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敦煌

当时（1941年——1945年段文杰就读于校址在重庆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编者注）重庆集中了一批全国知名的学者、艺术家，因此我听到了一些有关敦煌的传闻。敦煌是西北甘肃省最西部的一个县，西接新疆，北临内蒙古，南连青海，东通河西。地处荒漠，气候干燥，人迹罕至，却有好几座佛教石窟，特别是敦煌莫高窟，保存有许多古代壁画和彩塑。1900年，守窟的王圆禄道士发现了一批古代的文献和经卷，后来大部分被外国人掠走。现在中国学者奔走相告，呼吁国家保护敦煌文物，又听见一些画家也相约去了敦煌，探究民族艺术传统等等。

听了这些传闻，对敦煌有了一点大概的印象，知道敦煌是一座历史名城，境内有莫高窟等一些佛教石窟。但只是一种朦胧的感觉，对莫高窟缺乏明晰的了解，尚未产生去敦煌的念头。1943年，参观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王子云一行在重庆举办的敦煌艺术及西北风俗写生画展，展览中介绍了敦煌艺术的风貌和西北人民的淳朴风情，给我留下了一定的印象。

当时还有一位知名的画家张大千，是我们四川内江人。1941年他带了一些子侄和门人长途跋涉到敦煌去实地临摹了不少敦煌壁画，1944年，他将摹品带回四川举办展览，先是在成都，后又到重庆。重庆的展出地点是在上清寺的中央图书馆，是由当时的教育部主办的。展览名称是“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我专门买了一张票去参观，大约有200幅画，都装在木头框子里，很有气魄。

在展厅中，我曾看到张大千先生和几位文化界人士在谈话，但我没有到他们跟前去，因为我被那些挂在墙上的敦煌壁画临品吸引住了。作品大多是佛像、菩萨像以及供养人像，还有佛传故事画、本生故事画和因缘故事画等，另外还有一些敦煌石窟中的藻井图案。这些作品色彩艳丽，构图饱满，线描修美，同明清以来流行的中国人物画大不相同。

看了王子云和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使我初步领略了敦煌壁画的风采。但据说敦煌莫高窟有好几百个洞，壁画和彩塑的数量极多，王子云、张大干所临摹的也只不过其中很少一部分而已，那么其他的壁画又是什么样子呢？张大千他们的壁画临本和洞窟原作之间有什么不同呢？这是引起我注意的问题。

从他们的临本和所著的描述敦煌的文章来看，敦煌无疑是一个中华民族传统造型艺术的巨大宝库。我是学习人物画的，好像也应当到敦煌去实地考察研究一番，学习一些新的方法，为我所用。后来我终于决定，从学校毕业后一定要到敦煌去一趟，向石窟艺术学习，以弥补在人物画方面的不足。

我把这些想法说给国立艺专一些同学和老师如吕凤子、潘天寿、林风眠、陈之佛等人听，他们都很支持我的想法，陈之佛先生说：“现在已有不少画家和学者到敦煌去，常书鸿、董希文、史岩、李浴、苏莹辉、乌密风、潘絜兹都在那里，你去正是时候。对敦煌艺术深入研究，学以致用，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林风眠先生也对我说：“我看过几幅敦煌早期壁画的照片，显然很古老，却很有现代感，以后有机会我也要到敦煌去看一看。你立志到敦煌去这是很正确的选择，我在国外多年研究西方绘画，觉得仍然不能把中国的优秀传统丢掉，所以始终在做中西方艺术融合的尝试。”林风眠先生学贯中西，不仅在中国的现代美术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绘画艺术中把西方绘画色彩观念、造型法则和中国线描技巧、水墨意境相结合，开创了一种独特画风，受到艺术界好评。

几位校长和老师的鼓励和支持，使我更坚定了去敦煌的信心。我就打定主意，毕业后立即到敦煌去，至少待他个一年半载，对石窟艺术做一番研究，看看能不能对自己的艺术创作有所帮助。

在毕业前夕，同学们举行了一次“艺术往何处去”的讨论会。大家纷纷发表看法，我也畅谈了自己的想法。我认为艺术应当反映现实生活，反映人民大众的意愿。在当前国难当头的状况下，不能老是画一些梅兰竹菊之类不关社会痛痒的老八股去装饰富人的客厅。赵望云、金风烈画展在重庆展览之所以引起一定的反响，就是因为他们描绘了社会生活中的真实场景，令人共鸣。在绘画的风格上，我们应当改变描摹明清古装仕女弱不禁风、软弱无力、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从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看，敦煌壁画宏伟博大，绚丽灿烂，拙朴壮丽，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我毕业后准备到敦煌去，做一番研究，看能不能找到一条艺术的出路。

当时有几位同学也表示毕业后要到敦煌去看看。这次讨论会我们还邀请了一位美学家蔡仪给我们谈了一次新艺术的问题，蔡仪的看法也是主张艺术反映现实生活，对我们去敦煌的想法表示赞同和支持。

离开学校之前，我去向校长和一些老师告辞，也谈到我去敦煌的打算，他们都很支持我的想法。潘天寿先生说搞艺术就是应该多走、多看，开阔眼界，并铺纸提笔书写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八个大字赠我留念。先生和同学的鼓励，使我更坚定了去敦煌的决心。

筹建敦煌研究院

1984年1月，中共甘肃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基础上扩大编制，增加经费，筹建敦煌研究院，进一步开展敦煌学各领域的研究工作，以适应敦煌学研究蓬勃发展的形势，它将成为目前我国唯一的研究敦煌学的研究院。省委还决定由吴坚、流萤和我为筹建敦煌研究院的负责人。当我得知这个决定后，心情是激动的，建立一个院一级的专门研究机构，是我国几代学者、艺术家和有识之士的愿望。

为什么要成立敦煌研究院，主要是为了尽快充实和壮大敦煌学各学科的研究力量，进一步改善和增加保护以及研究工作的基础设施和工作条件，加速营造和拓展与国内外学术界、艺术界交流与合作的环境与空间，有利于促进和推动敦煌学研究回归故里和在新的丰厚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走向世界。

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之前和成立以后，我曾向国家文物局局长任质斌、甘肃省委书记李子奇、省长陈光毅和省委宣传部部长吴坚同志汇报工作时都提到过成立敦煌研究院的有关设想，他们都表示理解和赞成，但没有想到省委省政府这么快就做出了决定并予以落实，这不能不说是敦煌研究事业的一大幸事。全所同志十分珍惜这个机遇，决心抓住机遇，抓紧时间，努力拼搏，奋起直追，努力创造出无愧于祖国和人民的研究业绩。

我们立即投入到筹建工作中，1984年1月27日，在省文化厅举行了第一次敦煌研究院筹备工作会议。吴坚、流萤和我都出席，省文化厅副厅长赵友贤和副所长刘鍱列席会议。列会的同志都发了言，经过讨论，在筹建工作的几个重要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

首先，大家认为甘肃省委决定成立敦煌研究院是正确的决策，是根据近年来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的新起色、新成绩和发展的势头，根据现在研究所在规模建制上、人员队伍上和研究领域上已不适应国内外敦煌学研究不断扩大、不断发展的新形势，而做出的适应国内外研究热潮，有利于促进省内外敦煌研究事业进一步发展的好决策。一定要根据省委的指示把这一项工作抓紧办好，不辜负省委省政府和国内外各方面人士对我们的厚望。

第二，由于吴坚同志主管省里宣传文化系统的工作，流萤同志重点负责宣传部的工作，牵涉面广，在筹备研究院的同时，还要顾及其他方面的工作，希望我在抓好所里各项工作的同时，主要精力要放在建院上。文化厅赵友贤副厅长、研究所副所长刘鍱同志多花些时间参与建院工作。从文化厅和研究所抽几个干部来抓具体工作。在兰州找个地方，安排几间房子，作为筹建办公室。再搞一辆车，搞设计、跑基建、找地皮、要经费、搞设备。吴坚同志讲，省政府很支持，陈光毅、侯宗宾、葛世英等省领导都很关心，筹建办公室用房问题春节后就可以落实。筹建工作要扎扎实实，不可迟缓，也不可虚张声势，要有一定速度，要又快又好地搞起来。估计筹建工作需3年时间。头一年尽快把投资、地皮、设计等解决好，年底破土动工，第二年大干一年，后年建成。再召开个大型国际学术会议，意义就更大了。筹建阶段，研究所的各项工作不能停顿，要抓好“提高研究，加强保护，改进接待”几个方面的工作，还要办好《敦煌研究》专刊，编好书籍画册。所里原定的十年规划中，有两个会议的设想，国内敦煌学术会议已在1983年开了，另一个是原定1986年召开的“国际敦煌学研讨会”，要继续按计划筹备，争取开好，扩大影响，这次会议对外可用敦煌研究院的名义。

第三，关于敦煌研究院的领导体制问题，省委提出要双重领导，争取文化部的同意，要派人去向中央、文化部汇报。文化部和省共同领导，以省为主，省里则归口到文化厅管理。成立敦煌研究院的报告，要有近期和长期规划。尽快写出来，便于文化部、省和各方面了解情况。

第四，兰州建院是为了聚集人才，扩大研究领域，对发展研究事业有好处，但敦煌是根本，是保护的重点，是研究基地。有的研究部门可以设在兰州院部，如遗书研究、刊物编辑、资料中心、人事部门。有的则只能坚守在敦煌，不能迁兰。如接待部门、保卫部门、美术研究、摄录部门、保护研究、考古研究等。有些可以两面兼有，有些工作在兰州做，有些可以到敦煌去做。设在兰州的工作岗位人员，每年也应有一定时间到敦煌考察。为了研究方便，要搞两套资料，敦煌一套，兰州一套。不光是书籍画册，还要有石窟档案记录，还要有幻灯、录像、电脑储存，要广泛收集洞窟资料和国内外研究资料。

第五，关于研究院进人的问题，把关要严，拟调人的各类业务人员，要认真考察，既要有真才实学，又要坚持四项基本标准，把德才兼备有事业心、愿意为敦煌事业吃苦出力的人调进来，决不可把搞歪风邪气的人搞进来，宁缺毋滥，进人要集体讨论。人员编制最后达到300人，将来报请省里批。除新增人员外，对原有的人员也要进行培训，以适应新的形势。尽快制定出一个研究院的机构岗位设置和人员编制方案，提供研究决定。最后一致同意，根据工作进展情况，随时召开筹备组会议研究问题。

回到所里后，我又立即召开了所务会议，参加者有所里的几位领导，还有各部室的负责同志，对建院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讨论和研究，确定了参加筹建处的工作人员。并拟定了《敦煌研究院人员编制草案》和《敦煌研究院兰州院部基建初步预算》等需尽快报批的文件。还对拟将设置的各类行政部门和业务部门的工作内容、任务和职责，进行了划分。如石窟保护研究所，该所主要任务是：研究壁画、彩塑病害治理和自然环境保护，石窟窟体的加固及石窟档案工作。美术研究所，主要任务：从事敦煌壁画、彩塑的临摹及石窟艺术理论和艺术史的研究。历史考古研究所，主要任务：进行石窟考古和敦煌史地研究。遗书研究所，主要任务：对散失在国内外的4万多件敦煌遗书的缩微胶片副本进行整理研究，并保存和管理院藏700余件敦煌遗书。音乐舞蹈研究室，主要任务：对敦煌石窟艺术中的音乐舞蹈资料进行研究。学术委员会，主要任务：组织研究院的各项学术活动，并从事对院外和国外的学术联系。资料中心，又分采编、参考、阅览、翻译等室，主要任务：为本院研究人员提供资料情报服务，收集整理与敦煌学有关的图书资料，编集整理敦煌学论著目录索引，翻译国外与敦煌有关的文章，并收藏院藏专业图书报刊等。摄录部，主要任务：摄录洞窟绘画、彩塑，建立彩塑、壁画档案，并制作录像资料。编辑部，主要任务：编辑本院学术论著、资料、画册，并负责本院学术刊物《敦煌研究》的编辑出版事宜。接待部，主要任务：负责接待国内外专家、学者和游客，管理导游并负责讲解石窟艺术；配备中、日、英、法等语种讲解人员。

要尽快调集和培养中青年研究人员，五年内全院职工人数达到300人。除接待部外，其他各部门科研人员不得少于80％。需及时制定全院和各所、各部门、各处室的工作规划。

我们还制定了全院近期、长期的研究工作规划。简述则是这样的：

一、近期：从现在起至建国40周年纪念（1984一1989年)。

编撰敦煌石窟全集；编撰敦煌石窟专集；敦煌遗书资料整理和研究；敦煌石窟专题研究；敦煌艺术推陈出新研究；举办国际性敦煌学术讨论会。

二、远期：自1990年以后。

编撰敦煌石窟全集；编撰敦煌石窟专集；逐步将《敦煌研究》发展为全国性学刊；开展中外石窟艺术比较；敦煌遗书分类、综合和深层研究；敦煌艺术推陈出新；出版国内外敦煌遗书和敦煌艺术文集；积极开展敦煌学研究国际交流。

三，敦煌石窟保护研究

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治理文物病害，确保文物安全；开展国际科学保护文物经验交流和技术合作。

来源丨 摘自《敦煌是我生命的全部》