什么要在那么不堪的地方处理不堪的事!”但李亚楠觉得,舞台下观众的关注和电视的力量是不一样的,“是良心那种成就感。”
但“很多人意识不到调解员的价值”,一个朋友请王瑞萍去家里,家人态度不好,王瑞萍从中午说到晚上,调解结束后,对方说:“哎呀啥调解,不就是说几句话么!”后来这种熟人找来的,她索性一概推掉,让他们打电视台热线。
王瑞萍说,在节目的调解下,80%左右的问题都能得到有效解决,也有人过了半年又打电话投诉:“我们又吵了!你们咋调解的?”“谁能一天三晌长在你们家呀!”调解员们大多无奈,王瑞萍干脆回复:“你们自己不想改变十个我也管不了!”
近年来,《百姓调解》延伸出几个节目带:《百姓315》《百姓问政》《百姓信访》。制片人卢斌对节目下一个发展目标是“制播分离”,团队可以实现全媒体传播,产生流量,实现“线下调解、心理、律师咨询一个完整专业的产业链”,让节目有自生能力。
平均下来,王瑞萍每月要在高速上奔波六七千公里。她在一次调解中伤到了腰,从医院出来时,王瑞萍在小雨里晃晃悠悠,没和任何人开口。但没过多久,高跟鞋像机关枪,依旧踩得瓷砖地“哒哒”作响,提醒她时刻振奋。只有在调解现场,10岁的女儿突然来电话,她眼底才显出一个母亲的犹豫匆忙,低声商量,“回家再说”。
短暂的疲惫状态只在采访车里见得到。调解结束回程,暮色四合,王瑞萍恹恹仰头,眼睛微微闭上,嘴角因为常年微笑,有两个不易察觉的半弧形印痕。
来源:搜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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